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作用与反作用
1883年7月3日，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弗兰茨·卡夫卡诞生的时间和地点显示出这是一个以不同的影响力复杂交织在一起为特征的社会舞台。这里存在着的各种社会矛盾对于从19世纪后期的欧洲大国秩序生出的种种束缚仍然具有代表性。作为奥地利君主国的一部分，波希米亚王国代表一个人造的政治实体，其内部的紧张关系由各种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德国人和捷克人处于难以克服的对立状态之中，这种对立分别在不同的危机情势中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不断增强的捷克民族运动的气氛中，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日益受到压制。他们用意识形态上的反构思进行自卫，其中的德意志文化民族观念起初一直是最强有力和最有影响力的。在1848年梅特涅体制崩溃之后，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以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身份出现：这种自由主义原则上不质疑对奥地利的从属性。而捷克人则对（起初适度的）政治独立的纲领表示同情，这就与圣保罗教堂的政策及其关于德国内部统一的幻想有了很大的距离。在1848年后的革命氛围中，德国和捷克的政治家们提出了各种维护秩序的建议，人们试图凭借这些建议把波希米亚划分为社会形态多样化的多民族国家。然而，致力于确保单个群体获得一种相对自治的设想从未实际试验过。
1846年，波希米亚38.6%的人是德意志人，将近60%的人是捷克人。在毗邻的梅伦省，捷克人占70%，德意志人占27.6%，剩下的居民是斯拉夫少数民族（其中有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自1860年起，在各种不同的修改宪法行动的影响下，这个支离破碎的地区的政治独立性大大增长。在奥地利与意大利和法国的战争失败后，波希米亚出现了推进改革的第一个冲击力。随着1860年3月5日证书的颁发，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给予波希米亚帝国参议会较大的自治权并允许增加参议员人数。国家的联邦性质和它的首都布拉格的地位从而得到加强。1861年，捷克人就已经凭借其较高的人口比例在波希米亚邦议会中占多数，但未能在政治影响力上捞到好处。在各党派中德意志民族自由党占优势，它在具体问题上往往和约瑟夫的新专制主义的带温和改革意愿的秩序政策亦步亦趋。然而在和谐的利益均衡的表面下还在酝酿着种种冲突。自1860年以来邦议会各议员之间一再出现强烈的紧张情绪。1868年，捷克代表为抗议波希米亚的亲德文化政策而退出邦议会。1871年，他们起草了一个“基本条款”，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维护其在议会中代表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
然而在波希米亚，从政治上适应社会多数关系的进程却进展缓慢。自19世纪80年代初起，德意志人才失去了他们在王国公共生活中的强大影响力。自1878年起，青年捷克人的国家党进入邦议会，从而也就越来越吸引大众传播的注意力。1880年，捷克人实现了在波希米亚法庭上使用两种语言的规定，与此同时，路牌和官方通告改用捷克文。“就像建造巴比伦塔时的语言混乱问题没有通过颁布规定得到解决，”1907年卡尔·克劳斯用嘲讽的笔触写道，“捷克文的路牌并不是地地道道的摩西[1]的石板。”1897年，卡西米尔·巴代尼总理，自1895年起保守的天主教徒、波希米亚人爱德华·格拉夫·冯·泰费的继任者，颁布一项公告，规定在所有的波希米亚官方机构中使用两种语言。在经由大规模抗议和暴力骚乱爆发出来的德意志居民的巨大压力下，两年后，在巴代尼内阁倒台后这一规定又被撤销。不过，新上台的政府按各行政区居民的多数选择官方语言的做法也未能平息这场争夺文化和社会优势的争端。1900年以后，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发生了多起公开冲突。在暴力行为中达到高潮的是示威游行、街头冲突、抢劫、中小学和大学里的斗殴，它们为在一个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的“风平浪静的时代”中的各种大多遭政策否认了的紧张关系提供了证据。它们构成了令人不愉快的、不安定的共同生活的标志——一场潜在的内战的征兆，那些控制着只是表面上和谐的波希米亚社会的力量的写照。
