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汤山”到“火神山”
——我的抗疫“家园”

黄锡璆：1941年生，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首席总建筑师。在2003年“非典”时期，曾设计北京小汤山医院；2020年担任武汉火神山医院技术专家组组长。主编《应急医疗设施工程建设指南》一书。

任何人都会徘徊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我时常想，忠实的记忆揭开了遗忘所难以医治的创伤，也许记忆的真实根本没有抚慰。时光留影，当代空间有被时光封锁的时候，也离不开浮现脑海的建筑职业者的家园往事。

2020年5月，我收到来自《建筑评论》编辑部金磊主编的约稿函，邀我为他正在策划编撰的新书《建筑师的家园》撰文，谈谈自己的“家园”故事，我欣然应允。一方面，金主编是我的老朋友了，早在十多年前，时任《建筑创作》杂志主编的他便与我就医疗建筑设计的话题做过深入采访交流，多次在中元国际召开建筑师茶座；另一方面，作为一名1957年便从印度尼西亚回到祖国怀抱的华侨子弟，从儿时起我就对家国情怀有着不同的感悟与体会。参加工作后50余年的建筑设计工作，无论是2003年“非典”肆虐中的小汤山医院，还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的火神山医院，令我一次次体悟着临危受命时建筑师的责任与担当。建筑师勾勒的每一张图纸，以及四川汶川地震时援建四川石邡医院，青海玉树地震时援建青海玉树人民医院……也确实蕴含着建筑从业者保护人民家园的质朴情感。

祖国的需要是我的第一志愿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经历与祖国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1941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家庭。父辈漂流海外谋生，那时旧中国贫穷落后，海外华侨被称为“海外孤儿”。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华侨无不欢欣鼓舞，渴望祖国强大。我们在华侨学校就读，关心祖国变化，关注祖国建设。随着年龄的增长，“回祖国去，学习本领，参加祖国建设”的念头越发强烈。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敬爱的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掀起亚非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新浪潮。华侨深受鼓舞，热血沸腾。1957年，16岁的我告别父母，随同学亲友乘船北上。航行五天五夜，从印尼回到祖国的怀抱。

与很多从小就立志做建筑师的同人不同，我回国后对专业了解不多，只是单纯地认为，一定要学好本领，为祖国建设作贡献。在南京念高中时老师认为我英文基础不错，建议我报考外语专业，但那时年轻人普遍选择理工科，我又了解到建筑学专业是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强项，于是便报考了建筑专业。当时刘敦桢、杨廷宝、童寯三位老师还健在，刘敦桢先生任建筑系主任。建筑历史分别由郭湖生、胡思永授课，童寯先生则曾讲授博物馆设计，辅导过医院设计。在我们1959年入学时的专业教育课上，他曾为我们讲解什么是建筑。那时杨廷宝先生很忙，我只在他从古巴、墨西哥考察回国开讲座时听他讲过古巴吉隆滩纪念碑国际设计竞赛与古巴、墨西哥的建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杨廷宝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医疗建筑设计的重要性，由南京工学院与华东土建公司合办公共建筑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带领研究人员收集资料，调研、考察、编写、出版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专著。这为新中国早期医疗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当时老师们告诉我们，公共建筑类型中医院、博物馆、剧场是比较有特点的：医院是因为功能特殊，建筑流程比较复杂，博物馆的采光、照明要考虑文物保护与文物观赏，剧场则要满足视线与声响效果要求。这些都是国家发展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项目类型。我们在校做过200床规模的医院设计，我们小组由刘光华教授指导，我对于医院设计的初步认知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院（即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前身）工作。那时学校对毕业生的动员口号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所以那时大家根本没想过要挑选单位，只是希望自己所学可以在相应的领域得以应用。但当时国家发展仍然在起步阶段，工作岗位有限，学生就业面临困难，有些同学被分配到了非所学专业的单位，而相比之下我还是很幸运的。进入设计院后，我便投入到工业建筑的设计工作中，还曾出差到四川的泸州、自贡参加“三线建设”。我的第一个医疗建筑设计项目就是在泸州落地。那是一家工厂的附属医院，规模很小，只有两层楼，医疗设施要求也十分简易。现在想来，在学校所学的一些专业知识只是基础，也只是粗浅的皮毛，而深入到第一线可以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我在现场设计、工地配合中一点点积累，如饥似渴地向老同志学习，向同行学习，也找书本资料汲取养料，这为此后我从事的工程设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记得那时，因国情所限，单位图书馆的外文书籍刊物也以苏联的为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参考资料很少。记得单位有北京图书馆集体借书证，北图馆藏丰富，有一年，单位让我脱产搞土建情报，我也借机会看了一些书，培养了兴趣，扩大了知识面。

