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成为时代的潮流

送走黄蓉后，可能因为吃得太饱的缘故，我总觉得昏昏沉沉，华华帮我泡了杯绿茶，她微笑地眨眨眼：“喝点茶，松松肠胃。”

“谢谢，华华，你总是那么善解人意……我总是不能拒绝美食，不懂克制真是大问题。”只有在华华面前，我才敢大胆自嘲。

然后，就要开始我最不喜欢却必须做的工作——给程序员写“需求文档”，也就是“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上百年来，有一个矛盾一直没有缓解过，那就是产品经理和程序员之间经常会因为“需求文档”而吵架。客户的需求都是文字化的，语义不足以完全表达需求，实现每个需求却要程序员编写代码，以及配给相应的神经元体系来实现。这当中，还经常会有客户改变自己的需求，就可能破坏程序员原有代码的逻辑性，他要重新写，满腔怒火自然只能对着产品经理喷。

上午的几位客户中，最简单的需求莫过于黄教授的机身定制，虽然只是代教，但是要实现这个模块，需求文档也有三十页之多。先要和程序员确认机身代替黄教授上课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校规（这一部分有专业的律师部门去核实、完成）。业务层面，需要说明每天上课的时长、内容、是否需要嵌入课件的演示视频、音频等；还有学生的人数、基本情况；上课时的提问模式，当现有的资料库无法回答学生提问时的解决方案；学生作弊时，机身教师采用的应对方式。还要有对突发事件的预案，比如学生突然晕倒或出现地震、火灾等意外情况的处理。只有需求文档书写清晰，程序员才可能更精准地实现机身的性能。

文字很难完整表述隐性需求，公司现在为VIP客户的复杂需求专门开辟了剧场实验室。比如在为江太太这样的客户做特殊要求的机身定制时，会有模拟机身来扮演江太太，演绎她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场景，测试机身应对能力是否符合需求。剧场测试现场，除了客户本人，还要有律师、程序员、产品经理，以及根据客户需要安排的特殊人才。比如，江太太的机身需要警察的帮助。

这是一个折磨人的工作，你可以做得很粗糙，轻松地复制、粘贴过去写过的需求文档给程序员，后果就是机身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BUG不断，然后你不断被客户呼唤甚至谩骂，你找程序员解决问题时再被程序员指责，还要被投诉到上级。所以，这一步工作，宁愿非常小心和耐心，充分和律师部门沟通，最后再和客户定档。

这个过程中，华华也会和我一直反复推演。她会找出她的资料库，罗列出类似案例在经纬度上的各种相关信息。“课堂上发生意外并不多见。比较高阶的授课不仅仅是教知识，教的也是看问题的方法。国外的大学用得比较多，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之间互相辩论。但这一种教学模式黄教授的机身是不是能hold住才是关键。”华华查了一下资料，对我说。

“你说的这种模式，反而是机身代教的长处。在这种教学中，只要抛出问题，而这些问题，黄教授可以提前预设好。至于学生的回答，教授不需要给答案。很多的问题根本没有对错，不需要做判断，目的只是让学生更加多元化地去思考。类似的经典公开课有很多，最经典的依然是哈佛大学麦克尔·桑德尔教授主持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任何一个结论的背后都有严谨的论证、情与法的对弈。这个公开课，我曾经看过很多遍，教授的提问精彩，学生的思辨更为精彩。华华，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上这种课，机身表现如何，还要看黄教授能不能提出深思熟虑的问题。你可以看一下麦克尔·桑德尔的公开课，从中找出一个片段，作为参考发给黄教授，如果他有这样的预案，那么我们可以参照这种模式写代课的需求文档。”

我再次回忆《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电车司机的案例。假设你是一辆电车的司机，电车飞速行驶在一条轨道上，时速60英里，在轨道的尽头，有5个工人在施工，你想停下来，太晚了，刹车失灵。于是，司机飞速地思考：冲过去，5个人会死；右面有一条侧轨，上面只有1个工人在施工，到底是要按原来的轨迹撞死5个人，还是车头掉转，虽然也会撞死人，但是只有1个工人会死？在课堂上，同学的回答分别在有意无意间代表了结果主义、绝对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怀疑主义的价值取向。“牺牲少数人换取大众的福利是否正当？”“行为的后果是否能为行为的本身辩护？”“当时的情况，你不可能得到那个侧轨工人的同意，即使他同意了，难道就可以杀死他吗？”……激烈的辩论令人脱离了自己的习惯性思维、固有的观念，每个人都感觉到脱离自己原有价值观的那种不安，脑洞大开，哲学和法学结合的魅力展现到了极致。

我之所以对《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特别感兴趣，也是因为据说在我没有入职公司前，机身进入市场前的调研期，公司曾经请了1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对“机身该如何成为人类好伴侣”这个话题进行了为期3天的讨论。他们中有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相关研究者，也有日本AI专家，国内人工智能研究鼻祖公司新新公司的高管，还有一些普通市民，其中一位还是菜场工作人员，以及大学在校生、医生、社会观察者（自媒体人）、律师、警察等。与此同时，线下参与者中有300多位自主报名的民众代表。那次讨论正是以《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为蓝本。那时，社会上部分人群对机身抱有怀疑和敌意，提问非常尖锐，而且出人意料，比如“机身如果作为我的一部分，那么人均房产就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算，这涉及房产税的调整。”“如果我死了，我的机身是否可以继承遗产？我的机身应该如何处理才能保护我的隐私？”“如果有人利用别人的机身犯罪，应该如何量刑？”“机身如果侵占了大多数人的职业空间，造成社会失业率高涨，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机身？”……类似的问题，据公司资深老员工老菠萝说竟然多达3000条，公司逐一分析，对于其中棘手的问题，和国家相关部门一起寻找相应解决策略，制定或者更新现有不相适应的法规。同时，公司的公关部门不断公布能够说服公众的“机身是人类工作和生活伴侣”的案例和数据。讨论内容，公司并没有公开披露。这也许就是一个现代大公司的公关手段：事前充分讨论，事中尽可能避免讨论。细致的市场应对策略，使机身面世后能够顺利运营，社会上基本没有出现太多的负面消息，机身很快融入社会。