新专制主义时代在1849年至1860年之间促进了王国的工业化崛起。这个进程发生在主要招募捷克工作人员的采矿、木材加工和钢铁生产的领域，而化学和电气工业却只扮演一个从属的角色。创业阶段的高度繁荣加深了德意志中产阶级与捷克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随着工厂和贸易中心的兴起，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迁居潮流的性质。它导致人口大量集中在波希米亚工业无产阶级安家落户的城市。“‘蒸汽’就像一种大自然的威力，”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这样写道，“把人‘聚集在工厂里’并将他们驱赶到狭窄的空间。”
农村人口在整个帝国中占50%以上，这个份额在波希米亚急剧下降，到世纪之交后只占劳动人口的1/3。波希米亚王国的工业产值远远超出奥地利的一半以上。在采矿和冶金工业的影响下，波希米亚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迁移运动。农村人口从东方迁往北方广阔的工业地区，它们像一条越来越宽的腰带拴在布拉格、比尔森这样的大城市上。此外还有在异乡创业失败自新大陆返回的汹涌人流。1868年卡尔·马克思就已经能够注意到，美国已经“不再是移居国外工人的乐土”。在卡夫卡也曾读过的一篇《布拉格日报》1911年11月5日重印的访谈中，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声称，波希米亚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可以从下列事实中得到解释：大量移居美国的捷克人在逗留国外的岁月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并在那里传播他们的工作经验。
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和梅伦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自世纪末起急剧下降。卡夫卡出生的城市的发展状况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1880年布拉格的居民中还有38591人讲德语，到了1910年这个数字下降至32332人。由于在这同一时段里居民总数从26万人增加至44.2万人，所以这就意味着比例从14%减少到了7.3%。犹太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重状况与此相似：在波希米亚，在移居美国的影响下犹太居民在1880年至1900年间从95000人下降至92700人。只有布拉格在这方面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世纪之交后犹太居民的比率在这里略有增长，1900年前后布拉格有26342个信犹太教的人，1910年有28000人（其中各有一半是捷克人），这分别相当于10%和6%的份额（在维也纳这个份额在世纪之交前不久达8.7%，在柏林达4%）。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自商贩经商条件尤其恶化了的乡村地区迁来的犹太人。“资本，”1917年阿哈龙·大卫·戈尔东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席卷欧洲的迁移浪潮说，“从乡村，从自然界流向更能赚钱的城市，而劳动力则流向资本（不只是不得已）。”除了经济利益以外，沙皇帝国肆虐的排斥犹太人运动，导致了世纪之交的大规模迁移运动。由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大屠杀不断威胁犹太人的生存，大量的流亡者从加利齐和俄罗斯涌入西方。在1880年至1910年间，300万东犹太人的巨大人流流向波希米亚、梅伦、奥地利和德国。他们之中的大约40万人只是在他们的中欧接纳国做短暂停留并随后决定起程赴美国。
在德国人的人口比率下降的同时，捷克人的人口比率却在增长。德国优势的消退也反映在波希米亚犹太民族的文化爱好和典范中。在1890年做的一次人口普查中，73.8%的布拉格犹太人标明德语是其主要语言，而10年后却只剩43.7%了。这一过程表明犹太人正在日益向捷克居民靠拢，这种靠拢也在机构的层面上进行着。在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里，犹太人主要都是一些德意志人的协会的成员，而现在，在阿洛伊斯·楚克尔的集合运动的带领下，他们竭力趋向捷克人小团体。另一方面，即使在1900年后，大多数布拉格犹太人也还是宁愿给他们的孩子选择德语学校。在这方面，改变分配的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因为不管社会影响力如何变动，德语仍然被公认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的语言。在波希米亚，德意志人的文化统治地位作为一种名声不好的优势地位的最后堡垒，一直保持到20世纪。谁谋求社会地位的升高，谁就必须尽力与德意志人的俱乐部和协会建立联系。这一信条也为卡夫卡的父亲所奉行，每逢要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时，父亲便总是试图显示自己是德意志人的朋友。
