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无止境

1.鉴定困局

古书版本鉴定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它的年代，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要作出准确的定位极为困难，甚至无法实现。从一部书的刊刻流程已经看到，一副版片可能有一个发展过程，具体在哪一年做了哪些事情，只有当事人知道，别人未必知情。

我们著录版本时，通例是必须划定朝代，宋就是宋，元就是元，不能写宋末元初。甚至在宋本中，北宋就是北宋，南宋就是南宋，北宋末南宋初也是不允许的——当然跟宋元划界不同，写作“宋刻本”还是可以对付一下。想想现实之中，刻书时间哪里会跟改朝换代一致。总不能宋朝皇帝一投海，库存的书版、刻至中途的书版，就随之全部销毁；然后改换大元旗号，重新开张，从零开始。如果实际是修修补补，接着干下去，那么宋耶，元耶，如今去问谁何？

牌记是我们恃为利器的标志。上文已经举过例子，牌记只是刻版过程的一个标志，它标的日期可能是开版之初，可能是一个阶段，也可能是完工的时间，没有一定之规。它只是一个孤证，不结合书的内容、序跋以及其他材料，所得结论总不能叫人放心。

序跋，特别是序，落款署年最没有准头。作序可以在刊刻之前多少年，可以在刊刻中间，可以在刊刻之后多少年，根据序言确定年份最靠不住。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实际还是依靠序言，但这只能当作一个线索，有了更好的依据，随时修正就是了。我们会看到有些书目在以序言确定刻书年份时，后面用括号注上“序”字，表明这是序言年代，是不是实际刊刻时间待考。

版本之学的研究没有止境，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学术研究跟实际工作的关系。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可以实施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改进，使这门学问一天天走向高峰。

必须指出，清代藏家鉴定古书版本的经验和手段都很有限，这是一门学问萌芽时期难以避免的筚路蓝缕阶段。他们提前了一些版本的刊刻时间，需要我们给予纠正。在纠正冒进时也要谨防矫枉过正，比如前人说是北宋本，现在非要往南宋初年靠；前人说是元版，现在非要拉到明初刻本。版本鉴定毕竟追求的是事实，“过犹不及”，保守和冒进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勉强给个说法不难，难的是让人家相信那就是全部事实。

2.技术手段

版本鉴定现在还是以人工为主，科技手段很少使用。听说有用碳14鉴定纸张年代的例子，因为没有看到具体的研究报告，我们还不能作出明确的结论。纸张成分分析有多大作用现在也还有待研究，至少没有正式投入使用。总之，科技手段无疑会更多地进入版本鉴定领域，只是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

这种现象可能跟其他文物鉴定不同，古书作伪的手段比较简单，鉴定手段涉及很多方面，不是那么迫切地依赖科技手段的介入。不过这总是初级阶段的表现，将来情况会有改变。纸墨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总会有各种科技鉴定手段。不过在目前而言，人工方面可做的工作还很多，即使有科技手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工还是不可或缺的。

3.辨别真伪

有些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人做过手脚，希图以假乱真，拿较次的版本或伪造的东西蒙混过关。辨别版本真伪，就是版本鉴定的一项内容。上面说过翻版摹刻的事情，那是重刻而已，本来没有冒充真本的意图。后人拿它当原版，这可能是出于不知内情，也可能是有意鱼目混珠，蒙骗他人。

作伪的方式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减”，另一方面是“加”。“减”指的是消除一切可以看出真实年代的痕迹，刊记、序跋最先遭到毒手。有些书本来有刊记，可是今天见到的本子几乎都没有刊记。有些书本来有刻书时的序或跋，流传到今天也是十之八九不复存在。这都不是自然的损耗，而是书贾作伪，故意挖掉刊记、撤去序跋，让人摸不清底细，混充前代印本。

《蔡中郎文集》十卷有明正德十年（1515）华氏兰雪堂活字本，黄丕烈所得的一本目录后刊记作“□□乙亥春三月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版印行”，前缺二字，就是书贾作伪使用的减法。黄氏没有细检，遽“以他书证之，当在成、弘间”[44]。其实成化和弘治两朝都没有乙亥年，黄氏失之眉睫，为人所笑。然而后人多从之而误，如陆心源重刻活字本，明明牌记已经刻成“正德乙亥”[45]，却还在讲此弘治中华坚兰雪堂活字本如何如何[46]。

“加”指的是加上前代才有的标记，伪造刊记又是一项惯技。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前面提到的《盐铁论》版本争议就是版本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例子，作伪者补上了一个刊记，迷惑了很多人。

辨伪的工作没有诀窍，可以说的不过是，孤证不可遽信，十八般武器该用的就要用，多存疑，不冒进，仅此而已。此外，多看看文献资料有好处，像一些书的刻书刊记和序跋，这本没有，说不定那本会有，现在没有，过去的翻印本也会转载，多看看就会有收获。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日本保存的一些书，刊记序跋往往比较齐备，翻翻东瀛学者的著述很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