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关系网中
赫尔曼·卡夫卡，一个屠夫的儿子
“一代一代人的链条不是你的性格之链，而各种关系却是存在的”，1918年冬弗兰茨·卡夫卡在曲劳写道。他忧伤地添上一句：“一代一代人像你的生命的各个瞬间那样死去。”卡夫卡有意识地将自己看作有家庭观念的人，书信和日记里一再强调对祖宗们的故事和祖先们的传奇的兴趣。“亲戚关系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这是1920年6月写下的话。年纪轻轻卡夫卡就已经在决定性地影响他的家庭传统的范围内阐明自己的性格和角色，这种家庭传统的神话和传奇神秘地吸引着他。在做这种阐明时，对出身和历史的思考与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根源的研究相似。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感知到了自己的子孙身份：这个子孙已经不再能够出于自愿继承这些弥散的、只是零零碎碎传承下来的传统。这个自我幻象包括永远也不能独立自主地走出家庭和宗教权威的禁区的这种感觉。这样一种模式的逻辑服从这个反差原则：为了让儿子能够恰如其分地担任生存能力弱的局外人的角色，父亲必须身强力壮。他小时候“对什么事都没有把握”，并且总是需要“新的证明书”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点36岁的卡夫卡还在回首往事时强调指出。作为一个“事实上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他没有希望主动闯入这传统的关系网络并摆脱子孙的角色。父亲是儿子做自我评价的显眼的象征：这个儿子感觉到自己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有中心的另一边。谁隐藏在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家生活中这第一次和最重要的臆造的后面呢？
1852年9月14日，赫尔曼·卡夫卡出生于施特拉科尼茨附近南波希米亚的沃塞克村（奥赛克）。当初那儿居住着20户犹太人家庭（总共将近100人），人们拥有一座小犹太教堂并过着平和的堂区生活。雅各布·卡夫卡，他的父亲，1849年在35岁上结了婚。他虽然已经和他的配偶——比他年轻两岁的弗兰齐丝卡同居了几年，可是起先他却不能正式确定他们的关系，因为国家有一个犹太人不可与异族通婚的禁令，只有各家的长子可以例外（1813年出生的兄长萨穆埃尔享有这一“特权”，他1836年结的婚）。随着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推行新的、有利于犹太人解放的立法，这一自1726年便存在的规定才于1849年3月被废除，这时这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菲利普和安娜，赫尔曼的哥哥和姐姐。
在不多几年内，这个家庭就增加到八个成员：1850年海因里希作为家庭的第三个（同时也是第一个婚生的）孩子出世，在赫尔曼之后，1855年、1857年尤丽叶（她长着“一张所有父系亲戚的那种大脸”）以及路德维希相继诞生。一家人住在只有三个小房间和一所紧挨着的杂用建筑物的犹太人街35号宅子里。雅各布·卡夫卡当屠户，给沃塞克村和周围地区供货维持全家的生计。这位犹太屠户的工作受到尹格宗教仪式规章的约束。按照一项以摩西第三经17章10节为依据的宗教法令，只有洁净和流尽血的肉才是可以吃的。犹太人习惯不用麻醉的屠宰法便是由这一原则推导而出：用快刀一刀将未经麻醉的牲畜的颈动脉、气管和食管割断，以便牲畜能够流尽血。残留在组织中的余血经过腌渍而被吸收。适宜食用的是分叉蹄、偶蹄目和反刍动物（那就是牛），而猪和肉食禽的肉则一直是禁止食用的。（摩西第三经20章25节）作为独立经营的屠户，雅各布·卡夫卡既是犹太人的也是基督徒的肉类供货人：犹太顾客得到洁净的肉，而基督徒则从他那儿购进猪肉。
屠户雅各布·卡夫卡在村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在一张1880年摄制的照片上，他身材高大、脸部线条分明，摆出一副有时代特征的保护人姿势站在他的坐着的妻子的身旁，他的一身衣服证明他过着小康的生活并且具有中产阶层的趣味爱好。弗兰茨·卡夫卡曾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顺便提及祖父。在《豺狗和阿拉伯人》（1917）中，豺狗们所信奉的纯净信条就这样令人想起犹太人的屠宰牲口；而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1922）中，表演饥饿者的看守人员“通常都是屠夫”。后来他从坚定的素食主义者的观点出发，怀着一种混杂着厌恶、讽刺和钦佩的情感看待祖父的工作。“我不必吃他所屠宰的这么多的肉”，1920年他这样声言。这位老雅各布在世时，他的孙儿卡夫卡还曾见到过他，却没有获得长远的印象。当他1889年12月逝世时，6岁的孙儿和全家一起去沃塞克参加葬礼。
雅各布和弗兰齐丝卡·卡夫卡，卡夫卡的祖父母
依照乡村的习俗，雅各布·卡夫卡的孩子们都得早早地帮父亲干活，尤其得推着手推车给邻近主顾们送肉。那是一个非常匮乏的青少年时代，没有任何发展个人爱好的余地。物质上的负担是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家庭不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却有赖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工作。1911年12月底卡夫卡在日记中记下，父亲对童年时代的回忆多么痛苦地折磨着这个过着舒适的中产阶层生活的儿子：“没有人否认，他持续好几年由于冬衣不够导致大腿上的伤口一直没愈合，他常常挨饿，他10岁就得在大冬天一大早推着一辆小车走村串巷——但，他不愿意理解的是，与另一个正确的、我没有遭受过这一切苦难的事实相比，这些正确的事实丝毫也不能让我得出这个结论：我比他幸福……”
