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
第4章 为什么我们不搬入养老院
几年前，欧文和我考虑过选择一家养老院。如果经济上负担得起，斯坦福人很喜欢的一家名为“福爱”（Vi）的养老院距离斯坦福大学只有几个街区。附近还有两家，一家是坐落于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谦宁院”（Channing House），还有一家名为“红杉”（The Sequoias），位置稍远，但颇具田园意境。这三家都提供一日三餐以及不同级别的看护服务，从照顾日常生活一直到临终关怀。我们很喜欢去“福爱”和“红杉”，与住在那里的朋友们共进晚餐。这样的居住中心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但因为我们那时候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于是就没有做出这个选择。
我们的同事埃莉诺·麦考比（Eleanor Maccoby）101岁的时候在“福爱”去世，她是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位女性心理学教授。她在“福爱”的时候，曾经连续十几年主持那里的每周时事讨论会，并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完成了一部精彩的自传。我们参加了她庄重的葬礼，很多人都在场，见到朋友们都很健康，我们深感欣慰。
有时候我们会问自己：没有选择搬入养老院是不是一个错误？能得到全天候的照顾是多么便利，有人为你准备好一日三餐也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然而一想到要离开住了四十多年的家，要离开满院的郁郁葱葱，我们就止步不前了。我们不愿意放弃这座房子和院子，更不要说欧文的独立办公室了，他在那里写作，至今还会偶尔接受病人来访。
幸运的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允许我们继续拥有这座房子，并做一些必要的改造。当我显然已经无力自己走到二楼卧室时，我们装了一个电动楼梯升降椅。现在我就像一个坐在私人马车里的公主那样上上下下。
不过，我们还能住在自己家里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管家格洛丽亚（Gloria），她一直陪伴着我们，为我们这个家工作了25年，她既要照顾我们，还要打理房子。她帮我们找眼镜、找手机、清理餐具、更换床单、浇灌花草。在美国能有多少人可以如此幸运，有像格洛丽亚这样的人照顾他们的生活？我们的“幸运”显然有赖于我们的经济状况，但还因为格洛丽亚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除了照顾我们，她还养育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女，同时还在应对诸多艰难的中年挑战，包括离婚。我们竭尽所能让她的生活舒适些，这当然包括给她一份丰厚的薪水、社会保险和带薪年假。
没错，我们知道只有少数人请得起管家，也只有少数人负担得起养老院。现在的养老院视地点和服务的差异，每个月的费用要好几千块钱。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在2019年5月20日刊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写道，只有不足百分之十的老人会选择养老院，因为他们更愿意住在自己家里；即便他们愿意去养老院，也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
留在家中，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更多是出于情感因素，而非现实的考量。我们用了十年才完全建成这座房子，十年间我们时不时地添加、改造一些新的区域，如今才有了这个温馨而舒适的家。在这个家里，我们举行过多到数不清的生日聚会、读书会、婚礼和婚宴，就在客厅和前后院的草坪上。透过二楼卧室的窗户，我们能看见鸟儿在高耸的橡树的枝丫上筑巢。孩子们都长大了，楼上其他的卧室空了出来，现在留给儿女、孙辈和朋友们回家小住。每当外地的客人来旧金山湾区，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和我们同住。
然后还有我们的家当——家具、书籍、艺术品、摆放在房子四处的纪念品。我们怎么能把所有的这些都挤进一个更小的生活空间？虽然我们已经开始把一些东西送给孩子们了，但如果没有其中的大部分，我们的生活将有些难熬。因为每一样背后都有故事，让我们回想起自己的人生经历。
在我们家走道里放着两只木制日本犬，这是我们1968年在伦敦的波多贝罗路（Portobello Road）上买来的。那会儿我们刚结束了一年的学术假期，即将离开英国。我们的英国银行账户里只剩下32英镑。我们看到那两只狗（公狗龇着牙，母狗闭着嘴），我猜这是有些年头的珍品，便向店主打听其来历，他能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是他从一个刚自亚洲回来的人那里得到的。我们出价32英镑，他接受了。它们和我们买的其他东西一起被运回了家，从此成为家里室内景观中的珍品之一。
在客厅的架子上放着一座埃及头像雕塑，它本来是插在一个装有死者内脏（胃、肠、肺或肝）的卡诺皮克罐（canopic jar）里，是我们三十五年前从一个巴黎古董商人那里买来的。它的鉴定证书表明，这个头像所代表的艾姆谢特（Amset）——荷鲁斯（Horus）的四个儿子之一、埃及的保护神。我很喜欢凝视这尊雕像上勾勒出的黑色鱼形眼睛。虽然欧文和我从未一起去过埃及，但我和女儿伊芙有幸在几年前跟随韦尔斯利的旅行团同往埃及。我们在开罗参观了博物馆和清真寺，乘船沿尼罗河而上，游览了金字塔和寺庙，这些都让我对古埃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屋子里还有好多东西让我们记起在巴厘岛度过的两个月学术假期——面具、画作、织品，这些能瞬间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把美当作生活的地方。挂在壁炉上方的那个大面具雕塑有着突鼓的眼睛、金色的耳朵，一根细细的红舌头从两排狰狞的牙齿之间伸出来。门那边的楼梯脚下摆着一个俏皮的巴厘岛小木雕：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翼龙。在楼上挂着巴厘岛景观的布画，画中的鸟和树叶的表现手法独具风格。在巴厘岛，你常常会看到同样的景观被重复地描绘，因为那里的人们并不觉得艺术作品必须要具备“原创性”，所有的艺术家都有权创作同样的内容，这构成了一种视觉上的神话传说。
