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促进创新

前述已经表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政策可以促进创新？从历史上看，世界的创新中心已经转移过好多次。最初，世界的创新中心在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之后转移到了希腊和罗马，再后来转移到了中国；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间，它一直处在欧洲和美国。那么，这些变化背后的因素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可以促进和培育创新，什么样的政府政策才能促进创新？这些都是本书旨在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创业成功后，我选择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将创新作为我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我很快就认识到，即使对于“政府如何促进创新”这个堪称经济学学科圣杯的问题，学术研究也只是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果，长期的研究只是取得了很少的发现。对于诸如“教育如何促进创新”这类重要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许多人说，中国的靠死记硬背学习的教育方式是不好的，因为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性。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中国的教育方式会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日本和韩国也有与中国类似的教育方式，但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没有阻止它们成为创新大国。因此，教育和创新力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关教育和创新的关系在后面另有单独的章节详细论述。

那么，政府在促进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的标准要素，比如稳定的政治制度、充分的产权保护、运作顺畅的金融业、开放的贸易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例如，我们知道，创新是建立在既有知识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与世界其他地方自由交换知识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曾经在明清时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阻碍了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通道。这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关闭了中国进行创新的引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严格的贸易壁垒和不稳定的金融体系，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创新。

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理解了经济创新所必需的宏观条件，并且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已经可以为创新提供这些条件了。然而，尽管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韩国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和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的前景都要弱得多。那么，除了以上这些宏观条件，推动创新的因素还有哪些？

产业政策能否促进创新？产业政策扶持的对象是某些在创新方面被认定为“有前途”的领域。这在民间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中，创新的回报如此之大，就不乏大量的资本去追逐成功的创新。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风险投资业发展非常迅速。因此，即使在没有政府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民营资本也可以在众多领域很好地资助创新活动。

另外，在西方国家，在如何选择最“有前途的”技术方面，民营资本有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官僚机构的薪酬体制下，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有时会落后于风险资本家。例如，美国政府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以支持太阳能产业，但它并不善于选择合适的公司或者正确的技术，在此过程中浪费了不少资金。

因此，我们的政府首先要提供公平、开放、可预期的竞争环境，提供适合公司经营发展的税收政策，最重要的是，要提供培育创新力要素的环境——在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和外部交流性上下功夫。例如培育外部交流性就是保障国际信息、商品、资金和人员交流的畅通，培育人口能力就是普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当然最难的还是培育人口数量，这包括提高本国人口的生育率或者制定符合国情的对外人口政策（如引进移民等）。

为什么说培育人口数量非常难呢？这是因为无论是制定符合国情的对外人口政策还是提高生育率都是一个综合工程，要提高生育意愿就要有高质量的学校（学习负担不能太重）、宜居的城市（房价不能太贵），还有向家庭倾斜的福利政策和其他各方面民生的保障。在以后的章节里，我将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研究“为了促进创新，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这个问题。

为了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问一个类似的问题：“一家企业是如何促进创新的？”在过去的30年中，《财富》500强企业的变动在不断加快。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比如苹果、谷歌和微软等，都是成功的创新者。如果你问这些公司的高管，对于一项创新，取得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都会提到一个要素，即吸引最好的人才。

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企业战略成功的四要素，并将公司竞争战略理论应用于国家竞争战略2。在他的模型中，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能够获得成功，需要具备4种要素：禀赋、需求、产业以及竞争。

我对波特这个四要素模型的评论是，这4种要素实际上都与人口有关。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即禀赋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场也可以催生更加完整和发达的产业。最后，众多的人口以及庞大和开放的市场可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因此，人口规模似乎是进行创新活动最重要的优势来源。当然不仅是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对外和对内的交流畅通性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