在这种背景下，民族的和教派的身份并非总是可以分清界线。布拉格像一台地震仪那样显示出多民族国家的紧张和对立，它成为变化无常的文化方向的示范性舞台。1918年，在从有乡村风味的曲劳返回后，卡夫卡对他的出生城市发表看法：“宗教像人一样在消失。”在卡夫卡的童年时代，德意志民族营垒尚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其威力却正在消减。自1898年起，人们便逐渐变为只给街道、广场和区域安上捷克文的交通指示牌。新的民族运动受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它自1891年起便由团结一致的青年捷克党作为其在议会中的代言人。针对德意志人的有时市侩式的教育要求，捷克人指出他们自己有独立自主的文化本体，它在一种以欧洲现代派为基准的文学中，在一种丰富的音乐传统中（有杰出的作曲家如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以及在一座得到公认的民族剧院（有一部世界闻名的歌剧）中反映了出来。然而在政治冲突尖锐化的过程中，这样的自我担保和自我维持的合法表现形式带上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色彩。所以在一些民族运动人士中出现的对经济地位牢固的犹太市民的忌恨往往具有反犹太主义的性质。在这些捷克人小团体中，虽然由托马斯·马萨吕克在1900年创建的人民党和自世纪之交起增强起来的社会民主党拒绝反犹太主义，但是像瓦茨拉夫·布雷斯诺夫斯基这样的青年捷克党政治家们却公开以犹太教的敌人的面目出现。“jste Žid”——“您是犹太人吗？”这个问题，1920年5月卡夫卡这样给米莱娜·波拉克写道，在捷克语中带有一种特有的侵略性的音调：“您没看到，在‘jste’中拳头如何捏紧并积聚了膂力？以及然后在‘Žid’中那快乐的、不会出错的、飞快向前的一击？”
在日益增长的捷克人反犹太主义的压力下，大量犹太人加快躲进一种对德意志民族小团体的好感中。这一走向使他们不仅在心灵上觉得有了一个文化故乡，而且也有了1867年的各宗教地位平等法实际上不曾带来的那种社会一体化。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具有德意志民族观念的人当中，特别是在大学生的沙文主义氛围中，也出现了反犹太主义的思潮。然而，努力谋求民族同化的中产阶层犹太人对这种思潮故意不予理睬。这种排斥心态在这一时期多么流行，这一点在阿图尔·施尼茨勒的这一即便并不符合维也纳实际情况的看法中也显示出来了：反犹太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既没有作为政治的也没有作为社会的因素”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布拉格，主要是德国大学的佩戴色标的大学生和有严密组织的体操协会在煽动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气氛。他们采取一种在19世纪初为人所熟知的告密策略：他们责备犹太人，说犹太人保持一种体现资产阶级身份的、近来显得颓废的礼仪，这是一种与民族文化的责任格格不入的礼仪。在一篇混杂着反犹太主义情调的关于典型市侩的讽刺性论战文章中，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1811年就做了恶意表述，说犹太人是有着“气恼地变成奸诈恐惧”的心情的人。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一篇来自19世纪80年代中的未完成的遗稿作品中宣称，反犹太主义经由俾斯麦时代的“沼泽地”而真正繁衍滋长，而这话就是指那种自由主义的形态：它认为一种好斗的“空头政治”的散布仇恨的长篇空论也是可以过得去的。
由体操教师安东·基斯利希出版的《德意志人民信使报》成为反犹太主义的中央机关报。“反犹太主义”这个概念由狂热的记者威廉·马尔引进，此人1879年9月28日在柏林建立了反犹太主义者联盟。《人民信使报》虽然起先仅刊登一些煽动性的恫吓言论并与街头政治保持距离，但并非就没有危害。倾向自由主义的德国大资产阶级只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谋求与犹太商人缓和关系，它没有能力持续地压制这样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与整个君主国自19世纪80年代末起流行起来的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相符的，而后来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尔则以令人厌恶的形态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偏见和怀恨的政策。