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瑞超楼兰“考古”

20世纪初，日本净土宗西本愿寺法主明如上人的嗣子、西本愿寺第二代法主大谷光瑞，曾经于1902年、1908年、1910年先后三次组织和派遣探险队进入新疆地区，参与了这一考察活动的除大谷本人，还有渡边哲信、堀贤雄、野村荣三郎、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人。橘瑞超是其中的主要角色。

大谷探险队在新疆的考察活动，已过去100多年，对他们的活动，中国学者乃至全世界从事古代西域文明研究的学者有两点共同的认识。

〇大谷考察队中的重要成员——橘瑞超

其一，这些年轻的日本僧人确实极富冒险性，但科学性不足。他们曾由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于田县（克里雅）南入昆仑，进入喀拉昆仑山无人区，希望踩出一条由昆仑山进入西藏的隘路，最后把行李、辎重，甚至活命的银元全部丢弃在了高山缺氧地带，只保住性命回到山下的绿洲；他们也敢轻装简从，由且末出发，北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后到达库车绿洲。在新疆做这样大胆、无忌的探察，见到了不少遗址、遗迹，也取走了不少文物珍品。但这些遗址的准确位置、经行路线、相关文物出土情况，他们的记录却十分含混，十分不清楚，比较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的工作记录，差了一大截，这极大地限制和降低了相关文物及考察资料的学术价值，成了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其二，对这批年轻僧人在新疆考察活动的真实动机，至今人们仍留有不少疑问。橘瑞超自己在不少场合说过西域考察的原因，是因为大谷光瑞当年正在伦敦留学，看到英、德、法等国学者从新疆拿回去的珍贵文物，很受刺激，而西本愿寺拥有一千万名佛教信徒施舍的财物，经济实力雄厚，因而希望对西域佛教遗址、佛教文物、佛教自印度东渐的路线进行考察。字里行间，他们的兴趣、关注的中心只是与佛教文化相关。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无法不注意到他们十分浓烈的对中亚政治局势的关心。橘瑞超在其《中亚探险》一书中谈到喀什时，曾经说“喀什是中亚的政治、经济中心，分别与英属印度及俄罗斯毗邻，所以日本也应对喀什的未来给予极大的关注”。日本研究橘瑞超中亚探察活动的金子民雄先生曾经在他为橘瑞超写的《中亚探险》（柳洪亮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中说：“在新疆省有利害关系的英国和俄国，在新疆各地建立有间谍网，新去那里的日本可能插足”，“俄国和中国在伊犁地区出现的边境问题，日本军部特别关心，也需要这里的情报”，“英国方面开始感觉橘瑞超的活动系间谍行动，因为他在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喀什、叶尔羌、和阗等地区进行了绘图与测量”，“俄国怀疑西本愿寺西域探险队是日本军部的情报员”。鉴于当年云谲波诡的新疆政治形势，人们对既是与日本皇室关系至为密切的西本愿寺法主，又是天皇姻亲的大谷光瑞主持下的西域考察活动做进一步分析，并不难以理解。橘瑞超是大谷光瑞寄予厚望的助手，是日本探险队中的主将。衔大谷光瑞之命在新疆活动的橘瑞超，曾经先后两次进入楼兰古城，并在古城至米兰间踏勘过其他城址，在孔雀河下游支流小河五号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也是橘瑞超拿回日本的。

〇宣统二年（1910），橘瑞超由吐鲁番运送文物到焉耆。吐鲁番厅派出一辆马车去执行橘瑞超的使命，要求“仰役小心”，“勿得迟延擦损”

橘瑞超第一次新疆考察，是在1908年。这年8月，他自日本进入蒙古，经过乌兰巴托、哈拉和林、科布多到了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奇台，过吉木萨尔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再由迪化到了吐鲁番。在吐鲁番盆地高昌城郊阿斯塔那、喀拉和卓墓地，在火焰山中的各处佛教石窟寺中，发掘了一个多月。就在这段发掘的时日里，斯文·赫定应大谷光瑞邀请，访问了西本愿寺，介绍了他在新疆的考察路线和主要收获，重点介绍了楼兰城的经纬位置及他在楼兰的工作。大谷光瑞十分及时地将斯文·赫定的经验，尤其是斯文·赫定测定的楼兰城的经纬位置通过电报转达给了在吐鲁番的橘瑞超。在大谷光瑞的支持下，橘瑞超于1909年1月6日离开吐鲁番前往焉耆、库尔勒。2月21日向若羌，并经由若羌、米兰进入罗布沙漠，探察、发掘了楼兰古城，取得了不少珍贵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掘获了著名的李柏文书。

