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重重的面试
我一年四季都喜欢穿裙子。记者朋友给了我几个建议：香水、红指甲、口红、细高跟鞋都要戒掉，必须素颜，穿普通牛仔裤、衬衫、帆布鞋；眼镜最好换成隐形的。她还告诫我，最好把苹果8P手机换成一千多块的旧款OPPO。除了换眼镜我觉得没有那么必要外，其他的，我还是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毕竟，于我，这件事太重要了。这意味着我能否重新归来，从颓败、钝化的人生中醒来。几天后正式进了工厂，我发现，几千人中唯独我一个人戴着眼镜。多么惹眼的败笔啊。这副眼镜带给我的祸害还远不只是外形上，我后面会慢慢写到它。
突然发现，我的生活被工业园区包围。除了镇中心广场商业步行街的那条主干道外，星罗棋布的五金模具厂、电子厂、塑胶厂、玩具厂、鞋厂、印刷厂密密麻麻地将城市的缝隙填满，它们充塞在万达广场、万科广场、青少年宫、行政办公厅、沃尔玛、电脑城、街心公园以及长途客运站之间，无处不在。有时，我站在自家阳台上眺望，看到那些成片的、外墙漆成深蓝色的、嵌满纽扣般窗口的建筑，会想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它们在那里很多年了，毫无表情，一片死寂，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尘埃将它们覆盖。在此之前，一直生活、工作在镇中心的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它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体。一百多万人口的城镇，那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人，那些隐身在这些神秘厂房里的人，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
我突然领悟了东莞制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全部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全部的意志是一个意志。它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笼罩着整个东莞的天空。制造业的王国，它将向我徐徐敞开大门。等待我的是耳光，还是一种回炉重生般的脱胎换骨？
小区旁边就有一个大的工业园。大型电子厂伟达电子在园区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蓝色路标。出了小区的大门，横过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就是以伟达电子命名的。我每天上下班都要打那里经过，却从未留意过它。我去的那天上午，厂门口的保安亭外摆着一张长条桌，一个中年保安坐在那里，桌上有一摞入职表和一支水笔。一张大大的红底黑字招聘广告牌支在工厂的门边，几个年轻人围在那里看，保安桌边也围着几个咨询的人，他们应该都是过完年刚从家乡返回这里重新找工作的。我简单说一下工资待遇。我得说，我们时常抱怨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坐班工作，相比工厂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伟达厂全年无休，包食宿。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晚上九点，午休一小时，晚休半小时，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含加班四小时。每小时工资十元，平常加班付一点五倍工资，双休日算全加班，工资是平常的两倍，法定节假日是三倍，也就是每小时三十元。我算了一下，一个新工人不缺勤、不迟到早退，一个月下来刚好差不多能拿到五千块钱（加上全勤奖七十块）。每月十五号准时出粮。[1]
这是东莞普工的价格。十块钱一小时，而且极少有工厂会高于这个价格。这五千块钱并不好拿，它很重很重，像命运那样重。凡是能熬过三个月的人，工厂就会给予一千块钱的奖励。站在广告牌前，我仿佛就感受到了一股重重的力量猛地向我的身子骨压下来，我战栗了一下，这意味着，每天我最多只有三个小时属于自己。其他的时间，我只能是一个机器。可怕的是，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机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不安分的，充满了质疑、冒犯和对抗的基因—即使我全程只需要演戏。有那么一瞬间，只是一个闪念，我想抽身离去。然而，我还是径直走到了保安的桌前，拿起了入职表。
