引论

上海商界——民国灾荒救济中心的支柱

我国疆域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自古是个多灾国家。民国时期，水、旱、蝗、风、雹、疫、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频发，而且因政局动荡、政权频更，战争连绵，土匪肆虐，天灾人祸相乘，使灾荒更为惨烈，危害更为深重。据夏明方研究，从1912年到1948年，全国各地（不包括今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6698县次发生一种或数种灾害，年均451县次，按民国时期县级行政区划最高数（1920年有2108县，1947年有2246县）计算，每年有约1/4的国土笼罩在各种自然灾害的阴霾之下，而其极值年份如1928、1929年，竟高达1029县和1051县，几乎占全国县数之半。如果将每年每省有10万以上灾民的灾害计为1次来统计，总计有235省次，灾民总数达85213万人，年均6.35省次、2303万人。灾害造成的各种损失无以计数，仅就各种农作物损失而言。1934年苏、浙、皖、湘、鄂、赣、冀、鲁、豫、晋、陕11省的旱灾损失就达135715万元，1931年的江淮大水损失达220000万元。如果将死亡万人以上的灾害列为巨灾，则民国时期发生这样的巨灾75次，其中10万人以上18次，50万人以上7次，100万人以上4次，1000万人以上1次。所以，民国时期是无岁无灾，无灾不重，救灾成了民国时期常态性的、攸关民众生命财产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

近代以前，中国历届政府在灾荒救济中起着主要作用。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国力的衰弱，政府财政日显拮据，官方对于灾赈越来越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随着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新兴社会力量的逐渐壮大，民间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日益彰显，晚清义赈的兴起，就充分显示了“民间”在灾荒救济中的力量与重要作用。晚清时期，正是中国救灾主体由“官方”为主向官、民二元主体转化的时期。到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因政权更替频繁，军阀混战不已，军政费用浩繁，政府财政拮据达于极点，官方越来越依赖于民间救灾。每遇各种灾荒，各级官厅总是函电纷驰“为民请命”，乞赈于绅商团体，而推卸自身的救灾主体责任。当时《申报》就评论说：救灾之举，“官厅之责繁重而无可辞。盖筹办荒政头绪万端，款项之如何筹措，发放之如何符实，一切善后之程序如何能缓急适宜，不偏枯、不敷衍，皆赖官厅扼要提挈，通盘筹划。……然而今日之官厅，每于大灾起后，或开一会议乞助于地方团体，或发一急电求援于慈善团体，此外则绝鲜表示”。此说虽然略带感情色彩，说北洋时期各级官厅每遇灾荒，对于救灾“绝鲜”表示，未免有些为“过”，但还基本上符合事实。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学习借鉴了西方模式，逐渐建立健全了新型赈灾制度，加强了政府对灾赈工作的“扼要提挈、通盘筹划”，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有所加强，但民间社会力量依然在灾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都市，上海在民国灾荒救济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民国时期全国灾荒救济中心。这可以从几方面略予以说明。

第一，上海是民国时期赈灾机构集聚中心，既是常态性全国重要赈灾机构所在地，也是临时性全国重要赈灾组织常设地。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慈善救护组织，1904年由沈敦和、施子英等创办于上海。虽然辛亥革命后的红十字会首次全国会员大会议决总会迁北京，但同时议决设常议会及总办事处于上海，而且一切会务由总办事处办理。在随后的红十字会实际运行中，常议会对红十字会各重要事件做出决策，行使立法权，“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担当了全局性的几乎全部的具体行政事务，而总会则处于象征性的位置”，会长为完全之名誉职。红十字会实际创办人沈敦和作为副会长兼常议会议长、总办事处主任率总办处驻上海，成为红十字会会务实际负责人。1922年修订的红十字会章程仍明确规定：以北京总会专任外交及对于政府交接事宜，以上海总办事处专任一切会务。尽管北京政府几次欲取消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并拟将红十字会常议会移驻北京，但上海方面沈敦和、盛竹书等都以总办事处和常议会在红十字会会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据理力争，红会总办事处和常议会始终设于上海，上海一直是红十字会的决策中心、会务组织中心和款项募集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红十字会北平总会降为分会，以上海总办事处为总会，实现了常议会、总会和总办事处同驻上海。