不久迎来改革开放，1982年，我被委派到研究院的深圳分院工作，参与特区建设一年。那时国家启动公派出国留学计划，1983年部里有了外派名额，公开招考。出国留学是我梦寐以求的，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考试，幸运地被录取。外派过程也有点小波折，有一段时间，上级对于公派出国存在不同观点，但好在那时邓小平对公派出国给予了肯定，最终也让我们出国学习得以成行。出国前，我曾就出国学习的选题方向征求单位领导的意见，领导让我自选。我想，无论时局、体制如何变化，医疗设施始终是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便选择了医疗设计专题。1984年，我们一行公派赴比利时人员十多人，在春节前夕出发。我到比利时卢汶大学工学院人居研究中心，选择医院建筑规划设计专题，开始了为期四载的海外求学生涯。当初我考取的公派进修为期二年，并没有攻读学位的任务，但是我想，出国学习是很不容易的，机会难得，应该学习更多的知识，于是在学习上毫不懈怠，还想争取取得学位。在留学期间，我在留比学生会工作，协助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教育参赞许老师为留学生集体做事。在他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延期学习支持。而那时我的导师戴尔路教授兼任工学院院长，他也很支持我，让我打报告，将头一年的学分转换成博士资格考试成绩，并提交读学位的申请报告，还为我提供了奖学金的支持。最后，我也得到原单位的批准。由此，将进修期延长两年，并在后三年里完成了学位论文，通过答辩。终于在1987年底，我完成学业并获得建筑学（医院建筑规划设计）博士学位，于1988年初返回祖国。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步崛起，各行各业的发展都进入了快车道，解决民生中的健康问题的迫切性越发突出。作为关乎民生的重要分支，医疗建筑设施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我所在的单位也重视医疗建筑设计，并将它作为重要的业务板块加以扶持。30多年来，我们先后完成了大大小小几百家不同层次的医院工程设计，其中包括多项国家重要的医疗建筑设计任务。回想在开展工作之初，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初期一些业主认为我们单位属于机械工业部，本能的反应是认为我们的长项是工业厂房设计，而非医疗建筑设计，对我们的设计能力有质疑。于是，设计团队就从规模不大的项目做起，例如只有3300平方米的金华第二医院（康复医院）、一万多平方米的浙江金华中医院、江西九江人民医院、陕西宝鸡人民医院等。我们都不怕麻烦，多次到现场实地考察，并做多方案的比较。设计团队一步一步地慢慢积累，逐步赢得了业主的信任。从中我也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一定要不断学习，努力提升，踏实奋斗，在工作中务必做到一丝不苟，唯有如此时代才会给你机遇。正是这一项项工程的实践，为我们以后承接工作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得到了佛山市五大班子医院筹建办公室各位领导的信任，他们将该院易地搬迁的任务交给我们。项目设计以及任务落实历尽艰辛，但我们脚踏实地、反复推敲，终于在1998年，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竣工。这是当时设计团队完成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疗建筑。此后20多年间，我们先后完成一期工程门诊医技病房楼、二期工程感染病科住院楼和三期工程肿瘤中心。这个1260床规模的项目得到了从医院方到政府领导以及社会公众的认可和赞誉，有媒体赞誉它为一座“崛起于珠江三角洲的现代化医院”。

临危受命主持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设计

作为一名从事医疗设施设计的建筑师，我最简单的想法是通过尽可能合理的专业设计，为医疗工作者和患者提供优良的工作与治疗环境，为患者尽快康复提供有力保障，让患者就医少走冤枉路、医生护士不做无用功是我的医疗工程设计信条。近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聚集，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屡屡令人措手不及，需要积极应对。面对突发传染性疾病疫情建立应急救治设施便是例子，任务紧迫，需要建筑师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看似不可能的设计任务。2003年北京小汤山医院便是在非常情况下完成的一项工程。

