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籍保护与修复
一、古籍保护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产生了巨量的文献典籍。它记录了人类活动的主要史实,是时代发展的见证,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研究古代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古籍在长期的流传中,不断地遭受人为损毁和自然灾害的侵蚀,逐渐减少,迄今已是百不存一,损失极为严重。根据2007年启动的全国古籍普查情况来看,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公藏单位古籍藏量在3000万册(件)以上,而其中的1/3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修复。作为不可再生性文物,加强古籍保护工作尤为重要。
(一)影响古籍存亡的因素
1.内在因素 任何文献载体及材料都有一定的寿命,古籍存亡的内在因素主要是指古籍自身构成的载体材料,包括纸张及字迹材料——墨,以及生产纸张及墨的过程中所添加的各种物理化学原料。它们的耐久性及与外界产生的反应直接影响到古籍的寿命。“纸寿千年”便是指有的古籍文献如唐宋本古籍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国家图书馆曾对其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出版的图书、报刊纸张进行了抽样检测,检测项目包括图书、报刊纸张的耐折度、耐拉力、撕裂度和白度等。从检测结果数据可以看出,20世纪20—40年代的报纸耐折度在1.8~4.2次范围内,属于低劣纸;50—80年代的报纸耐折度,除70年代高于100次,其他年代均低于50次,属欠坚固纸或短寿命纸。20—40年代的图书纸张耐折度平均11.3次,属不坚固纸;50—80年代的图书纸张平均79.0次,属欠坚固纸或低强度纸;其中耐折度低于50次的占85%以上;低于10次的占23%,这部分图书纸张已经严重脆化,处于即将毁灭的状态。这意味着民国时期的文献虽存世时间大部分不足百年,却已处于较为严重的老化状态,保存情况岌岌可危。
2.自然因素 古籍保存环境的差异对古籍的存亡至关重要。受温度、湿度、光照、空气污染物、有害生物(各种霉菌等)、虫蛀、鼠啮等的影响,文献载体的生命力各有差异。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唐宋时期文献,因在石窟内封存了900余年,保存状况良好,而同时期的其他文献流传下来的极少,说明合理的收藏条件对文献的长期保存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图书害虫生长发育的最佳湿度一般在70%以上,图书生霉的临界湿度在75%左右。因此,四川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湿度都属于古籍极易发霉、生虫的环境条件。虫蛀的直接后果为纸质形态破损直至消亡;霉蚀过的纸张,其酸性必然增加,而纸张酸化的直观表现就是纸张机械强度下降,容易发黄发脆。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也会给文献的保存带来巨大危害甚至毁灭性打击。历史上数不清的灾害使众多的古籍文献消失殆尽,如汶川大地震使上百万册图书损毁,部分古籍永远消亡。
3.人为因素 对于古籍的损毁及聚散,古人早有论述。秦始皇“焚书坑儒”,上古文献资料毁于一旦。隋代牛弘提出“五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焚书之令”,“先王坟籍,扫地皆尽”,一厄也;王莽末年,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二厄也;汉献帝移都时,“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西京“燔荡”,三厄也;晋世“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四厄也;梁元帝萧绎平侯景之乱,悉焚典籍于外城,五厄也。除此之论,明代胡应麟认为六朝之后复有“五厄”:“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倾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胜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明清后,由于文字狱更加频繁、惨烈,加以兵燹荼毒,古籍的损失更为惨重。如明末蒙古铁骑南侵及张献忠的屠戮,使巴蜀的刻书事业、文献存藏都遭受重创。此外,在文献的查阅、保存过程中,也可能因为人为因素导致载体破损。如翻阅书叶不细心而撕裂书叶,或用力过度造成书册断线,中缝开裂、书口破损等现象。读者的指甲过长也可能抓破书叶、画面,有的人甚至为收集对自己有用的资料,截取书叶中的篇章或精美插图,造成文献的残缺。保管方式不合理或纸质文献修复不当,都可能造成古籍的损坏。
(二)古籍保护措施
自各种材质的文献产生之后,古人便一直在探索文献保护的有效方式。在文献制作阶段,常通过“杀青”“入潢”等方式以达到长久保存的目的。简牍时期,由于新的竹木含有水分,容易腐朽或生虫,对典籍的长久保存不利,因此古人在制作之前先在火上烘烤,称“汗简”或“杀青”,以防虫蛀之法。魏晋时期纸张盛行以后,出现了染潢避虫的技术,即将纸张用黄檗泡水的汁染制,即“入潢”。黄檗又叫黄柏,树皮内层经炮制后可入药。我国常见的黄檗有关黄檗和川黄檗,古代用以染黄纸张的是川黄檗。川黄檗含小檗碱,具有抗细菌、微生物等作用,浸染纸张后有利于古籍的防虫。《齐民要术》卷三《雌黄治书法》中说:“书橱中欲得安麝香、木瓜、令蠹虫不生。”北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记载:“古人藏书避蠹用芸……”芸即芸香草,将芸香夹放在书中或书橱内,能避虫害而对人体无害。此后,历经元、明、清各代,防虫避蠹始终没有间断,其中又有大胆的创新,如椒纸、红丹纸等的出现。在建筑上,也十分讲究防火防潮防盗等措施。如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保护建筑的典范。皇史宬以石为建筑材料,正殿全为砖石垒砌,不置一钉一木,墙厚数米,每扇门均用整块石头制成,重达数吨。超厚的石壁、石门,可以将外界温差变化对室温的影响减少到非常微弱的程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古籍保护方法与手段不断进步,主要包括预防性保护、再生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等。