橘瑞超在楼兰古城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了约一个月，工作结束后，重又回到若羌，沿丝绸之路南道到和阗、叶尔羌，翻越喀拉昆仑山到达列城、斯利那加，与等候在印度的大谷光瑞会合，随后在印度公布了他发现的李柏文书。

所谓李柏文书，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信稿。李柏，《晋书》中有记载。他原是西晋王朝的西域长史，驻节楼兰。晋室南迁后，他入前凉王朝，仍任西域长史。公元327年，同属前凉的戊己校尉赵贞（驻守在吐鲁番高昌）背叛前凉，与前赵王朝刘曜秘密勾结。李柏了解这一重大变故后，向前凉王张骏做了报告，致使张骏先后两次攻伐赵贞。第一次无功而返，第二次击败了赵贞并将其生擒。这是4世纪20年代历史上新疆东部地区的一件大事。公元327年，前凉王朝在吐鲁番地区设立高昌郡，正是在平定赵贞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〇李柏文书A，文字为：五月七日□□西域长史□□侯李柏顿首顿首别□以□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

〇李柏文书B，文字为：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知问常怀思想不知亲相念便见忘也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

李柏作为前凉的西域长史，执行着这一既重要又极度机密的政治、军事使命，所以在写信给焉耆王龙熙时是十分仔细、认真的，反复斟酌措辞，多次易稿，主要信稿留存下两份，都为橘瑞超所获。

李柏文书是一件关系重大的文物。张骏授命李柏讨赵贞，这是《晋书·张骏传》中记录在案的一件大事。时隔近1600年后，相关信稿，重现于楼兰废墟之中，其意义非同寻常。与这两封信稿同时，还有多件十分残碎的文稿，明确提到“逆贼、赵”“赵……自为逆”“……贞□逆”等，均满溢着击灭赵贞的杀气。但这两封相对完整的信稿为了保密，反复斟酌措辞，没有明点赵贞一字。李柏当年在楼兰城内矛盾、焦急、思虑不定的心态，通过这些断篇残纸，极清楚又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李柏文书不仅为我们认识这一历史事件补充了重要的细节，而且对楼兰地区在公元4世纪初已归属甘肃河西走廊的前凉王朝提供了物证。这是关系西域历史的重要文物。然而，橘瑞超发掘到手后，却没有清楚地说明它的出土地点、出土情况。文书点明信稿书写地点是在“海头”。而楼兰古城的相关文献中从未见过“海头”称谓。对此，王国维首先注意并质疑：书写地点既明指“海头”，则难说所在为“楼兰”。这一问题，半个世纪后，又为一些学者重提，并推论文书出土地点很可能并不是赫定所见之楼兰城，而是楼兰城西南约50公里的LK古城。这场（半个世纪的）争论，最后通过与橘瑞超发现文物地点的照片比照分析，确认了照片上有楼兰城中的佛塔，才算告了一个段落。

此后，橘瑞超又随大谷光瑞游览了埃及、罗马、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这期间与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及勒柯克等就新疆文物、考察等问题切磋体会、交流信息，并准备再一次进入新疆。

1910年8月，橘瑞超离开英国，志得意满地雇用了一个英国青年霍布斯做亲随，经俄国再到新疆。在迪化稍作停留后进入吐鲁番，因为工作的重点地区还是放在罗布淖尔沙漠楼兰城，所以很快就从吐鲁番翻越库鲁克塔格山，于1910年12月抵达了孔雀河下游的阿提米西布拉克（六十泉）。橘瑞超在他十分简略的《中亚探险》一书中，不无得意地叙述：“在这种冷天，我借助地理草图和指南针，率领队伍逐渐南下……走了几天，我在这个沙漠中发现了一座埋没的城址。这座城埋在沙中已经历了数百上千年，在这座埋没的城址中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我断言自己是第一个叩开这座神秘大门的人。”只是十分令人遗憾，橘瑞超在书里既没有说清楚这座古城的方位、经纬度，与楼兰古城的距离，也没有具体记录和介绍古城的形制、大小、遗迹及出土文物情况，使人根本无法据以做进一步的分析。而实际上，如果这是一座新城，橘瑞超清楚它所具有的重大科学价值，是怎样评估也不过分的。因此，橘瑞超在判定这是一座新城时，十分强调：“不用说，斯文·赫定博士，还有斯坦因博士，在这片沙漠里发现了埋没的城市和村庄，那和我所发现的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发现的古城址，我第一次探险时访问过，发掘到一件异常珍贵的文书，已在报纸上公之于世，而且这次也访问了同一个地点，并做了发掘。”大量的文字，反复申明他发现了一座新的沙埋古城，但就是没有古城的具体介绍。