1916年创设于上海的中国济生会，是民国时期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全国性慈善机构之一。该会的慈善范围极其广泛，有施医赠药、发粟授衣、给棺助殓等普通慈善事业，有水旱灾害及意外被难灾民赈济的临时性慈善事业，有设立贫民学校、露天学校、夜校等以施行义务教育的教育慈善事业，有通过以工代赈办理矿业、工厂、垦荒、浚河、森林、畜牧等凡是能维护贫民生计、振兴地方实业、增进国家收入的实业慈善事业。该会章程规定设总会于上海，在各省重要城镇设立分会，至20年代末，济生会已在全国建立20余处分会。《申报》评其慈善救济业绩及影响说：“本埠中国济生会创立以来已十三寒暑矣，于创办重要善举，如各省水旱、兵匪等灾，十余年来，急赈、工赈以及冬春各赈、粥厂、难民及幼孩收容所等等，……凡种种有益社会者，无不竭力进行，故历年以来，海上慈善同志闻风加入，为东南名誉素著之慈善机关。”

1920年在华北旱灾救济中成立的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救灾防灾组织。上海华洋义赈会的成立早于总会和其他各处分会，它的成立使此前每遇灾荒而设立的临时性华洋义赈机构，从此成为永久性慈善救济团体。总会成立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一度成为其分会之一，但因其所处特殊区位和经济实力，一直独立从事慈善救济活动，1928年正式声明脱离总会。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不但自身积极参与全国各种灾荒救济，而且在资金上支持和补助其他省市华洋义赈会和慈善救济团体，形成一个独立于总会的救灾网络。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也动议从北京南迁。1937年4月，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正式迁址上海。

1927年4月由王一亭、王晓籁、顾馨一等发起成立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既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慈善团体，也是慈善救济界的联合与协调机构，是上海慈善网络的中心。该会成立时就包括了上海慈善团、中国济生会、仁济善堂、闸北慈善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联义善会、普善山庄、同仁辅元堂等30余个上海重要慈善团体，加入团体最多时达41个。上海慈联会不但从事上海各种常态慈善事业，于全国各种救灾事业，也“无不踊跃从事”。1936年12月又专门成立了“以办理灾区救济事宜为宗旨”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也称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灾会），在灾荒赈济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渊源于清同治初年“文明局”的上海仁济善堂，是近代最著名的慈善团体之一，所从事慈善事业包括施衣给米、施医给药、恤嫠赡老、义塾义冢、施材掩埋及全国各种灾荒救济，也是民国时期全国灾荒救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仁济善堂对于全国灾荒救济的作用和影响，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赈灾活动，更在于它是民国时期临时设立的诸多全国性赈灾机关所在地。这里仅举二三十年代若干例：1921年夏秋，江、浙、皖、鲁等多省大水为灾，上海成立了江浙皖水灾义赈会，兼募山东水灾赈款，假仁济善堂为会所；1931年江淮水灾发生后，上海各界发起成立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也以仁济善堂为会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各慈善公益团体于1月30日发起成立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又以仁济善堂为会址；1932年8月23日，上海9大慈善救济团体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世界红卍会、辛未救济会、中国道德总会、联义善会、惠生慈善社、普善山庄联合成立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也以仁济善堂为会所；一个多月后，为救济鄂豫皖战区灾民，上海各慈善团体成立上海筹募豫皖鄂灾区临时义赈会，也以仁济善堂为会址；1933年8月，黄河因暴雨成灾，多处决口，上海各慈善团体又发起成立上海筹募赈济黄河水灾急赈联合会，也以仁济善堂为会所；1934年甲戌大旱发生后，上海各界又成立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也以仁济善堂为会所；1935年入夏以后，长江、黄河流域连续发生水灾，上海各界成立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又以仁济善堂为会址。

不仅如此，仁济善堂还是国民政府赈灾机构或其驻沪总办事处所在地。1928年4月，国民政府为赈济山东、直隶战区灾民成立了直鲁赈灾委员会，同年7月更名河北山东赈灾委员会，两会的总事务处就直接设在了仁济善堂；1928年11月底，国民政府为赈济豫陕甘旱灾成立了豫陕甘赈灾委员会，并于次年1月初在仁济善堂设立了驻沪总办事处。一个月后，国民政府为赈济晋冀察绥旱荒、寒灾，又在北平成立了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也于次年1月初在仁济善堂成立了驻沪办事处；1929年3月，国民政府合并河北山东赈灾委员会、豫陕甘赈灾委员会、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等机构，成立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仍在上海仁济善堂设立了驻沪办事处。