2003年4月，“非典”开始在北京等城市暴发，那时我因视网膜脱落动过手术，在家处于半休养状态。我清楚地记得，4月22日，我们单位接到北京市决定建立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的指示。任务紧急，当晚10点，我被同事接到单位，在五楼会议室和团队一同紧张讨论设计工作一直到下半夜。23日一早，我们赶到小汤山，现场勘察项目用地，参加指挥部召开的现场会，向市领导汇报初步方案并获批，接着马不停蹄急速用车从院里将计算机、打印机、纸张文具一一搬至现场，投入紧张的工作。我们和施工单位一道进入了边设计、边施工的非常工期。设计团队驻扎在施工第一线，几乎连轴转地工作了七天七夜，边设计边施工。这次除设计周期紧迫外，还要求设计团队与各施工单位紧密衔接，要求及时完成各环节的调度协调。当时六排病房是由六家不同的施工单位承担建设任务，由于情况紧急，各单位按各自渠道，采用了不同的建筑构配件，有的是混凝土盒子结构，更多的是不同规格的成品复合板材，所以每一排病房都不一样。印象比较深刻的设计要点包括：因为建设速度要快，当时小汤山医院采用的是模数化、标准化、体系化模式组建，而且对防止交叉感染，对洁污分区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因为是应急工程，就放松生物安全要求。新建成的病区是控制区，医护人员的居住区域是缓冲区，行政和后勤的办公区域是清洁区。各个区域的人员分区活动，防止病毒的扩散。病区内则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隔离防护措施。病人和医护人员的通道各不相同，病人是通过病房门前半开放式的走廊通道进出病房，而医护人员则是从专用的工作通道进出。从清洁区到病房污染区，相关人员要经过两道卫生通过间，佩戴穿上防护装备才进入工作区。污物污水处理也在设计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当时因为施工周期太短，建设现浇钢筋的污水处理池并不现实，因此因地制宜将原钓鱼池（游泳池）改造加盖作为污水处理站。病人使用过的衣物、医务人员防护服等被污染物品一律收集后，先通过环氧乙烷消毒，再由专门的垃圾处理装置对废弃物进行焚烧处理。小汤山医院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完成的设计特例，在设计与施工过程中需要建筑师当即决定的事例不计其数。设计团队集思广益，认真地与院感专家、管理人员以及施工人员多方讨论果断决策，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选择最优的处理方式。但在关键原则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即便当时发生剧烈争论。例如改造混凝土盒子结构，要拓宽门洞，主通道消防分区，隔间防火门要保证最低限度门宽等。

“非典”疫情的发生引发了国内对传染病医院设计专题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受住建部、卫生部委托，2014年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主编《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编制中结合了国内多家传染病医院、卫生管理部门的意见，汲取了疾控中心、传染病医院方专家以及设计同业各专业人员的意见。在“非典”之后，各地相继建设了一批传染病专科医院，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这些医院在疫情平和时期的利用率与综合性医院相比明显偏低，这就出现了如何拿捏传染病医院和综合性医院在“平时”与“战时”的平衡关系问题，医疗建筑如何实施“平战结合”“平疫结合”值得研究。当今西方国家很少有传染病专科医院，多在综合医院中设立传染病区；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两条战线，居民的疾病谱兼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特征，需要我们积极研讨。医院能耗高、现代医疗装备仪器高端昂贵、生物安全要求高等因素，使现代医院不仅一次投资高，日常运行维护费也很高，因此建设中要确定合理化的路径。在保障人民群众基础医疗的前提下，不应盲目地追求医疗建筑在形式上的“高大上”，而应以适用为设计原则。现在有些医院项目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动辄建设数千张床位的医院，给后续的运营管理带来极大负担。如前所述，建筑师在设计时应注意品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设计作品的优劣要在使用中评价，要充分重视建筑的“后评估机制”，不要太随意。科技工作者更应该平和，踏踏实实做事。所以医疗建筑设计的未来走向是，结合我国的国情，踏实地开展研究，展开分析，走向科学求真、务实发展之路。