在读了欧根·迪林的小册子《作为种族的、风俗的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后，西奥多·赫茨尔在1882年2月9日的日记中就公开受到欢迎的反犹太主义记下了如下的话：“在已经有些潮湿并且再也不怎么烧得着的中世纪木柴堆上，必须浇上现代的煤油，好让它熊熊燃烧起来，好让焖熟了的犹太人的噼噼啪啪响的油脂，将香喷喷的气味送进在发臭的中世纪已经干过这种勾当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们新教的甚至‘无神论者的’（见迪林先生）接班人们那直钩钩的鼻子里。”1886年由维也纳犹太教经师约瑟夫·布洛赫建立的奥地利—以色列人联盟及其机关刊物《奥地利周刊》的活动虽然形成一种公众看得见的抵抗受到官方容忍的反犹太主义的象征，然而这个将将有250个成员的组织始终只是一股没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次要力量。像“巴尔—科赫巴”协会这样的独立机构随着布拉格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开始研究犹太复国主义并考证他们自己同化的先决条件才渐渐变得重要起来。
布拉格的德意志人认为自己是对城市文化生活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居于领导地位的有文化的阶层。1862年创立的举行报告会、朗诵会和讨论会的沟边俱乐部成为上层人士最重要的聚会地点。所以1890年以后它就成为捷克人针对头脑狭隘的德意志波希米亚人谋求霸权发起的示威游行的目的地。在1894年至1914年间任俱乐部主任的奥托·福尔希海默的主持下，这个俱乐部尽力向在与捷克人的冲突中试图将其拉向德国人一边的那些布拉格犹太市民开放。1907年48%的成员是犹太人——这对于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上层在世纪之交时期的暂时的接近（没有经济保障的犹太人宁可选择捷克优先权）具有典型意义。
以两座剧院和一座大音乐厅为支撑点的布拉格舞台演出剧目显示出优良的质量，但在剧目选择上却一直是保守的。位于旧城铁街的德国剧院，这座1781年至1783年间建成的剧院，它上演大众化的（常常带有波希米亚民族主义色彩）民间戏剧和喜剧。市公园边上的新德国剧院是自1887年起才有的，在1910年前一直由安格洛·诺伊曼领导。这座有将近2000个座位的剧院有着超越地区范围的声誉，它主要是通过瓦格纳爱好者诺伊曼导演的歌剧而获得这种声誉。除了古典作家的作品外，上演剧目表上有时也有现代自然主义者的作品，不过在这里却并没有达到柏林或德累斯顿的水准。诺伊曼死后，《布海米阿》前主编海因里希·泰韦莱斯接管这座剧院，但未能保持住这座剧院的水平。自1864年起存在的捷克民族剧院，这座年轻时的卡夫卡喜欢造访的剧院，它以自己特有的演出剧目与德国舞台对抗。它和1882年成立的、在传统的中央大楼上课的大学以及8年后成立的科学和艺术学院一起显示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里捷克自我意识的觉醒。
犹太人在波希米亚也与在奥地利和德国一样主要都是独立经营的商人。他们在布拉格和奥地利大城市有着相似的情况：大多数犹太人属于高级中间阶层，他们在下层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微不足道。公职人员地位对于犹太人来说完全是不可企及的。1900年前后，在奥地利跟在德国一样，只有不足20%的公职人员是犹太人。卡夫卡受聘于一家公共事业机构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一个后来常常被他用辛辣的讽刺加以评论的例外。鉴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强大的适应压力，大多数波希米亚犹太人实施一种至少表面上向其周围的基督教人士的靠拢方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活策略，它可以防止他们在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政治斗争中遭到灭顶之灾。瓦尔特·拉特瑙的犹太人“劣等公民”的恶毒言语，说是“他们渴望摆脱犹太人居住区的闷热，呼吸德意志人的森林和高山空气”，说得十分露骨。在这一点上波希米亚的状况跟德意志帝国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布拉格犹太人虽然不像人们喜欢声称的那样栖身在一个“双料的犹太人居住区”，但是夹在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只有一块没有安全保障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他们受到一股股危险的势力的主宰。
