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林语堂和他的“后台朋友”》：心中的辜鸿铭
林语堂说，人生一定要有几个“后台朋友”。
心灵相通，灵魂相似，始于志趣，合于性情，忠于人品！
林语堂的后台朋友既有密友胡适、鲁迅，还有知己郁达夫、钱穆等人。他们是那一代的中国文人代表。
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既有魏晋士人的风韵，亦有陶潜、苏东坡的豁达。有出世的精神，又有入世的胸襟。有中国人文精神的坚韧顽强、不屈，亦有中国文人的担当。
提起辜鸿铭，多数中国人对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狂怪”“保守”“有恶癖”和“非常滑稽可笑”，因为辜鸿铭这个人确实与众不同得可以。有一事例很能说明在人们包括在知识分子心目中，辜鸿铭处于怎样的位置：辜鸿铭于1928年去世，在回忆文章中人们多将他写成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角色。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这一形象：头戴瓜皮小帽，脑后留着一条又白又小又细的辫子，一件满是油渍、鼻涕的长袍光可鉴人。直到今天，许多人对辜鸿铭仍无多少好感，评价也不是太高。如施建伟一面说，“不管你如何厌恶或嘲笑辜鸿铭的狂和怪，都不能无视他的贡献”；一面又说，“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辜氏不仅过大于功，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帮了倒忙”。其理由是辜鸿铭复古守旧、绝对尊儒和盲目排外的立场错了。（参见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而林语堂对辜鸿铭的态度却大为不同，曾直言辜鸿铭是“一位相当伟大的怪杰”（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林语堂《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他不仅没有厌恶之情反而对辜鸿铭心怀钦敬，在行文中常常流露出爱慕倾倒之意，活脱脱勾画出一个非常可爱的老辜形象。
辜鸿铭是林语堂的同乡，他们都是福建人，一个是同安，一个是漳州，地理方位的相近肯定给林语堂平添了对辜鸿铭的一些亲近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开始接触辜氏的文章和著作，曾受到强烈的感染。尤其是辜鸿铭与陈友仁那场著名的笔战，深深打动过林语堂，此时，辜氏的见解、个性、锐气尤其是无与伦比的英文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6年，林语堂在北京的中山公园第一次见到辜鸿铭，但由于自己胆怯于辜氏巨大的声名和极怪异的脾气，没能上前向他请教，于是失之交臂。后来回忆起来，林语堂还大有惋惜之意。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亲眼所见更拉近了林语堂与辜鸿铭的感情，于是在林语堂的心目中留下了怎样也挥之不去的辜鸿铭印象：薄薄的头发，如一个倒运的太监在散步，却有一颗孤独骄傲的心。难怪在《京华烟云》里林语堂有辜鸿铭公园放谈一节之描写。到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创办刊物，专门出版了“辜鸿铭特辑”来介绍辜鸿铭，并倡导说，辜鸿铭大有好好研究之必要。林语堂还亲手写过研究辜鸿铭的文章多篇，表达了自己对辜氏的独特理解及其感情的亲近。有研究者称：“林语堂受辜鸿铭影响甚大。……无论他怎样臧否辜鸿铭，在骨子里，他都是深深喜欢这位福建同乡的。”（黄兴涛《名人笔下的辜鸿铭——辜鸿铭笔下的名人》）这确实堪称的论。试想，辜鸿铭比林语堂大将近40岁，二人又从没有机会面谈，加之家庭出身、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人生经历及性情好恶的巨大差异，一般说来，他们很难被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林语堂却对辜鸿铭“念念不忘”、“情有独钟”，如果没有内里的血脉关联和灵魂感应，那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我认为，辜鸿铭之于林语堂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在式人物”，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在楷模”，他在林语堂的文化选择、审美趣味和心灵感召等方面都具有示范的作用。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激烈的反传统面前，林语堂这位外国留学生竟然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与他数十年在国外生活和对西方文化弊端的清醒认识有关，也与辜鸿铭的文化选择有关。至少我们不能否认，辜鸿铭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狂热崇拜给林语堂带来了启示作用。