赫尔曼·卡夫卡在犹太人街上的小学上了六年学，他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写字、计算和几篇希伯来语的断编残简。可靠的有教养的中产阶层人士的基本知识直到他长大成人后也没拥有。学校里正式的课堂用语是德语，而口语却是捷克语：赫尔曼·卡夫卡一生都是一个有着一种对波希米亚来说典型的语言上的双重身份的人，不过这种双重身份却受到提高社会地位的抱负和与这联系在一起的对捷克成分的抑制的掩盖。在一个男孩13岁生日后的安息日，通过在犹太教会堂里第一次朗读图拉经来庆祝巴尔米茨瓦节，按传统习俗，这标志着宗教上的法定年龄已经达到，从而也就标志着赫尔曼·卡夫卡的童年时代已经结束。他被送进邻近的皮塞克村，在一位亲戚家当学徒，学做纺织生意。1872年他被征召服三年兵役，他在一支捷克军队中服完这次兵役。他在回忆往事时认为服兵役的这段时期是人生的有益时期，它使他获得市民角色的身份，将他纳入一种牢固的秩序体系并使他具有——透过制服显现出来的——社会声望，这满足了他追求虚荣的需要。服完使他晋升中士（领导一个有35人的排）的现役后，他在布拉格及其周围地区当了七年——直至1882年8月底——日杂用品代理经销商：一如当时行话所说的“兜售小贩”，挨家挨户兜售自己的商品。“一个兜售小贩，”约瑟夫·罗特写道，“背着一只装着肥皂、裤背带、橡胶制品、裤纽、铅笔的筐子。他带着这家小铺子造访各家咖啡馆和客栈。”1882年6月，赫尔曼·卡夫卡经一位媒婆介绍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尤丽叶·卡夫卡，从此——因当局的严格规章而变得困难重重的——兜售小贩生涯便宣告结束。1882年9月3日的结婚开启了他以中产者的成功为标记的人生阶段：在新娘嫁妆的支持下，他在旧市区北环（929—1号房）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布料和时髦服饰用品，并在既是丈夫又是企业主的双重意义上成家立业了。个人的和商务上的觉醒在这个地方何等紧密地相连，这一点可以从下述情况上看出：赫尔曼·卡夫卡将他的店铺安置在他们举行婚礼的那家饭店所在的房屋建筑群里。
赫尔曼·卡夫卡，卡夫卡的父亲，19世纪80年代初
属于卡夫卡家族的“根基”的，儿子1919年这样写道，是一种显著的“生活、经商和占领的意愿”，此外还有“强壮、健康、好胃口、大嗓门、有口才、自鸣得意”。人们必须像观察卡夫卡的父亲形象每一个别的细节那样小心观察这种类型学，因为这种小心主要用来以体弱、多病、胆怯、寡言的孩子的自画像来对抗它。就这点来说，这一类型学能解决一个文学上的目标，一个遵循想象原则的目标：充满活力的、经营上卓有成效的父亲的形象被勾画出来，是为了使这个“自我”，这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自我能够通过这种划定界线的机制获得一种自己的身份特征。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威望、这种表现为精力过于旺盛的威望的感知很早就给卡夫卡式的艺术风格添上了一些要素：这种艺术风格让人看到家庭力量对比现场是象征性的秩序结构。所有的奋斗，他的文学作品以后将要讲述的所有的奋斗，最终都返回来指向这一秩序。
所以儿子的秉性只是稍微传达了父亲有缺陷的性格特性——据说父亲的兄弟们都比他本人更“欢乐愉快、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缺少严厉”。赫尔曼·卡夫卡一方面有顽强的“经商意愿”，另一方面也显得很敏感和易受伤害。传下来的他的照片显示出一个似乎总是衣着时髦、注重外表的相貌堂堂、显然沾沾自喜的男子形象。这位举止坚定的商人和一家之主具有一种不太明显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终生都没允许他信心十足地克服精神上受到过的伤害。明确证明了的“口才”也还是带有可疑的特性，如果人们考虑到赫尔曼·卡夫卡掌握的德语并非完美无缺并且他主要是在家庭圈子内部施展其演说家的才干的话。因此衡量儿子秉性的标准涉及那个个人隐私区域，那个后来将会把他的文学作品当作社会排挤斗争的现场加以展示的区域：这位暴君只是在个人的家庭圈子里，在原型的权力舞台上占据统治地位。
神经过敏、情绪紧张的身强力壮者的自相矛盾。赫尔曼·卡夫卡身上的气质表现为矛盾的基本资质，它们也反映在兄弟们和侄儿们的个人经历中。在这里成功和失败、抱负和畏惧、扩张努力和退却倾向紧挨在一起。尤其是赫尔曼的长兄菲利普，这个跟年轻10岁的海因里希一样在南波希米亚当商人的孩子显示出一种突出的占有欲。6个儿子中的长子，1879年出生的奥托·卡夫卡1897年移居南美，后来迁居纽约并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卓有成效的外贸公司，其可观的营业额使他可以过上奢侈的生活。年轻14岁的大弟弗兰茨1909年在16岁上在其后随之而来并在他的公司中晋升为高级职员（卡尔·罗斯曼，卡夫卡的美国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将具有他的特性）。就在菲利普和海因里希·卡夫卡事业有成的时候，排行最小的孩子路德维希似乎不大有活动能力。19世纪80年代中他在布拉格开了一家时髦服饰用品商店，然而不久这家商店便不得不宣告破产。歇业后，有两个女儿的他在一家布拉格保险公司当会计。这里，在让人感到很愉快的中产阶层的自鸣得意中显现出了一丝失败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