自19世纪末起，捷克舆论的影响和重要性不断增长。聚集在具有独特魅力的代言人帕拉屈和里格尔周围的自由主义老派捷克人富有影响力的地位输给了掌控着大部分工人运动的较激进的青年捷克党。自1891年起，青年捷克党在维也纳拥有议会席位：他们被公认是人气日益旺盛的、须认真对待的团体。反犹太主义的复仇心理是他们的理所当然的论证范例，只有在选举前才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有所收敛，因为人们也想赢得犹太居民的选票。而在日常生活中却流行着“各得其所”这句格言，这并不是要求宽容，而是标明一种激烈的排挤竞赛：用号召抵制的口号威胁和损害犹太人的生意，用侵犯店主的行为煽动一种恐怖氛围。青年捷克党政治家很少表现出对日益增长的侵犯犹太居民的行径采取进攻姿态的意愿；街头械斗作为公开展示民族要求的手段而受到赞同。
严厉的法规即便在1849年后也堵住了犹太人获得大多数高等专科学院职业的通道，并禁止犹太人获得地产，他们就只有自由经商这一条路可走。所以波希米亚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主要都由犹太人店主在经营。这就使得居民迁居频度大大增长，这种增长对19世纪末的状况始终有决定性的影响。1880年后开始的普遍的国内移居尤其波及乡下那些几乎无法谋到职业而渴望进城的犹太人。然而在大城市里他们却遇到了双重障碍：捷克人视他们为将自己当廉价本地劳动力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德意志人将他们当作争夺市场和主顾的竞争对手。迁入的犹太人常常试图将德意志的和捷克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又被人当作犹太人机会主义偏见的明证。然而犹太人其实是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选择搁置一边；明白无误的亲捷克或亲德意志的态度对于处于民族冲突中的他们来说远比巧妙地避开困难要危险得多。
1897年，奥匈帝国陷入严重的内政危机，它也危及波希米亚。这场危机的登场表明，波希米亚犹太人的社会生活多么强烈地受到民族冲突的余音的影响。危机的起点是巴代尼内阁的谋求利益均衡的政策，该内阁和青年捷克党一起试图执行一条新的路线以解决各团体的长期争执。内阁的亲捷纲领促使奥地利和多瑙河流域诸国的各德意志民族团体进行猛烈反抗。在已无法避免的总理被免职之后，1897年12月初，好几个波希米亚城市发生了暴力骚乱，并伴随着反犹太主义的侵扰事件。在布拉格、萨茨和埃格尔冲突升级为伴随有焚烧街垒和掠夺犹太人商店的巷战。在龙骑兵和骑警的干预下事件才平息下来，然而内政危机没能因此而被克服。为了抗议将捷克语提升为官方语言的新政府自由主义的语言法规，德意志议员1898年离开了波希米亚邦议会。西奥多·赫茨尔，在卡尔·吕格尔的维也纳、但也作为德雷福斯诉讼事件（1894—1895）的观察员曾遭遇到粗暴的反犹太主义形径，他处在巴代尼危机的骚动不宁的印象中，指出波希米亚犹太人消极被动，认为这些犹太人在尽力谋求最大限度的适应：“这些布拉格的小小犹太人，这些正经的中等阶层商人，这些安分守己的公民中之最安分守己者，他们究竟干了什么啦？他们凭什么该受到洗劫、纵火和虐待？”人们也能把犹太人的谨慎小心视作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危害的根源，这一点在一封来自梅伦的匿名信中得到证实，此信1899年带着辛辣的讽刺声言：“所以你可以安心地继续睡你的觉，一直睡到窗玻璃被砸碎的叮当声、孩子们的哭喊声、被抢劫者们的痛苦呼号声、无辜受控告者们的哭泣声（……）把你从睡梦中惊醒。”
在波希米亚的反犹情绪的影响下，1900年以后大批犹太人离开这片国土，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移居美国，另一些人返回匈牙利。在1900年至1912年间犹太人在波希米亚的比重降低了8%，从92000人降至85000人。留下来的犹太人的日子明显地不好过了。民族沙文主义的联合会一再发出抵制号召，这些团体的目标是将犹太商人排挤出市场；特别是在像泰普利茨或埃格尔这样的较小的城市里组成了德国人的“观察委员会”，它们将那些向犹太商贩购物的人作为“背叛人民者”加以告发。给这种恶劣的攻势推波助澜的是关于带宗教动机的血腥宗教仪式的恐怖报道：据称犹太人常常拿德意志人开刀执行这种宗教仪式。在这样的宣传谎言中，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尖锐地指出，这掺和着“粗鲁的玩笑，卑鄙的同行忌妒，先天固有的偏见，宗教上的不宽容”。甚至对于奥地利皇储人们也都知道，他赞同反犹立场并为维也纳议会中反犹太主义议员提供的信息服务支付报酬。这种在乡村地区渐渐滋长的社会压抑气氛连布拉格也没放过，虽然大城市的宽广有利于促进自由主义的社会状况。跟受到国家庇护的大屠杀已提上日程的沙皇俄国不一样，憎恨犹太人在波希米亚表现得更隐蔽，表现为日常的暗中侦察和告密等更为阴险的形式。弗兰茨·卡夫卡也领教过这些奸诈的压制伎俩，虽然他一直没有遭受过直接的反犹敌意的伤害。强大有力和软弱无能不是可以用产生它们的秩序情况的清晰度来衡量的：这是他的作品将向其读者传递的一个主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