在那次民众调查中，最后打动民众的是机身在医疗产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前机身时代，医疗资源的矛盾还是难题，个性化诊疗还没有得到解决。拿制药行业来说，前机身时代的一个局限，就是药物化学家寻找匹配未来某种药物的分子时，需要凭借药物化学家自己的经验，一个适配性良好的药物需要研发10年，机身大数据时代只需要1个月就可能匹配出来，机身能在几十亿的分子中搜索，实践化学家的想法，也能提出和化学家不同的想法。这倒不新鲜，美国精准医疗公司GNS Healthcare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利用机器学习和仿真软件对PCSK9（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实施还原工程。研究人员曾经花费了70年时间、耗费几十亿美元才发现PCSK9，但是机器学习模型在十个月不到的时间就重现所有已知的LDL（低密度脂蛋白）生物学。对民众来说，在机身时代，个性化治疗方案的普及才成为一种可能。机身可以匹配和人类个体基因最适合的药品，甚至单独为你开发某种药品。就是单单凭借这一个成就，机身已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机身时代，医院的大多数手术都由机身来完成。虽然这并不是新鲜事，2016年牛津大学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用机器人进行眼科手术，当时病人需要切除视网膜上多余的0.01毫米的膜，任何一个人类的医生只要手稍微抖动就会发生意外，而机身不会手抖，医生只需要在控制台上轻推操纵杆完成。机身替代医生完成大多数手术，代替医生解读X射线片等，他们比人类更出色，因为机身可以识别未被检测出的地方，如癌变前的痣微细的变化。当机身的“丰功伟绩”逐一向大众公布后，民众对机身的接受程度到达了空前的高度，很多自媒体呼吁早日将机身的定制推向市场，为民众谋福利。

当时，民众的反应使整个人工智能行业感到意外，这可能并不符合上世纪日本的机器人研究专家森政弘的理论。他认为人对机器人有三个层次的认知和接受。第一个层次，当机器人越来越像真人时，人们会对之产生某种程度的亲切感和同情；第二个层次，当机器人变得更像人类时，人会突然很挑剔，机器人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不能忍受；第三个层次，当机器人和人类更进一步接近时，人会增加对他的好感，拥有共情能力。事实上，民众对机身的热爱现在直接到了第三个层次，即使机身发生过好几起负面新闻——例如机器人犯罪——也不妨碍人们对机身的热爱。

利用机身犯罪的问题，曾一度给公司的发展造成阻碍。机身能够精确执行人类的指令，又没有指纹、脚印、血液等常规作案后可供追查的证据，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机身恐怕至今还不能面世。机器人问世初期，机器人“杀人”或者犯罪的案例就已经存在。1978年9月6日，日本广岛一家工厂的切割机器人，在切钢板时，突然“转身”将一名值班工人抓住，当作钢板切割，这是世界上第一宗机器人“杀人”事件。1989年苏联国际象棋冠军尼古拉·古德科夫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对弈，鏖战6天，古德科夫连赢3局，机器人落败后竟然释放出强大的电流将这名世界冠军电击身亡。2015年，德国一家公司生产线上的一个机器人“杀死”了一名年仅21岁的技术人员。当时，他正在和同事一起安装机器人，被机器人抓住，使劲压在一块铁板上，伤重而亡。后来，那家公司出面解释：这名技术人员是因为违反安全规定，进入非安全区进行机械臂安装，操作失误，引发事故。那时候还只是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时代，和现在的机身的智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利用机身的智能犯罪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我们公司制造的机身确实发生过伤人事件，这件事全公司都讳莫如深。那是我刚刚入职时，一名大学生叫了几个同学在家里聚会，据受害者回忆，他进厨房倒水，看见机身在切菜，突然站定，并且朝他一笑，随后拿起菜刀朝他砍来。幸亏因为机身转身力气过大，把旁边的小橱柜碰倒了，刀砍下时，他和橱柜几乎同时倒地，橱柜替他挡了刀，没有造成命案。这件事发生后，公安部门专门派人来调查，诡异的是，我们的程序员从来没有给机身输入过“转身、挥手、砍”的类似指令，但在机身的云盘里，我们发现了这个指令。究竟这个指令是谁输入的？至今仍然是个谜，机身砍人前那诡异的一笑也令人疑惧。那个组织聚会的大学生是计算机系在读学生，事后，退学去美国深造。我本人的直觉这件事是蓄意为之，有人利用机身犯罪，但因为没有证据，只好眼睁睁地让事情不了了之。

此事发生后，机身开发一度进入了暂缓状态，公司和政府更紧密合作，成立新监管机构，共同开发和实施一套用于机身设计和开发的共享安全协议监督，溯源机身计算模型和有机组织构架，可跟踪模型泄漏；定义机身造成的伤害的责任范围。在技术细节上，联合开发了机身断电后30分钟内继续360度自动拍摄功能，并且封锁了对机身输入指令、修改程序的权限。只有我们公司以及公司授权的计算机企业才能对机身进行指令修改。即使如此，也不排除犯罪分子会利用国外的黑客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