橘瑞超第二次发掘楼兰后，向米兰方向返回。返回途中，在古城西面，又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村落，掘获文物不少。他在阿不丹度过了1911年的元旦。阿不丹，今天已是罗布沙漠中新的废墟，但在1911年橘瑞超来到这里时，还有十二三户居民，“村里的人对我们非常亲切……村里的头目欢迎我们，送给我们一条冰冻起来的鱼”，“住在阿不丹附近的人统称为罗布人，如果从人种系统说的话和维吾尔人相同。但是以我所知有限的维吾尔语，他们的语言与纯粹的维吾尔语有很大的差别”，“住在这里的人，吃什么呢？他们捕捉野生的羊，挤羊奶；或是捕水中的鱼……”时隔10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已见不到一点水，当然也难捕到什么鱼，曾经在这里生存过的罗布人，也已星散到了其他地方。

1997年，我与夫人王路力应邀在韩国工作了3个月，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一批文物进行分析，这批文物最初由大谷探险队掘自新疆，后转卖给朝鲜总督府，目前成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中亚文物藏品。这是一批相当珍贵的文物，涉及吐鲁番、库车、和阗、罗布淖尔等地。从纸质文书到陶、木、泥塑、铜器，再到石质碑刻，至为丰富。但文物时代不清、出土地点不明。文物出土地点张冠李戴者不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与罗布淖尔大地有关的文物，是一批制作十分精细的草编器、尖顶毡帽等物，根据我在罗布淖尔古墓沟发掘的经验，可以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是罗布淖尔荒原孔雀河青铜时代的文物。但在大谷探险队成员们已经刊布的资料中，却又完全不见他们在罗布淖尔地区发掘过早期墓葬的说明。2000年底，我有机会得以进入孔雀河下游小河五号墓地，看到巨型沙丘上，纵横狼藉的船棺箱板、白森森的人骨、朽碎的毡帽残片、毛布碎片，到处是被明显乱挖的痕迹。这处墓地，是20世纪初罗布猎人奥尔德克随斯文·赫定探察发现楼兰、得到金钱褒赏后，感到西方人愿以重金收购这类古文物而在孔雀河下游找到的。因为墓地上密密丛丛的木柱、大量船形木棺令罗布人奥尔德克惊诧不已，他将这处墓地称为“千口棺材”。他曾发掘过墓地上一幢小木屋，发现过一具女尸和其他一些文物。收存在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罗布荒原上的早期文物，可以肯定就来自于此。只是橘瑞超是自己掘取还是购自当地，在大谷探险队留下的文字记录中找不到一点线索。

〇密密丛丛的列木边是散乱的船棺箱板，其间，可以见到化成干尸的成人、幼儿,透露着青铜时代罗布淖尔大地上古楼兰先民的消息

关于橘瑞超等在若羌县及罗布沙漠内的掘取文物活动，当年的西方学者其实是早就注意到的。斯坦因在1928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曾经说：“1914年1月，我在卡尔克里克（若羌县）得到一个不大确实的消息称：1906年我第一次访问那里后，罗布猎人在靠近塔里木河下游的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处遗址，它的名字也叫‘麦得克沙尔’。据对自该地带回并卖给橘瑞超先生的物品的描述分析，似乎那里还残存有房屋废墟。因此我极遗憾在进入罗布沙漠之前，没有时间亲自去这片遗址作一番搜寻。”贝格曼在其1939年出版的《新疆考古记》中也肯定地说，在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收存的罗布淖尔地区文物“几乎完全可以确认，就是橘瑞超自麦得克沙尔地区获得的文物”，而所谓“麦得克沙尔”就是小河五号墓地。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在逻辑上肯定，关乎罗布淖尔早期文明的小河五号墓地的文物盗掘，直接的原动力很可能是来自于橘瑞超当年在若羌搜求文物的活动。根据是，就在橘瑞超于若羌活动时期，若羌县县长曾下令搜求文物，其中包括小河五号墓地。究竟是橘瑞超要求县长大人发动农民搜寻古物，还是当年的若羌按办主动进行这一活动以满足橘瑞超们的愿望，自己也从中谋求经济利益？今天已不得而知。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小河五号墓地在20世纪初遭遇的那场劫难，与橘瑞超们的活动也是存在紧密关联的。

说来可笑，正是因为橘瑞超他们这种并不科学的“科学考察活动”，使得他们不能与研究罗布淖尔早期文明有重大关联的小河五号墓地直接牵手，又使发现这一墓地的光环，落在较其晚了差不多20年的瑞典青年学者贝格曼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