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人口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著名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以下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抵消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所以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300年以前，中国的农业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因此，与陆地面积大致相等的欧洲相比，中国可以负担比欧洲大得多的人口规模。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只是略高于生存水平而已。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代，占据了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中国人口从8 000万增长到了3亿，而人均收入水平却几乎没有增长。过多的人口拖累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尔萨斯理论准确地刻画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

马尔萨斯理论虽然在历史上曾得到验证，但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中，2021年包括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只贡献了经济总量的7.3%。每一个现代经济体几乎都是由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组成，因为与农业相比，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更加迅速。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从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会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但关键在于，工业部门所需的资源强度远远低于农业所需土地资源的强度。

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在今天，人们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源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此外，像太阳能这类清洁能源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已经逐渐接近化石燃料。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中，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尤其在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其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于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而不是马尔萨斯理论所认为的较小的人口规模。

最后，后工业时代出现了与马尔萨斯预测截然相反的现象：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并未出现；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生育率几乎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那些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亚洲国家或地区，通常在人均收入达到4 000美元的时候，生育率就会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10 000美元时，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1.5以下。这么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危险的和不可持续的。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那些还处于工业阶段前期的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都保持稳定甚至日益减少，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在现代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当属亚当·斯密。他发现专业化和贸易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3。100多年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创新和创业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4。熊彼特并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经济模型，但近年来，他的这一理论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了一个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模型5。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我曾研究过这个模型，注意到它的一个含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可以使更多人从事研究和创新，从而驱动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模型中有几个假设条件，其中之一是市场经济，确保知识和商品可以被人们用来交易。另一个假设条件是强化商品和知识的产权意识，从而使人们有动力去创新科技和创办企业。罗默揭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恰与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理论相反。通过创新这一渠道，人口的增加将使经济增长更快、收入更高。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当初并没有成为类似西欧诸国或者美国那样的先进国家？这是因为创新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口，还需要对内和对外交流的畅通。创新是互相碰撞和学习的过程，即使一个国家的人口再多，也需要与更大的外部世界进行贸易交流，这样才能站在创新的前沿。在600多年前的明代，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中国使用的航海技术比同时期的欧洲地区先进得多。但在此次航海活动之后不久，受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统治者停止了所有的海洋探险活动，也阻碍了商品和人员的交流。另外从地理上看，美洲离西欧更近，因此西欧国家能够早于中国发现新大陆，这有助于它们扩张贸易，并在后来引发工业革命。同时期，中国遭受了一系列的战争。解放初期，向苏联学习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削弱了创新和创业的激励机制和内部、外部交流性。因此，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落后的。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600多年里，中国自给自足的贸易政策切断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使得中国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逐渐趋于落后。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利用火药和罗盘等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了坚船利炮，进行殖民扩张、征服新大陆，并将经济贸易扩展到了非洲、中东和印度，获取了更为广大的市场。这就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史就展示了这种优势。

早在1850年的时候，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而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过，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欧的技术，同时吸引了大批移民。不久之后，它的人口就超过了西欧各国，从一个欧洲技术的模仿者，迅速转型为一个技术创新的开拓者。众多发明家和企业家，例如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引领了世界先进技术和商业组织的潮流。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赶上了西欧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1900年之后，美国持续吸引大量移民，其经济规模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总而言之，利用人口规模方面的巨大优势，美国成为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创新者和超级经济大国。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与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后，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众多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巨头展开竞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中国的技术不仅正在赶超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的人口优势正在迅速衰减，因为现在中国的生育率仅有更替生育率的一半，又不像欧美国家有高素质的移民进入，这使得中国的人口优势正在以每代人口减半的速度衰减，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此，本书希望通过分析人口和创新的关系，来呼吁人口政策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