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幼年时代和学生时代（1883—1901）

长子的孤独

居民点有其自身的象征性质，其秘密一贯是不显眼的和严密的，只向知内情者显示。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作为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其中的房子——“尖塔”坐落在恩格巷和卡尔普芬巷（现在是卡普洛瓦巷）之间的拐角处。所以它位于过去的和现代的布拉格的交会处：在约瑟夫城市的边缘，同时也是在旧城环城路、新城中心的对面。1880年初，这里显示出作为各对立面统一体的城市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已经贫困化了的从前的犹太人居住区及其旧货商店、小酒店和妓院在那里与大环城路四周受到现代商业活动支配的区域交会，而那里正是卡夫卡诞生的房屋所在之地。这所拐角房屋1897年因自1885年起进行的维护犹太人区卫生规划而被拆除，只保存下了装饰精美的大门。今天只能用经照片获得的表象来取代直观。卡夫卡的诞生房屋的位置是凭想象虚构的，它的风貌被一种使人忘却过去的现代遮住了。

按照犹太人的宗教法，1883年7月10日，出生后的第八天，举行了男孩的切割包皮礼。这一严格规定的仪式，这一让孩子加入上帝与亚伯拉罕及犹太民族同盟的仪式，由受过这方面训练的穆汉来进行。在不让人采取卫生预防措施的这一流血程序的过程中，祖父——作为替代的教父——把这个新生婴儿抱在怀里。卡夫卡以其1911年12月8日出世的外甥费利克斯为例用好奇的眼光描写了这个宗教仪式：“先将男孩捆绑得不能动弹，只露出阴茎，然后放上一块有窟窿眼儿的金属薄片以确定切面，然后就用一把几乎是普普通通的吃鱼用的餐刀式的小刀进行切割。现在人们看见了鲜血和生肉，穆汉用他的颤抖的长着长指甲的手指头在那里面简短地一摸，并将不知从哪儿摸到的包皮像翻一个手套的手指那样从伤口上翻过来。立刻一切就绪，孩子几乎没哭一声。现在只是还要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在祷告过程中喝葡萄酒，并用他那还没完全洗净血迹的指头蘸一点酒送到孩子的唇边。”

由莫里茨·魏斯尔大夫做的卡夫卡包皮切割仪式在卡尔普芬巷的寓所里进行。雅各布和弗兰齐丝卡·卡夫卡，这两个年近70的老人，估计没参加这一典礼，因为他们经不起旅途劳顿了。担当教父，在举行这一宗教仪式中履行祖父职务的是安格卢斯·卡夫卡，赫尔曼的一个堂兄，雅各布·卡夫卡的隔山兄弟萨穆埃尔的长子。之所以选中了他，估计是有经济上的原因。安格卢斯·卡夫卡是一个富有的贩卖葡萄酒的商人和利口酒出口商，自1872年起住在东布拉格，当时正经营着肉市场边上他那家生意极好的商店。后来在他的儿子恩斯特·卡夫卡的支持下，他也扩展了业务，越过城市界限进入位于摩尔道河上游的特洛亚市郊，在那里经营一家葡萄酒酿造工厂，年轻的弗兰茨·卡夫卡有时会造访这家酒厂。安格卢斯的能干和经营有方在整个犹太人区有口皆碑。

分娩后不久，尤丽叶·卡夫卡就开始接任她在商号里的职务了。新生的男孩交托给一个保姆，他将在家政服务人员的照料下长大。在商号开业的头几年里，卡夫卡一家雇了一个厨娘和一个也负责照料小孩的女佣，但起先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没雇用家庭女教师。这是可以理解的：男孩对天天和他在一起的用人比对通常都不在跟前的父母要亲近得多。父母的售货时间在6个工作日的早晨8点直至晚上8点，小男孩见到父母的唯一时机大概是大家一起在私人寓所里吃午饭的时候，然而吃午饭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父母不愿意把商店交给员工看管。1912年12月，卡夫卡对菲莉丝·鲍尔解释说，他在自己的幼年时代“与奶妈、老保姆、刻毒的厨娘、忧伤的女教师［！］在一起厮混”，因为他的父母“经常在做生意”。