所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仁济善堂，不但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所在地，是上海慈善界的联络中心、善务筹商中心，也是官方、民间筹赈全国灾荒的赈灾机关“合署”办公处所，成了筹赈全国灾荒的大本营。

以上仅是民国时期部分常设于上海的全国性重要赈灾机构，至于民国时期设于上海的临时性全国赈灾机构，不胜枚举，仅从上述列举设于仁济善堂的赈灾机构就已可见一斑，这里不再作更多举证。此外还有设于上海、面向全国某省地市县的无以计数的临时赈灾机构。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的感知是：只要全国各地发生灾荒，上海都会成立相应的救灾团体。通常情况是，一旦发生跨多个省区的灾荒，上海会设立面向整个灾区的救灾组织，同时会成立一个或多个面向某省的救灾团体，又会成立多个面向该省相关市县的救灾团体。如灾荒限于一省或仅及若干县，上海也会成立面向该省及相关受灾县的赈灾机构。以1931年水灾救济中的江苏为例，上海不但在仁济善堂成立了面向各省灾区的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还同在仁济善堂成立了面向苏省的江苏水灾义赈会，同时还设立了面向地市（级）的江宁六县旅沪水灾协赈会、江淮旅沪同乡会水灾急赈会，及面向受灾县的六合水灾救济委员会、高邮水灾急赈会、溧阳水灾义赈会等。

第二，上海是赈款筹募中心。赈灾以筹款为第一要务，筹赈实质上就是筹款。民国时期，全国重要的慈善救灾团体、国民政府赈灾机构或其总办事处、全国性临时赈灾机关以及面向各省市县的临时性赈灾团体，之所以纷纷设于上海，主要是因为上海是赈款筹募中心，具有超强的筹赈能力。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筹募赈款中，上海一捐成千上万元的个人，一募上万、几十万元的工商团体、公司行号，已屡见不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为助赈一捐几万、十几万元，一募几十万、上百万元，也已成为常态。1915年珠江流域水灾发生后，上海洋药公所助赈2万元，赣籍盐商周扶九捐银7000元，个人助赈2000银元以上的为数甚多。1920年9月16日，上海华洋义赈会召开直鲁豫旱灾紧急筹赈会，傅筱庵提议与会各董先行筹垫赈款以采办米粮，并首先借垫10万元，与会者纷纷认垫，会上即筹50万元。1921年3月，为筹华北旱灾春赈，上海华洋义赈会举行联合急募赈款大会，3月11日大会开幕当天，就筹赈款72万元！《申报》因此评论说：“联合急募赈款大会一呼而集七十余万，沪人之急公好义、踊跃捐输亦可以概见矣！”1922年浙江壬戌水灾发生后，华洋义赈会北京总会发起浙灾急募赈款大会，以总统黎元洪为会长，以12月一个月为期举行大募集，后推迟至次年2月15日才结束，募集赈款46341.56元。上海华洋义赈会也从12月1日始进行为期一月的“浙灾征募大会”，截至1923年1月6日，募得赈款581000元，是北京总会2个多月募款数的10倍多。在1931年水灾赈济中，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总计募集赈款达260余万元，其中银行业、钱庄业、信托公司捐赈106万元，煤炭商韩芸根捐裁兵公债10万元，纱业巨商吴瑞元捐银元4万元。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吴瑞元一次助救国捐统一公债达15万元。