义不容辞为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贡献智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进入了2020年1月。我从未想到这个庚子年春节会过得如此不平凡，更没想到时隔17年后小汤山医院设计图纸还会派上用场。

1月21日，我参加了公司的老同志座谈会，会上我提出了关于建筑设计质量要求的一些想法：医疗建筑设计不能只追求外形华丽，而不注意医院内部使用流程和设计细节；建筑设计应表里如一，外观要与实际使用需求相结合，二者应协调统一。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我看到当时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愈发严重，党中央高度关注，想到自己的医疗建筑设计经验也许对疫情控制会有帮助，于是手写了一封“请战书”递交给院领导，表达了自己愿意随时听从组织安排赶赴一线，参加抗击疫情工作的决心。而就在我递交“请战书”的当天中午，中元便收到了一封加急的求助函。函件来自武汉市城乡建设局，请求对武汉市建设新冠肺炎应急医院进行支持。也是在当天，公司领导编制了应急行动计划，成立了指挥组与技术组。技术组组长由我担任，当日中午，我们召开了支援武汉应急医院建设协调会。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就将整理完成的小汤山医院图纸及相关资料发送给武汉市城乡建设局，同时我们还与承担火神山医院设计任务的中信设计院建立了微信交流平台，24小时提供技术支持，各专业人员都随时响应。

23日晚上回到家，我还是不放心，结合小汤山医院的设计建设经验，以及火神山医院的具体情况，想到17年前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中有一些不到位，火神山医院应有改进，建得更好。我想了几个要点，动手写成补充设计建议，24日一早赶到单位发给了中信设计院，其中包括：在总平面中的医院入口处设置急救车洗消点，病人与医务人员活动区域进行管控设置，污水处理池要及早动手制造或采用成品，医技部位置中医学影像设备安装、互联网系统的布线以及废物焚烧炉的要求等。当年北京小汤山医院因场地有限，每个护理单元之间的距离仅有12米，我们建议武汉把距离扩大到18至20米。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感染风险，以确保安全。还特别提到北京气候干燥，武汉比较闷热潮湿，当地气候条件可能利于病毒的生存和传播，因此对医院的防水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病区场地会有高差，要防止积水。患者通道也不能露天，最好能加个遮雨棚。若考虑用电空调采暖，室内温度升高可能会滋生细菌、病毒，还要增加通风量。我们还建议要充分使用IT技术：从院外转运病人时，设远程会诊系统；可利用网络传输病人数据资料，因纸质病历有可能传播病毒；病人可能有多种并发症，可以和其他医院专家开展远程联网会诊，提高救治效果。这些措施在当年小汤山医院就已经部分采用了，是有效的。

与火神山医院设计团队快速配合并主动关心项目建设情况，使我们对于武汉中信设计院与建设团队所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经过武汉建设单位的拼搏努力，应急设施快速完成，而事实证明，火神山医院（以及随后建设的雷神山医院）的设计工作还是成功的。但应急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比如建筑师及相关设计单位应该好好总结突发事件下应急性的医疗设施的设计建设经验，平时要进行系统研究，使建设过程模数化、标准化水平更高。例如，火神山医院院区使用集装箱搭建，这是一种便捷的方式，但也存在许多必须研究的问题：集装箱骨骼框架有高差，很难实现无障碍设计；成品集装箱规格受限，也与医疗功能尺寸形成矛盾，包括大型检查设备的安置空间受到限制，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探讨，以便提升改进。

国家应支持“安全医院”的建筑设计专项研究

我始终认为，关于医疗建筑的科研工作是十分重要且必须超前的，设计单位应该与相关大学组建专题研究小组，开展课题研究。我曾与东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有过这方面的交流，但很遗憾，因设计任务的压力，因缺少科研经费，以及不同单位各自的原因，并没有实现。我曾设想，我国应成立专门的医疗设计乃至医疗体系的整体研究机构。英国北伦敦大学的MARU，配合国民医疗体系NHS的体制改革，探索模数化、标准化，编制完成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并建立起数据库。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卫生部曾与对方接洽，希望引进这套数据系统，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设有健康卫生研究中心，开展医疗体制的系统研究，包括循证设计、医疗流程、医疗建筑的科学化设计等。此外，日本成立了病院管理研究所，开展了涉及医院管理、医院建筑规划设计的研究。当然，中外国情不同，不能照搬照抄，例如，一些研究报告认为，依据循证设计，为控制交叉感染，最好医院都按单床间设计，而中国目前还不富裕，医院床位都很紧张，全设单床间是不现实的。