像辜鸿铭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思想家，他在国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回国后何以能如此执着地反对西方文化而崇拜中国传统文化呢？至少可以这样说，有了辜鸿铭，林语堂就多了一个参照系，所以他就不至于盲目地走向“欧化派”，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此基础上，林语堂确立了这样的价值理念：辜鸿铭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是成功的，他在外国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很高的威望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林语堂认为自己应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走下去，以便让外国人更多地也是更真实地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精神。当看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如此无知，当看到中国人难以较好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当赛珍珠邀请林语堂向美国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那两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在国外产生地震般的轰动时，林语堂更加坚信“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是一条坦途，它将是光辉灿烂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林语堂对孔子的重新解读，对孔子及其思想人格的喜爱，肯定与辜鸿铭的孔子观不无关系。林语堂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在清华大学教授英文，又留学英美等国多年，他的英文非常精妙，曾令地道的美国人都自愧弗如，蔡元培对他的英文也赞不绝口，有人认为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少有英文能超过林语堂者。据林海音回忆，“梁实秋教授生前有一次闲聊到英文时，曾说过叶公超先生对梁说，他认为在中国有两位英文最棒的人，那便一是蒋宋美龄夫人，另一位即是林语堂博士。”（林海音《崇敬的心情永无止境》）而林语堂又是怎样看辜鸿铭的英文的呢？他说，辜氏“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论语译文·序》）。“又有一位相当伟大的怪杰，便是辜汤生（鸿铭）。中国英文作家，到如今无出其右者”（《记蔡孑民先生》）。还有，林语堂非常佩服辜鸿铭对《中庸》一章的翻译，称其“聪明绝妙”，所以，他在谈孔子智慧时，搬用了辜氏译文，没有重新译出。看来，精妙的英文也是林语堂喜爱辜鸿铭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辜鸿铭的才智见识，林语堂最为佩服，他说：“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这就超出了对辜氏的一般泛泛而论。林语堂认为辜鸿铭用孔子的话解释真基督徒时最有说明力，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德国人，是商人、传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个伪善者，一个下流人，一个非利士人，一个邪教徒，一个亚玛力人，一个野蛮人，一只野兽。”林语堂长期以来苦于基督教的信仰危机，辜氏此言对于他后来重新信仰基督教，恐怕不无影响。还有对“仁”、“义”、“礼”的真义，林语堂认为辜氏理解得最好，翻译得也“真正是天启”。在此，林语堂对辜鸿铭的见识佩服得五体投地。林语堂还非常推崇辜鸿铭的“怪论”和好做“惊人语”，认为这是他“思想议论”“超人一等”的地方。比如，林语堂饶有兴味地谈论辜氏的奇谈怪论及其反语，别人赞同者他反对，别人反对者他又赞同，在这一思维方式上近乎老庄。辜氏说democracy是“德谟疯狂”，而妾则为“立”之“女”，前者反映了他对democracy的批评态度，后者表明他对妾的肯定与赞赏态度。其实，林语堂也是一个注重“识见”的人，尤其好做“惊人语”，喜欢用逆向的思维方法。所以，关于谈话、幽默、吸烟、卧床、闲适、小品文、赌博等，林语堂都有妙论，也常常语惊四座。这些看似荒唐的意见，其实内含着远见卓识。如果不是对世界、人生和生命有真感悟，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的。如他说：“人生七十岁，躺床三十五。”“幽默是人的心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善用其闲，人类文化可发达。”“好文章往往都是心手俱闲的产物。”“禁赌是不了解人生的表现。”这些看似有悖常论，但其中有真义在焉！如果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就容易理解林语堂在卓识和奇思妙想思维方式上与辜鸿铭的相似、相同处，也可以理解他们二人何以有内在的沟通性。林语堂还表示，辜鸿铭是一块“硬肉”，是一个“充满硬毛的豪猪”，软弱的胃是没有办法消化他的。林语堂又说，他自己的胃可以消化任何东西，除了橡皮。从这里也可明白他二人的趣味相投。林语堂能消化辜鸿铭，但很多人却不能，这也是当今研究界不能消化林语堂这块“硬肉”的原因。
