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国记忆：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国家记忆

在国家层面上讨论记忆，基于中国记忆却比中国记忆更具有情感倾向性的概念是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国家记忆（memory of the native land in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sense），它对应的是我们平时在口语中常常言说的“祖国记忆”。

自己的国家称为“祖国”，这个概念一经言说就表达了强烈鲜明的归属感。从其本质上来说，祖国不是一个中立的政治概念，它更切近一个文化概念，它所指涉的是对某一个地理位置或地理范围、对与自身之来源息息相关的大地和生活世界、对这一特定土地上生活着的广大民众、对这一切历史和现实的高度而自觉的认同感。祖国记忆就是与这种认同感相关联的一切记忆。

关于“祖国”概念的渊源和指称，有两篇文章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篇是于京东的《祖国：一项基于近代西方语境的概念史考察》，一篇是卞冬磊的《伟大的情感：近代报刊的“祖国”话语与意义争夺（1902—1927）》。于京东梳理了“祖国”一词的词源学谱系，考察了这个概念在近代西方语境中的意义沿革，通过分析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祖国祭坛及其饰物、铭文及仪式，讨论了法国大革命的祖国崇拜以及爱国主义的政治文化，把“祖国”界定为一种现代政治话语的核心修辞，认为它是“现代性的爱国主义表述”[11]。如其所言：“大革命之后，祖国成为最高的国家理由，……它是绝对不可分割的、有限的、完整的、统一的实体。在空间层面等同于国家主权性的领土空间；在情感层面上成为包容所有人民，赐予幸福自由，唤起爱国热情的共同母亲。‘保卫祖国’‘为国牺牲’等词语继续成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治修辞与动员口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12]与于京东梳理西方理论语境中的“祖国”概念变革相类似的是，卞冬磊借助“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探究了近代中文报刊中“祖国”话语的流变及政治力量或思潮对其意义的争夺。卞冬磊认为，“从1902年开始，作为塑造现代国家认同、蕴含深层情感的‘祖国’在报刊上陆续登场”，这个概念代表着感性的“国家”，“并且在家族的指向上超越了父亲与母亲而拥有了和个体更长远的联系，……夹杂着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和热爱”。[13]

从两位学者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西语还是在中文的语境中，“祖国”及其所象征的含义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存在，就像我们常常把“祖国”和“母亲”放在一起使用一样，“祖国”代表着一种类似于个体从母亲身上所能获得的安全感或“在家感”。祖国的重要构成就是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单一的民族国家作为祖国的界限，但世界主义却从单一的民族国家跳脱出来，强调超越的、普世的爱。无论是哪一种意义上的“祖国”，都构成对祖国记忆的情感限定，使后者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感或价值立场。“祖国记忆”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并未生成与民族记忆截然不同的新内容，应该说，“祖国记忆”的提法体现了一种记忆的修辞，它为原本理性客观的“国家记忆”增添了激情和渲染的色彩。祖国记忆和国家记忆，就像怀旧和回忆，前者充满了想象的力量和“政治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语）的柔情，“通过在母亲膝前开始接触，而在入土时才告别的语言，过去被唤回，想象同胞爱，梦想未来”[14]。可以看出，祖国记忆是情感记忆的一种类型，映射了完全、鲜明的情感表述，更关注国家记忆这个概念的情感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