多年前，我曾向卫生部提出过建议，希望组建一个医疗设施研究小组，做一些符合中国本土医疗体系的设计基础应用研究，但因小组成员需从外单位借调，很难做到长时间的系统研究，部里成员各司其职，一直很忙，所以议题一再被搁置。当然，这几年国内也有一些高校教师对医疗体制研究有兴趣，也组织一些研究生做科研，但研究的内容过于分散，缺少系统性。而且医疗体制的改革绝不只与建筑设计相关，它跟公共卫生、疾控管理、信息统计、卫生经济、城市规划都有直接关系，这就要求多学科交叉与联合，需要多专业形成综合研究合力。回想起来，国机集团中国中元的领导对于我们的科研工作还是很支持的，我们曾完成“安全医院”的研究课题，部分研究成果编在《建筑设计资料集》第六分册的“医疗建筑”一章中，在设计项目中也应用了一些有益的概念。

2020年5月下旬，非常时期召开的全国两会中，无论是《民法典》中的“公民安康”，还是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应对”，都是关键词。据国际社会的评价，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积极应对，加强建设完善自身公共卫生体系。要认真总结研究以补足短板，这是营造公众安康家园的根本。面对2020年“十三五”收官及“十四五”规划运行，公共卫生安全的国家应急治理必然会得到更多的重视、更多的投入、更强有力的建设与增强。

通过小汤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的工程实践工作，我联想到城市防灾在城市规划中应占有重要的位置。城市规划中除了城市必要设施之外，实际上应包含大量的城市防控体系的规划设计，其中卫生防控应急体系应该包含在内，应合理地分布医疗资源。在有些城市的规划设计中，也可以在预设承担重大防治任务的定点医院内外适当预留空间，以便需要投入应急使用时可以实现快速扩容。否则，卫生突发事件暴发，临时改造很可能贻误战机。同时，要充分发挥城市公共设施在疫情防治中的作用，利用广场、空地提前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现在国家倡导健康城市、健康社区、健康医院、健康学校等，在大数据的帮助下，规划师、建筑师应积极与互联网、物联网相融合，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城市人口数量、人口分布、行业分布、人员流动，以及医疗资源的匹配和必要的医疗物资、应急用品储备与调度，建立应急专业人员信息库等。

武汉是一座工商业繁荣、交通发达、居住人口密集、流动人口也很大的大城市，所以疫情暴发后，传染得比较厉害。假如下一波疫情再袭击大城市，我们应有快速反应，应有更完备的应对。对单个医院工程来说，由于诊疗技术、医疗设备发展，医疗模式创新，服务规模扩大，医院不断地在改扩建，这是医院“生长性”的特点，建筑设计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并融入应急设计内容也很重要。各国在高科技研发上的投入都比较大，我常想，高科技应用第一是在军事武器研发，第二位的可能是在医学、生命科学，包括医疗设备装备和药品开发。因此，医疗行业的发展极为迅猛，医疗手段不断推陈出新，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新的设备、新的诊疗方式、新的药品疫苗、新的医疗环境要求，都不断地对医疗建筑设计提出挑战。

我虽已退休十余年，但仍然对医疗设施很有兴趣。人的一生经历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医疗设施的服务。从事这一事业是有意义的，总希望再多做一些设计研究工作。我时常和年轻建筑师讲，医疗建筑设计的优劣关乎生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遇到重大事件，我们每个公民都会义不容辞、奋勇向前。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建筑师，我愿意与同行们一道履行责任，贡献力量，去营造更完善、更安全的医疗工作者与患者的“家园”，凝聚集体智慧、尽我们所能为城镇百姓的“健康家园”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