尤丽叶·卡夫卡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理念履行自己的职务。这包括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商务活动，但也包括家庭圈内的支配地位。她主持家务，在午休期间亲自去购物，安排用人的活儿并视自己为调停人，试图消除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也试图调和与员工的冲突。“如果人们已适应劳累，”1916年8月她写道，“人们也就难以习惯于安静和懒散。”卡夫卡明显地注意到了她平日因履行职责而放弃了个人要求并失去了个性：“母亲整天干活，既有欢乐的时候，也有伤心的时候，没有一丁点儿闲睱（……）。”在与带基督教特色的世情的对比中，他才明白这种角色理解的特征，然而他没能清楚地论述存在于不同特色间的紧张关系：“犹太人母亲不是‘母亲’，母亲这个名称让人觉得犹太人母亲有些可笑（不是使自身显得有些可笑，因为我们在德意志），我们给一个犹太人妇女起德意志母亲这个名字，却忘记了这个越发深深地沉陷于情感中的矛盾，‘母亲’对于犹太人来说特别带有德意志色彩，这个词下意识地除了基督教的光彩以外也含有基督教的冷漠，所以被命名为母亲的犹太人妇女不仅让人觉得可笑，而且也让人觉得陌生。”尤丽叶·卡夫卡作为犹太人母亲，对于儿子来说，无疑在过了好些年以后才获得了那种来自其家庭内部威望的、起安慰作用的代表性。这孩子可能受过她的商业职责和总是只在吃午饭时打一个照面的折磨。频频更换的、通常来自周围乡村的女用人，她们熟练地干她们的活儿，却难以取代尤丽叶·卡夫卡。而且儿子在遇到冲突时不把母亲当作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是把她当作父亲的同盟者，一如1919年在致赫尔曼·卡夫卡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她总能给我们提供保护，但她也颇受你的掣肘。她太爱你了，她对你太忠贞、太顺从了，在孩子的这场斗争中她不可能成为一种经久独立的精神力量。”

在最初几年里家庭常常搬迁，每次搬迁都在商店所在地不大的半径距离范围内。1885年5月中，卡夫卡一家迁往大城市的文策尔广场，12月迁入位于离老犹太人居住区不远的精神巷V/187。两年后迁至尼克拉斯街6号，1889年6月迁至旧城环城路2号，中世纪的“米诺塔屋”就坐落在那里，一家人在这里才找到了一个较大的寓所。1896年9月，卡夫卡一家搬迁到采特纳尔街3号，从此就紧挨着父亲的商号了。他们在那里居住了11年，直至1907年6月底才迁至尼克拉斯街36号，儿子在这个寓所里才有了一个可以眺望摩尔道河的房间。频频更换寓所，尽管仅限于一个不大的半径距离，也仍然迫使孩子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场所和环境。这种情况，加之父母又经常不在身边，可能增强了孩子的不安全感。

卡夫卡不管在后来的岁月里何时谈论自己的童年时代，都会突出两个中心思想：恐惧和孤独。“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1919年11月他这样说。这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的生活由法院秘密决定，1921年他作如是说。这位36岁的人让父亲——这位“身体填满门框的陪审法官”——回忆他那暴虐狂的、凸显出成年人体格上的优势的惩罚行动。“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喝水，当然并非真的因为口渴，多半是为了怄气，部分是为了解闷。您声色俱厉，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您就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很久。”由这样的措施而产生出来的恐惧，这种伴随着一种“死人眼睛般的严肃”的基本情绪，一如这位成年人后来声称的，与始终存在的孤独感联结在一起。1912年12月他告诉菲莉丝·鲍尔，说是他儿时“很长时间一直独自生活”，并必然得学着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父母自己对付过去。从而，如他后来暗示的，便产生出一种对家庭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在这种态度的后面则潜伏着“恐惧、忧愁和伤心”。马克斯·布罗德采纳了这种性格刻画：他强调指出，说是人们必须考虑到卡夫卡的童年时代“是说不出来的孤独的”。