总算，那股一直伴我多年的狠劲还在。
我能感觉到保安的目光整个地覆盖着我。我在学历那一栏犹豫着，是填大学好呢还是就填个高中？突然一根被香烟熏黄的食指猛地戳进我的表格。头顶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说：“这里，填上初中。”呛人的烟味袭来，我抬起头，别过脸去，然后站起身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保安，他把头歪了一下，盯着我，瞬间，仿佛明白了什么：“哦，你小学是吧，没有关系，就填初中，没人查的。放心。”
我感激地朝他笑了笑，复又坐下填表。那双眼睛依然在头顶注视着我的笔尖。突然，他一把将我拉起来，说：“你七四年的？今年四十五岁啦？”我紧张起来，心里嘀咕：糟了，年纪太大会不会不要我。那保安又歪着头盯着我：“不像啊，顶多三十七八吧，不像啊。”他突然向我伸出手掌，制止我继续填表：“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
几分钟之后，一个微胖的中年女人走过来。她穿一身半旧的黑套裙，西服领子镶有两条白筋，袖口那里也是。她梳着一个矮马尾，一丝不乱，面色黑黄，两颧有黄褐斑。浓黑的眉毛中间连在一起，目光凌厉深邃，仿佛能洞穿人的心底。薄唇，撮着。这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角色。保安说，她是人力资源部主管武姐，还兼管女工宿舍。
女人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目光仿佛是把刀子在我身上比画来比画去。令人窒息般的局促。我从未被人这样放肆地盯着看，那目光露骨地针对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反复翻拣。那感觉，就好像我不是一个人，而是某个物品。最后，她把目光落在我的手上，说，把手伸出来。我只得照做，把手掌面朝上伸在她面前。
她一把抓住。那是一双冷硬而有力的手。她那大大的拇指反复揉捏我的手掌，然后又查看了每一根手指。在她的手里，我的手显得小巧白嫩。“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她一直盯着我的眼镜看。我早已准备好了标准答案，回答说：“在一家工厂负责仓库领料。”这是记者朋友教我的。“那为什么不干了？”“听说这里工资有五千块，我在那里只拿两千二。”理由充分，她不再说什么。紧接着，她掏出手机，说：“啊，是四十五岁没错，手脚还是蛮灵便的。”她又扫了我一眼，对着电话那头说：“头脑也还清醒。干活没有问题。”
这是对我的描述。纯物理性的。我先前觉得自己像被当作了某个物品，此刻，我被当作了一个劳力。就像在市场买牛买马，看牙口，看蹄，看它的体格够不够壮。此前，我等待估值，现在，我具备了每小时挣十块钱的资格。
“明天带着你的身份证和两张一寸照片一起去门诊体检。”女人说，“上午九点在厂门口等，别迟到。”我如释重负，这么容易就进厂了？不，我得多挑几家看看。于是我跟她扯了个谎，说是要处理一些私事，只能后天上午过来体检。她脸上有些不情愿，横了我一眼，用鼻音说：“行吧，别耽搁太久。”她转身离开，我注意到她肉色丝袜下那粗壮有力的小腿肚子。
保安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看上去，他在为我的顺利通过而高兴。“有合适的老乡帮忙多多介绍进来，介绍一个奖励八百块呢。”我没有回他话，看了看他胸前的厂牌，他的名字：李银火。他应该比我年纪小，四十上下，五官，不必细说。这就是在尘世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那一类人，友善，好相处。但是，一旦离开，我会迅速把他从记忆中擦去。相反，武姐，却会留在我的记忆库里。我跟她的故事注定不会这么早早收场。
当天下午我去了美泰。美泰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厂，它在长安的工厂依然还有五六千人之多。美泰的产品是芭比娃娃，就是那种衣着华丽、性感，梳大波浪卷发有长睫毛大眼睛粉红唇色的女郎。在国内卖场看不见它的踪迹。我记得第一次去香港，我的女同事突然指着橱窗里的一个芭比娃娃惊叫起来：“看，那些芭比娃娃是我们东莞长安生产的。”那语气，满满的自豪。相比伟达电子，我更倾向于去美泰这样的大厂。想想，光是五六千人一起的午餐场景就足够壮观。
填完入职表，交了身份证，我被带进了一个宽敞的培训教室，有四五十人已经候在那里了。大多是女性，中青年都有。只有我一个人是独自前来的，他们都三五成群地结伴而来。女人扎堆就是一群麻雀，教室一片嘈杂。她们把行李箱、红蓝大胶袋、装着洗漱用品的塑料桶放在座位边的过道上。
“美泰一个月休四天，晚上加班不到九点，赚个狗屁的钱。”
“电子厂工资高，累死人，还不让辞工。”
