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国家记忆：概念辨析与研究路径
1994年12月13日，南京在历史上首次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的仪式，此举开创了群众性纪念抗战期间遇难同胞活动的先河。2014年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表示：“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双日’，无疑是将人民的精神诉求和意志提升到国家统一意志的高度。这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充分的体现。‘双日’的法定，是对历史史实、民族记忆的法律强固。……它将会进一步凝聚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激发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努力的热情，坚定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的立场和信心。”[1]2014年12月13日，第21次地方性纪念活动升格为国家公祭。公祭日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众多国家领导人和一万名各界代表参加了公祭仪式。公祭现场和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以示哀悼，6名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3000羽和平鸽在钟声中振翅飞翔。[2]
随着“双日”决议的颁布和国家公祭仪式的举行，各界媒体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个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国家记忆”。
纸媒方面，2014年2月26日《新华日报》A2版的文章就以“国家记忆”来指代纪念日和公祭日两个特殊的日子。[3]2014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以“国家记忆”为题的社论，明确指出“我们设立国家公祭日，就是为了强化国家记忆，凝聚中华儿女‘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共同精神信仰”。2015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的电讯稿也将南京大屠杀定性为国家记忆和世界记忆，指出“只有不断去延续血写的记忆，才能不断获得耻辱与奋起相激荡的民族精神原动力，才能让中华民族永远成为人类和平的捍卫者”。
影视方面，自2016年10月3日起，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档都要播放名为“国家记忆”的历史纪录片，这“是中国第一档国史节目，是以‘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各领域重大工程建设，揭秘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记录讲述党的奋斗史、创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史、改革开放进程史”[4]。这档节目广受好评，已成为传媒界学者学术研究的热点。
图书方面，以“国家记忆”为标题的图书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中信出版社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二战中美友好合作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国家记忆：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人民画报社的《国家记忆：〈人民画报〉820期封面故事精选》，新华出版社的《国家记忆：新中国70年影像志》等。
从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看，“国家记忆”已经慢慢地变成了国人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和焦点词。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获得关于“国家记忆”的三点信息。第一，这个概念有多种使用语境或载体，比如报纸、期刊、图书、网络、影视及社会活动等，说明“国家记忆”越来越成了一个显性的概念，民众对它的关注度和接受度也日益增强。第二，主流媒体成为言说和使用“国家记忆”这个概念的主要阵地，说明这个概念已经成了一个合法的概念。第三，尽管这个概念越来越被承认和合法化，但不同情境中对它的界定及释义却并不相同，说明使用者对“国家记忆”的理解并不一致，支撑其合理性的似乎只是民众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坚信必然存在的、某种对这个概念含糊暧昧的“共识”。
那么，这一“共识”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谈论“国家记忆”时，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呢？我们的对话有合法且合理的共识吗？
从字面上来看，“国家记忆”显然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它至少可以按照两种方式来理解。其一，国家记忆就是“对国家的记忆”“关于国家的记忆”（memory about a nation），或者是“国家作为一种记忆”（a nation as a kind of memory），“国家是记忆的对象或内容”。其二，国家记忆就是“国家的记忆”（a nation's memory）或“国家+记忆”（a nation that remembers），“国家”是记忆的主体和归属。这两种理解角度的差异其实非常微妙，因为二者并非平行或并列的关系，而是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两种角度实际上也构成了研究国家记忆的两种路径，第一种本质上属于本体论研究，要解决的是国家记忆是什么的问题，重点关注国家记忆如何形成，某种个体记忆或地方记忆如何上升为国家记忆，社会文化如何表征国家记忆等；第二种属于认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国家如何记忆的问题，重点关注国家作为记忆主体的角色功能，“记忆”在此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既指涉记忆行为的发生，又体现了记忆行为的结果和效应，其最终导向的是关于国家记忆的历史或国家的历史问题。
尽管两种角度都有“国家”的立场，但第二种更吁求对“国家”的界定，不仅需要厘清国家的内涵与意义沿革，还要区分国家在不同历史及文化语境中的实际外延。而第一种则更聚焦于“记忆”，需要了解的是国家在政治、语言、文化等多层面上的具体指称。
本书中，我们对国家记忆的讨论主要基于第一种立场，但也会略微涉及第二种立场。虽然我们从“国家”的多义性出发，但我们无意辨析“国家”概念的生成及意义沿革，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记忆”。因为即便我们能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我们也无法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层面上把“国家”从“国家记忆”中剖离出来单独讨论。而一旦从“国家记忆”的层面上来讨论“国家”，我们则不难发现，从共时的层面上来讲，作为整体概念的“国民”和“民族”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国家更是各有各的特点；而从历时的层面上来讲，不同代际的国民之间、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之间，记忆的形式和内容更是千差万别。我们无法依据某种标准来判断“哪个部分”的国家之记忆更具有典型性。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能否把作为整体概念的“国家”拆解成各个部分，继而找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这也依然是待解的问题。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在研究英国的帝国记忆时，就指出“帝国记忆”就像一个充斥着“记忆之战”的“混乱的战场”，“记忆在像出版社、教育体系、博物馆和政治语言等众多重叠交叉的公共领域里被建构被对抗”[5]。诚如斯言，国家记忆也是如此复杂多面。
当然，国家记忆并不是一个独属于汉语情境的概念，且因为这个概念太过复杂和多义，所以很难断定与其完全对应的西文表述是什么。即使单在英文中，与国家记忆相关的表述也有很多种。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对这个概念的辨析中再展开论述。不仅如此，更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当我们在汉语情境中使用这个概念时，它的复杂性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围绕国家记忆产生的理解歧见也会更多。所以我认为，也许从国家记忆的汉语表述入手开始对它的研究，反而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国家记忆的复杂性根本地缘于“国家”概念的多义性。“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甚至全部，也可以说国家理论就等同于政治理论。”[6]作为最经典的政治学概念，学界对“国家”有多种界定。如果以记忆为中心或不脱离国家记忆的语境来讨论国家，国家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思。其一，country；其二，nation；其三，state。country是地理、地域概念，nation是民族、种族、国民概念，state是政权、体制、政府、政党概念。而“国家”这个词则可以被化解为“中国”“祖国”“民族”“政党”四个含义。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边界，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认为，可以有两种意义上的边界，一是领土边界，一是社会边界。领土边界是把国家放在一个疆域和世界体系里，社会边界是把国家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来考虑。[7]前者突出地缘，后者突出政治。当然，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机构、组织和群体，也存在一个内部边界与划界的问题。
除了国家的内部构成因素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国家之外的各种关系也在影响和塑造着国家的发展，比如跨国经济实体、世界经济体系、垄断组织、各种与国家力量交叉的社会组织和单位。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代，我们还要面对各种状况的移民问题，面对移民身份带给国籍、国民等原初概念的冲击和影响。因此，我们无法独立和封闭地看待国家，只能把国家放置在一个关系网络中进行分析，比如把国家放在世界体系中，或者放在社会生活中，这也是一种政治学研究中的位置叙事，我们不能忽视它。
这种位置叙事的视角对国家记忆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就像哈布瓦赫认为个体记忆一定要放在一个集体的框架中去解读一样，我们也不能不关注到“国家”这个概念丰富多元的位置特质。当今时代，各种组织和实体充分交叉，在国家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类似国家又不是国家、不完全具有国家的功能但事实上却部分实施了国家功能的组织，比如欧盟、东亚文化圈，甚至是“一带一路”的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所可能创造的新的文化共同体。这些组织也许正引领着新型政体的诞生以及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些都在我们探讨“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概念时对“国家记忆”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