对辜鸿铭的狂怪和骄傲及其铮铮人格，林语堂也是非常欣赏的。他在《有不为斋随笔·辜鸿铭》里说：“呜呼，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这一段抒情文字，完全发之胸腔，来自肺腑，表明了林语堂对辜氏的深刻理解。在林语堂看来，狂怪和傲世有时是胸中有不平和正直率意的表示，而唯唯诺诺和仰人鼻息倒是最可恨的。其实，从辜鸿铭也可以反观林语堂，林语堂一面是谦谦君子，远无辜氏之“狂”、之“怪”、之“傲”，但另一面林语堂也称得上是一个“狂傲”之人，至少他喜爱辜鸿铭这样的“狂傲”之士，这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在这里，研究林语堂又是与辜鸿铭不可分割的。林语堂的“狂傲”一是表现在他的自信、自我褒扬上。最著名的是他那篇《一捆矛盾》，自我评价虽不失于真实性，但那种“自以为是”的口气带着一种“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神采。他说：“他（林语堂自称——笔者注）主张悠游岁月，却认为全中国除了蒋先生和蒋夫人，就数他最劳碌。”“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皆然。”“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该灭亡了。”林语堂还说，他愿意放下工作尽情休息，一睡就是48小时，“袁世凯蒋介石来也不见”。据女儿回忆，林语堂每次散步回来都要洗脚，并且有这样的宏论：“我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洁的啊！有谁的脚像我一样清洁呢？罗斯福总统？希特勒？墨索里尼？没有人能和我比较。我不以为他们能像我一样一天要洗三四次。”（林太乙《父亲（一）》）由此可见，林语堂有多大的气魄和多么清高！“骂词”在林语堂文章中也是常有的，他常常骂那些奴才和道学家是“畜生”、“他妈的”、“啖饭遗矢之辈”，真有点鲁迅所说的敢笑、敢哭、敢骂、敢打。林语堂还写过《论骂人之难》和《狂论》，很能说明他的狂傲观。他说：“就是学者并不一定不骂人，到了他感觉其骂人之必要时，却也大言不惭地一样的泼皮骨相显露出来。”“我尊狂，尊狂即所以尊孔。”“尊狂者为孔子所思念。”更有趣的是林语堂思路及其思想的“狂”，如他写下这样的题目：《假定我是土匪》《论踢屁股》《个人的梦》和《月亮和臭虫》。此种幽默中同时也包含了不受约制的自由和狂妄精神。如果结合辜鸿铭的狂怪孤傲解读，这一点尤其明显。另外，香港董桥的狂放自由精神受林语堂的影响很大，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还有，对辜鸿铭这样的清代遗老那种从容不迫、雍容自若、慢条斯理、抑扬顿挫的大家气度和醇熟之美，林语堂也是非常赞赏和喜不自禁的。这与林语堂的性情、气质、文风等也是互为表里的。
当然，林语堂与辜鸿铭在许多方面又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林语堂性情温和，内心平静，不似辜鸿铭那样暴怒与愤激。又如，林语堂比较平正，不似辜鸿铭有那么多变态癖好。虽然林语堂也有爱脚癖，自言世上再也找不到比自己更好的脚，所以每天要洗三四次脚，但他远没有辜鸿铭那样喜欢嗅女人的小脚，而且越是臭味难闻他越是津津乐道，并且也正是在此时他灵感泉涌，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再如，林语堂嗜抽烟成癖，但他不像辜鸿铭那样有鸦片瘾。但更重要的区别可能是，林语堂是一个“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多元文化派，而辜鸿铭则是一个地道的国粹派。对辜氏的过于讲中国之国粹，林语堂认为是不正确的。他说：“然中国无法治，人治之弊，辜不言，中国虽言好铁不打钉，而盗贼横行，丘八抢城，淫奸妇女，辜亦不言。”“所谓中国不需法治，不需军警，未免掩耳盗铃。”“向来中国政治只是一笔糊涂君子账”，“不意辜氏正以此为中国政治哲学之优点”（《有不为斋随笔·辜鸿铭》）。
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林语堂和辜鸿铭没有多少相同相似点，而有着更多的不同点，也不认为他们之间相去遥远。我倒感到他们二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更多的相似相同点。也可以这样说，在许多方面辜鸿铭是林语堂的“老师”，至少林语堂从辜鸿铭那里确定、印证、打通和学习了不少东西。还有一点需要申明，那就是，林语堂从辜鸿铭身上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换句话说，由于他们二人本质的相似性，所以彼此能够相互增光加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