1.预防性保护 古籍的预防性保护主要是指在研究古籍损坏的内外因素基础上,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以改善古籍存藏环境,使之免受损坏或减缓其损坏速度。如对古籍纸张等制成材料耐久性的研究,古籍存放环境的温湿度控制,古籍有害生物的研究与防治,古籍书库的消防及防光、防尘、防水、防震等。加强古籍的阅藏管理也极为重要,元代赵孟《书跋》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古人在阅读典籍时,为不损伤古籍,极为谨慎。现今明确提出古籍保护的基本原则——“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即保护古籍是第一位的,利用古籍要以保护为前提,是有限制的利用。对于传世的珍贵古籍,原则上以藏为主,一般应提供复制件以供利用,不直接使用原件。加强预防性保护工作,主动、积极的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可以降低文献载体损坏风险,这是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共识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
2.再生性保护 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古籍转化为电子媒体的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保存和传播。以数字化、缩微复制、善本再造等方式,使珍藏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以达到保护古籍原件的目的,也是古籍文献保护的重要途径。
(1)古籍数字化 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古籍进行扫描整理,形成各类数据资源库。近年来,各类古籍专业数据库、知识库建设,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医典”“中华古籍资源库”“中华医药典藏资源库”等,既能让人们便捷高效地利用古籍文献资源,又可减少古籍原本的翻阅,达到古籍保护的目的。
(2)古籍缩微复制 是指采用专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把原始信息原封不动地以缩小影像的形式摄影记录在感光材料(通常是胶片)上,经加工制作成缩微品保存、传播和使用。结合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缩微”理念产生,逐步加强缩微技术和数字技术之间的相互转换和利用,成为缩微技术发展的趋势。其优点是保存期限长,不受网络等形式影响,缺点为阅览不便,故主要成为单位保存文献的重要备份方式。
(3)古籍善本再造 是指利用现代印刷技术,仿真再造,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内页、版式、行款、插图等保留原貌,选用上等宣纸等古籍常用纸,将古籍影印出版。这种影印方式一般针对较为稀见的珍善本古籍,原本不轻易取出,通过再造方式让阳春白雪般的珍贵文献可以传递到大众手中。再生性保护工程重点解决了古籍“藏”与“用”的矛盾问题,对传承、挖掘、利用古代文献,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3.抢救性保护 古籍的抢救性保护主要是指对已遭受损坏的古籍进行修复,尽量恢复其原状,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古籍在收藏利用过程中,多有虫蛀、水湿、霉烂、破损等情况发生。千百年来,人们为了保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了不懈的研究探索。古籍修复技术萌芽于魏晋,完善于隋唐,昌盛于两宋。历代古籍的修复都有各时代的风格特点,既代代相传,又代代相异。经过长期的实践,一整套修复技艺也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发展形成,依靠师带徒、手口相传方式而传承不绝,使得手工修复技艺延续至今并结合新技术不断发扬光大。古籍修复的重点是将破损的书叶分离,经过修补再重新装订的过程,不但使破损的古籍焕然一新,同时又“整旧如旧”。这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修复的手段就有补、裱、镶、装等技艺,全部完成一部书的修复,需要数十道工序。但古籍修复并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操作技术,在抢救修复古籍的过程中,必须具备相应的文献学、版本学、自然科学等知识,方能在纸张的色泽、纤维、韧性、强度等方面进行有效的选择。它还须具备一定的审美艺术性,在修复过程中,装修技艺的高低和色泽选配的不同,以及装帧形式的设计等都会直接影响原件的价值及艺术感染力。一些已糟朽破碎的文献珍品,经过精心修复后,重放光彩并得以“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