第三，上海也是赈灾物资筹集和输运中心。赈灾物资范围极其广泛，但面向灾民的赈济物资主要是衣食所需的衣被尤其是棉衣、棉裤等服用品，米麦、面粉、饼干等食用品，以及痢疾散（片、丸）、人丹（圣宝丹）、霍乱散、时疫水、臭药水、痧药水等之类的防疫药品。这些物品中，衣服、被子之类有很大部分来自捐助，而主要捐自城市居民。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又是受西方慈善思想文化影响最深的城市，所以每遇灾荒，各大慈善赈灾机构都能征募到为数甚巨、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旧衣被。施赈的赈米主要采办自越南、泰国、缅甸、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及国内芜湖等地，经上海再输运各灾区。如因1934年旱灾，像江西这样盛产大米并常年大量出口的传统产米区“反恃洋米救灾”，所以上海各赈灾机构在筹赈中，纷纷向东南亚订购洋米，仅甲戌全浙救灾会就向南洋暹罗、爪哇等地采办洋米10万石，“分批运沪转运内地办理冬赈”。据米业公会1935年1月的调查，上海采办的洋米，已到埠者150400吨，已起运在途的53700吨，已订定未装运的还有345300吨，总额达549400吨。其中相当大部分应该是赈灾机构所购的赈米。仅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运江西的第一批赈米就达金额8万元，“运赣北灾重各地散发”。其他主要赈济物品，主要由沪上相关企业捐助或赈灾团体从上海采购。民国时期，历次筹赈中的面粉主要筹自（包括企业捐助或采购）上海福新、茂新、华兴、阜丰、申大等面粉厂，饼干主要筹自上海泰丰食品公司（泰丰罐头饼干公司）等企业，防疫药品则主要筹自上海五洲大药房、中法大药房、中西药房、中英药房、新亚制药厂等。在1931年水灾赈济中，仅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就筹募到捐助衣裤94156件，面粉12904包，饼干75740磅，棉被1800余条；并用赈款购置棉衣82000余套，赈米5000包，面粉20000余包，输运全国各灾区散放。

所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刊舆论常有这样的评论：“我国每值灾荒，无不以上海为筹赈之要区”；“比年来吾国各省何岁无灾，有灾必须筹赈，筹赈必首及上海，盖以上海为通商大埠，慈善家多而集款较易也”；“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物力雄厚，而好善之士又多荟萃海滨，故凡南北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兵戈疫疠，则上海慈善之士必出其雄才大略，筹款救济，故中国言慈善者，必以上海为中心也。”

上海何以成为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中心？原因很多，比如，上海特有的行政格局与治理体系；作为近代最早开放的国际都市，受西方慈善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深；等等。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上述评论已道及的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物力雄厚，而好善之士又多荟萃海滨”。

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崛起并持续超常发展，1900年其人口已超过百万，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突破300万，1948年突破500万，是中国特大都市。它是中国的外贸中心，抗日战争前，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80%以上，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一半以上；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额占全国75%。它是中国的金融中心，1930年代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的80%，中国几乎所有主要银行的总部都设于上海。它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是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地方，1933年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1948年的工厂数、工人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它是中国的航运中心，1931年上海港进出轮船吨位达3797万吨，仅次于纽约、伦敦、神户、洛杉矶、汉堡、大阪，居世界第7位；中国及外商重要的轮船公司几乎都设于上海，1947年上海的轮船总吨位占全国总吨位的75%。它也是中国文化产业中心，全国重要的出版公司、报刊、电影公司、剧社剧场、游艺娱乐公司主要集中在上海。这些使上海成为民国时期商人（是工商、金融、交通运输、文化出版、公共事业等各业经营者的统称）队伍最庞大、实力最雄厚之地，成为社会财富最集中之地，这是上海成为民国时期灾荒救济中心的社会经济基础。