这是我听到的旁边两个女人的对话。这话里，我听出居然还真有人嫌弃加班时间不够长的。百无聊赖，起身走向饮水机，不料一次性纸杯没有了。忽然墙角喇叭喊出我的名字，让我去一下招聘办公室。
人事部消息，让我停掉现在正缴纳的社保。因为我没有辞去图书馆的工作，所以身份证可以查出图书馆在给我缴纳社保。我还在职。跟我交接的办公室女人目光越过金丝边镜框向我投射过来，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很难钻这个空子喽。”
我被揭穿了，沮丧而归。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大的正规工厂，诸如OPPO、加多宝、劲胜，如果我不辞掉图书馆的工作，是根本进不去的。而且，即使是已经通过面试的伟达电子，我也最多只能待一个多月，一旦涉及缴纳社保，我就会露馅。而且，我也只请了一个多月的假。
仿佛在心里听见一扇扇大门向我重重关闭的声音。我身子往后倒退了两步。
我只得去工业园碰碰运气。工业园里面是多如牛虱的小厂子。园区门口有一个大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滚动着工厂的招聘信息。三两个年轻人在那里驻足观看。我也凑了上去。因为文字滚动太快，还没读完一条完整的信息它就跳走了，我只好拿出手机拍下一整个页面的文字。忽然听到旁边的年轻人说：“不用拍啦，直接进工业园挨家挨户去问就行了。”我收起手机，扭头朝年轻人笑了笑，然后走进工业园。
有一家玩具厂门口聚集了十来个人，想必是一家不错的工厂吧，吸引了这么多人。这家工厂很特别，它并没有要求填入职表。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他们中间，说着一口广东话。她说，先进工厂试试看，真心想留下来再填入职表，做工作牌。
因为省去了面试，没有门槛，也因为好奇，我们十来个人一起进了车间。整个车间是一个大通间，大概有三四百平米。有六条作坊线，由长条桌拼成，每条有十几米，一字排开，上面堆满了产品和材料。五颜六色的塑料材料堆成小山，一垄一垄地延绵在长条桌上。整整一面墙层层码起的大塑料筐有一人多高。空间充斥着报警的呜呜声。那声音此起彼伏，比嗡嗡的蚊蝇声要大，颇让人心烦，感觉身边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产品是一种蓝色的塑料小汽车，巴掌大，里面有一个小电池，小车拼好后，按下红色的钮，它就立即发出呜呜的声音。屁股那里的红灯还一闪一闪。
工作很简单，就是把三块材料拼成小汽车。那女人为我们做了简单的示范，她啪啪两下，两只手往中间一并拢，就把车拼好了。最后检验是否鸣叫，按下红钮。这些材料之间是有卡槽的，只要一对准往里一并就成。质量标准是掉到地上不会散架，衔接处的线条摸起来不割手，外形流畅完美。我看了看车间，有一百多人，那些埋头工作的女人，有的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头发已经花白。只有几个中年男人，他们像一尊雕像那样坐在那里，岿然不动，双手机械地拼着小车，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匀速地往筐里扔着成品。
我身边的一个男孩，应该不足二十岁，染着一头黄发，左手腕文着一朵红玫瑰。他站在那里，拿起拼材，咔咔两声就拼好了，接着又拼了一个。他拼完第三个的时候，看着手中呜呜地鸣叫着的小车—后面的小红车灯一闪一闪地—愣在了那里。片刻之后，他把小车扔进塑料筐，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从进门到离开，整个过程，他连坐都没坐下来。
我这笨手笨脚的人，拼好第一个足足用了两分钟。但我很快就掌握了要领，一连拼出十几个。一回头，发现一同前来的人竟走了大半。只剩下两个年纪大的中年妇女和一个个子矮小、长相黑丑的男子。我看着手中呜呜鸣叫、闪着红光的塑料小车，听到车间此起彼伏的、乱糟糟的嗡嗡声，忽然觉得这一切非常荒谬。不，准确地说，我突然看见了自己人生的荒凉和悲凉。对于这个技术难度约等于零的工作，我丝毫没有歧视的意思，它清澈如水地照见了众生，我看见我也身在其中，我跟他们一样，卑微地为揾食而活。这可怜的肉身。太多人活着，他们不需要有思想和个人意志。
是的，我是有选择的人，不必留在此处。可是，我去别的地方就能改变低伏肉身只为谋得一口饭食的命运吗？
走出工业园，再试试其他工厂的兴趣忽然熄灭了。明天上午九点，我将随伟达电子的新员工一起去门诊体检，然后入职。
晚上失眠了。凌晨三点还在床上“摊煎饼”。我被患得患失的情绪左右。在流水线，如果我陷入了另一种人生的荒芜与麻木，那会不会比现在更糟？我一遍一遍地回忆白天那劳作的场景：巨大的沉默，压抑的空间，耳边挥之不去的嘈杂，而人只是机器。忽听得外面下雨了，点点滴滴打着窗玻璃。探起头往外看，街灯在雨雾中昏黄暗淡，周遭一片宁静。这样的春夜是温柔的，我也安静下来，慢慢合上眼。早上九点的体检，我绝不能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