恐惧和孤独是一幅在未来的年代里几乎有了呆滞特征的自画像的局部图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特征源自主观臆想，它们听从身份形成的需要，但是并非必然符合客观事实。“与我们有些相干的世事是虚假的，就是说不是事实情况，而是对少量的观察的一种填补和完善”，弗里德里希·尼采1886年写道。谁研究卡夫卡的童年时代，谁就不会遇到这里所说的“少量的观察”。相反，他走进了想象的王国，因为他经由成年人后来给自己的经验材料添加进去的那种“填补”和“完善”的途径获得自己的认识。这个孩子出现在日记中，通信的自我画像中，也出现在患病的儿子1919年在谢莱森写的致父亲的信中。孩子的感受和表面印象只通过几乎总是采用虚构手段的书面证明的折射而存在。人们只在成年男子的故事、幻想、记忆中的印象和白日梦中遇见这孩子。他的亲身经历的痕迹被事后撰写的文字符号遮住了。所以作者就杜撰了他早年的个人经历，他夸张、提炼、筛选。卡夫卡的童年就已经是，这也将是他的全部成年人的生计：由书写而获得的人生。贯穿这一童年的主旋律是由作家高度艺术性勾画的一种虚拟的自叙体构思。他为自己的童年找到的印象始终被织入他撑开的文学网之中，不管他何时通过作品媒介表达思想。

对这孩子来说有外表吗？白日梦何处终结？复杂的现实体系哪儿开始？“我觉得一切全都是构思”，这位30岁的人在日记中写道。“生命的威力”可以忍受，只要它被理解为一个人造的杜撰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这反过来又要求一种精确的感知技术，一种只有全神贯注才能予以实际应用的技术。缓和“生命的威力”的观察者的视角同时势必产生孤立，因为这种看事物的观点要求保持距离和克制。卡夫卡儿时体验到的孤独是身居团体中的观察者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产生自一种客观的缺乏，而是产生自这样的愿望：领会这些外部印象，但不使自己受其支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孩子的恐惧是与孩子的与世隔绝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种恐惧必然会产生一种孤立，而这一孤立则又引起了对外界保持距离的态度。在生命的“大棋局”中他是，1920年卡夫卡极其充满激情地解释说：“小卒子的小卒子，是一粒没有的棋子。”

对于这位正在成长中的儿子来说这就发生了一种基本情况，一种主要取决于内心的由恐惧感支撑的——孤独的基本情况。这个孩子学着采取只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接近现实的遥远的观察者立场。距离和闭锁构成这一态度的空间的前提：“鉴于全部我的过去的教师可能会不理解这一点的这一危险情况，我倒是乐意并巴不得成为那个小废墟居民受到太阳的烘烤，这太阳光在废墟间从四面八方照射在我那温和的藤蔓上（……）”。已经长大成人的卡夫卡后来试图把自己平日的经验地区变成他可以无拘无束实践观察艺术的区域。家庭的寓所，大城市的街道网，商号和咖啡馆，电影院和剧院，电车和火车对他来说成了被认为是陌生的生活的活动场所。他喜欢科学地观察这种生活，因为它在冥冥之中吸引着他，而他却不想让自己受它的掌控。“团体中的孤独”就是这一立场的神怪用语。1913年2月，他展望自己的度假计划，写信给菲莉丝·鲍尔说他正在寻找一个地方，“一个即便独自一人并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感到孤独的地方”。1922年他用一个简洁的例子向马克斯·布罗德说明对默默参与生气勃勃的生活的渴望：“此外很典型的是，我在空落落的寓所里感到很舒服，不过并不是在完全空落落的寓所，而是在充斥着对人们的记忆并为今后的生活作好了准备的寓所里，在有布置好的夫妻卧室、儿童房间、厨房的寓所里，在一早便有邮件投入、报纸放进的这些寓所。”

不能排除的是，这种观察一个陌生的、核心充满神秘的日常世界的乐趣与一种早年的体验有关。在空落落的父母的家宅里，孩子在漫长的上午可能渐渐认识到，一人独处是一种甜美的乐趣，每逢人们想到这种乐趣很快就会消逝，这种乐趣就会增长。后来，妹妹们的声音闯入平静的生活中了，男孩的内心的态度也很少有变化。他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共同居住者，栖身在“喧闹声大本营”里，因为他只有在必须捍卫自己的孤独免遭包围他的团体的侵犯时才能享受这种孤独。孩子的这种在心理上保持距离，后来构成不可以用“恐惧”“孤立”或“悲伤”这类概念的客观价值衡量的传记式自我画像的一个基本要素。这种自画像尝试做一次身份造型，一种只有在描写它的瞬间——作为文学上的自导自演——才会成功的身份造型。在文字的那一边只存在着暂时性：“我的一生，”1922年1月卡夫卡如是说，“是出生前的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