早在1919年就有评论指出：沪上为慈善渊薮，“试问各省水旱偏灾，何一年不在上海募捐？而募捐办赈之人，又皆不出于沈（沈敦和，引者注）朱（朱葆三，引者注）诸公”。

的确，民国时期的上海，涌现出一批像沈敦和、朱葆三这样的“诸公”，他们是商界巨子，又是慈善救济领袖人物。

沈敦和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并任副会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10余年，主持红会“集三万会员，劝二兆善款，国内国外天灾人祸，无役不从”。自1912年起至1920年去世为止，他还曾任中华全国义赈会董事、中国妇孺救济总会董事、安徽义赈会干事部长、湖北义赈会会长。朱葆三创办上海华洋义赈会并一直任华会长，其他慈善救济机关若堂、若局、若医院、若学校、若山庄、若公会公所、若筹赈会协赈会，或为其手创，或他人所主办，必推其董理其事。仅1920年前后，他就曾任上海仁济善堂总董、中国妇孺救济总会会长、位中善堂总董、中华慈善团合办筹赈处干事长、湖北义赈会副会长、浙东温黄风灾义赈会干事长、江浙皖水灾义赈会会长、湖南急赈会干事主任、中国协剂日灾义赈会会长、上海协济湖北水旱灾义赈会会长等，是闻名中外的大慈善家，“受其惠者无虑千万数”。王一亭“一生从事慈善事业，诸凡救灾恤贫，社会公益事宜，靡不参预，数十年如一日”。其先后创办（包括参与创办）或主持的慈善救济团体达百余个。仅南京政府前10年间，他一直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委员长）、仁济善堂总董（委员长）、中国济生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常议会议长，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会长、联义善会会长、普山庄总董，并先后任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常驻常委、辛未救济会副董事长、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东北难民联合会副董事长、上海筹募豫皖鄂灾区临时义赈会副委员长、上海筹募赈济黄河水灾急赈联合会副委员长、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副会长、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副会长、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副委员长、上海慈善团体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委员长等，并任国民政府直鲁赈灾委员会、河北山东赈灾委员会、豫陕甘赈灾委员会、晋冀察绥赈灾委员、国民政府赈灾（赈务）委员会驻沪办事处主任等职。许世英称其经手捐募的赈款赈品达一万万元，是救济事业支柱人物。秦润卿抱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宗旨，仅“以每月薪资收入，作为家庭开支，而将年终所得红利，悉数充为各项捐款，不留锱铢”。一生“创立和资助多项慈善公益事业，仁风所至，受其泽者何可胜数。举凡办学校、创实业、兴医院、恤孤贫，糜不竭力以赴”。他还曾任中国济生会董事、上海华洋义赈会董事、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常委、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理事、上海筹募黔灾义赈会常务理事等职，对于全国灾荒救济也是无役不从。王晓籁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执行委员兼总务科主任、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常务委员、上海救济东北难民游艺大会会长、上海各慈善团体筹募黄河水灾急赈联合会常务委员、甲戌全浙救灾会副主席、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常务委员、上海筹募黔灾义赈会副会长、国民政府赈委会常务委员等，于各项水旱兵疫灾荒赈济均竭力以赴。宋汉章曾任宁绍义赈会、京直奉水灾义赈会、中国义赈会、中国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多个慈善赈灾团体董事，并从1926年始一直任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对于全国灾荒救济也不遗余力。虞洽卿“热心公益、慈善为怀”，曾任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会长、宁绍义赈会会长、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执行委员兼副会长、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常驻常委、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上海民食调节协会及上海平粜委员会主席等，于水旱灾害、特别是抗战爆发后的难民救济也多有贡献。徐乾麟手创多个慈善、赈灾团体，曾任中国妇孺救济总会总干事、中国济生会副会长、河南义赈会会长、中华慈善团合办筹赈处副干事长、中国道德总会会长、甲戌全浙救灾会常委等，生前有媒体评其“对慈善事业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观念”，“一生精力贡献于慈善公益事业”。陈润夫曾任中国济生会会长、仁济善堂总董、复善堂总董、中国红十字总会议董、佛教公会会长等，一生从事善举及赈务数十年，“凡属各地灾区赈济，尤为尽力捐助，活人无算，造福人群，实无限量”。陆伯鸿手创新普育堂，并曾任中华公教进行会总会长、上海华洋义赈会董事、上海慈善团联合救灾会常委兼河南旱灾查放主任等职，“办理各种慈善事业达数十年”，被称为“慈善界领袖”。盛竹书热心慈善救济事业，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副议长、董事，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副会长、江浙皖水灾义赈会董事、中国济生会董事、湖北水旱灾义赈会会长、中国救济妇孺总会董事等，奔赴于各种灾荒赈济。杜月笙也是“乐善好施，盛名久着”，曾任上海筹募江西急赈会主席、江苏水灾义赈会常委、浦东风灾救济会委员长、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常务理事、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副会长等职，“对于各省灾赈，无不竭力担任劝募并慷慨捐输”。其他如施子英、李平书、聂云台、钱新之、席立功、刘鸿生、闻兰亭、傅筱庵、穆藕初、荣宗敬、史量才、徐静仁、杨信之、陈炳谦、沈联芳、姚慕莲、袁履登、秦砚畦、严味莲、顾馨一、姚紫若、朱吟江、叶鸿英、赵晋卿、张兰坪、蒉延芳、叶惠钧、陆维镛，冯仰山、张啸林、韩芸根、邱渭卿、徐懋棠、顾吉生、吴瑞元，等等，或创办赈灾机关，或主持灾赈团体，或认募巨款，或捐款捐物，或查灾放赈，都在民国灾荒救济中起了积极作用。如果说上海商界是支撑上海灾荒救济中心的主要力量，那么这些商界巨子则是其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