谁会想要这些物件呢？我们喜欢这些承载了自己人生记忆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会想要它们。当我们离开人世后，东西背后的故事，最终也将随风消散。好吧，也许不会完全消失。我们仍旧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物件，比如被我们称为“祖母的牌桌”或者“莫顿（Morton）姑父的韦奇伍德[1]”。我们的孩子都是看着这些东西长大的，他们记得这些东西的主人——欧文的妈妈里夫卡（Rivka），她喜欢用20世纪50年代的时髦东西来装点她在华盛顿特区的家；莫顿姑父是欧文的姐夫，他热衷于收藏韦奇伍德古董、镇纸和硬币。“祖母的牌桌”是新巴洛克风格的，红、黑、金三色相间，非常与众不同。牌桌放在我们的阳光房里，在那张桌子上，欧文和他爸爸以及后来和儿子在玩国际象棋和皮纳克尔纸牌（pinochle）中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我们三个儿子，任谁都会乐意继承这张桌子的。
最近，儿子本恩的妻子艾妮莎提起了我们那些装裱的刺绣作品，现在就挂在不同房间。我告诉她，那是1987年我们在中国一个露天市场里淘到的，那时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这样的宝贝。艾妮莎和本恩对织品特别感兴趣，于是我说，他们可以拥有这些中国刺绣，“只是要记得告诉你们的孩子，这是爷爷奶奶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买的”。
不过我们最大的麻烦是怎么处理藏书，大约有三四千本。它们大致按类别摆放——心理治疗、女性研究、法语和德语、小说、诗歌、哲学、经典、艺术、菜谱、我和欧文的作品译本。除了餐厅之外，无论你看向哪个房间或者打开某个柜子，你会发现都是书、书、书。我们一生与书为伴。虽然欧文现在主要在平板电脑上看电子书，但我们似乎还是在继续购买更有熟悉感的纸质书。每隔几个月，我们都会送几箱书给当地图书馆或其他非营利组织，但相比家里每个房间中满墙的藏书，这些捐赠微不足道。
我们的书架上有个特别的空间，用来存放朋友们的著作，他们中的好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些书让我们想起和亚利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的友情，他是英国诗人、小说家、非虚构作家，他最为世人所知的作品是《性的快乐》（The Joy of Sex）。中风之后，他终日困于轮椅，连挪动胳膊和腿都变得很困难，所以当我们看到他在一本诗集里写给我们的歪歪扭扭的简短致辞时，心中尤其感动。我们还拥有泰德·罗扎克（Ted Roszak）的很多著作，他是我在海沃德加州州立大学时的同事，是一位极具原创性的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他在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ounterculture）为英语词汇贡献了一个新词。泰德对“反文化”的分析让人想到反越南战争游行、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以及所有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所经历的政治动荡。我们还有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尔伯特·格拉德（Albert Guerard）、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和约翰·费尔斯坦纳（John Felstiner）的书，所有这些朋友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多年的滋养和温暖，并留下了文学评论的重要著作。阿尔伯特是英国小说的专家，约瑟夫是他那个时代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2]（Dostoevsky）最负盛名的学者，约翰是巴勃罗·聂鲁达[3]（Pablo Neruda）和保罗·策兰[4]（Paul Celan）作品的翻译家。我们该如何安置这些珍贵的作品？
在玻璃门下面还有单独存放的一类藏书：我们收集的狄更斯（Dickens）的作品。我们1967年和1968年在伦敦旅居时，欧文就开始收藏初版的狄更斯作品。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每月出版一部分，然后再被装订成书。这些年来，每当欧文看到英国书商寄给我们的书籍目录册中有狄更斯的书，他都会先查一下家里是否已经有了，如果没有，他就会下单购买——当然，也要看价格。我们至今还没有一本像样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因为过于昂贵。
在我们最小的儿子本恩会读书前，他就会和欧文一起打开包裹，查看那上面印刻的字。看到有新书寄到的时候，他会大叫：“这闻着像狄更斯！”我们的四个孩子都读过狄更斯的部分作品，但成为剧院导演的本恩大概是读得最多的。大家都明白，狄更斯藏书会归他所有。
至于剩下的书，要送掉都很困难。我们的摄影师儿子里德会要所有的艺术类书吗？我们的心理学家儿子维克多会要欧文的心理治疗书吗？会有人要我的德语书或者那些研究女性的书吗？很幸运，我的好友玛丽-皮尔·乌略亚（Marie-Pierre Ulloa）在斯坦福大学法语系工作，她答应会拿走我的一大堆法语藏书。有几个书商会到家里来挑一些有转售价值的书，但剩下的那些宝贵藏书恐怕最后都要飘散于风中了。
不过现在，这些书还仍旧放在我们家里和欧文的办公室里。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置身于熟悉的物件中是令人宽慰的。我们很感恩能够住在自己家里，养老院只会是我们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1] 韦奇伍德（Wedgwood）是创始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陶瓷公司，以生产高品质的陶瓷产品著称。——译者注
[2]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国著名作家。——译者注
[3] 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智利当代著名诗人及外交官。——译者注
[4] 保罗·策兰（1920年11月23日——1970年4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