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工作中诗篇主名的困惑

清代厉鹗的《宋诗纪事》，体例不纯，其实际性质近于编选宋代诗话的总集。因此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鹗此书裒辑诗话，亦以‘纪事’为名，而多收无事之诗，全如总集；旁涉无诗之事，竟类说家。未免失于断限”。由于全书庞杂，“采摭既繁，抵牾不免”。《提要》列举了书中多方面的失误，可是仍肯定它为一本有用的书，“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也就是说，其价值高于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评价可谓极高，实际这是确有编纂经验者之甘苦之论。凡衡量一部著作，必须视其整体，如果仅仅指出书中几处失误，即斥为一无足观，决不是公允、科学的态度。

笔者近年因参与纂辑《全宋诗》，对《提要》指出《宋诗纪事》中的各类失误，体会极深。复杂的问题固然一时说不清，即使一般认为不成问题的诗篇主名，处理时亦往往十分棘手。如《提要》中指出：

三十三卷载陈师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颍州教授陈复常，竟未一检《后山集》及《东坡集》，订复字为履字之讹；四十七卷载郑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郑景望，竟未一检《止斋集》，证景望即伯熊之字。

这类失误，可以名之为“一分为二”，就是把一个人处理作两个人。可是由于载籍中所录诗篇的主名，往往名、字、号、别号、谥号、官衔等等杂出，稍有疏忽，即导致失误。避免失误的关键，自然在于具体整理工作者的审慎。可是人数多，问题异常复杂，笔者在《全宋诗》的审稿工作中，也时时有所发现，但是否已能全部纠正，实在完全没有把握。

在主名问题上的失误，尚不仅“一分为二”。《提要》中没有涉及的，至少还有“张冠李戴”和“合二而一”二项。

所谓“张冠李戴”，就是说诗的主名虽然不错，而有关介绍其人的时代、生平的文字却错了。古人同名者多，一首或多首具体的诗，究竟出于哪个同名者之手，有时很难判断。例如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二《泉州》部分收有一首孙逢吉的《茅亭》诗，在诗题中编者注有“陈洪进宴游之地，今废”。笔者见到的稿子是据宋楼钥《攻媿集》卷九十六《宝谟阁待制献简孙公神道碑》，定孙逢吉为龙泉人，孝宗隆兴元年进士，卒于宁宗庆元元年。而《神道碑》介绍其人行踪綦详，生平未至泉州，地域上发生矛盾，诗不可能为其人所作。而且祝穆是朱熹弟子，孝宗时人的作品很少有可能收入其著作，这和出处成书时间断限上发生矛盾，可以进一步肯定此诗非孝宗时的孙逢吉所作。查《福建通志》卷二十二，有成都人孙逢吉，太宗太平兴国间知泉州，恰与此诗关系切合，可以确定为其人所作。而况陈洪进是由闽入宋的，其茅亭至祝穆时即已荒废无存，孝宗时的孙逢吉即使到泉州，也不可能游览茅亭。

这是多少有些线索可以加以区分的，可是有不少内容空泛的诗作，就很难判断了。而既收此诗，就必须介绍作者的时代、生平，因此工作就异常棘手。笔者多年来虽也纠正过不少稿件上“张冠李戴”的失误，而彻底两字，就十分难说了。

还有一类“张冠李戴”，原因在于出处。有些类书，编次茫然无准，如多首诗的署名，有的在第一首，有的在最后一首。还有各种不同版本抄错、抄漏、误署的。如四库本《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二有一首陈炳的《题资福寺平绿轩》，核《至元嘉禾志》原刊本，可知系四库馆臣抄漏了陈炳的诗，而把后一首蔡开的诗误署陈炳。这类事例实在举不胜举。

至于“合二而一”，不妨举《宋诗纪事》的例子。《纪事》卷五十六收有王亘诗二首，一首《十洲图》，出《延岉四明志》；一首《次胡澹庵题挹翠轩韵》，出《肇庆府志》。王亘其人，传今载籍中不见著录，《纪事》的小传作“字伯通，福州人。淳熙间知南恩州”，未知何据。

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遣》卷五十七，王亘名下补了两首，一为《西楼》，一为《北山》，均出《广东通志》，对作者未发生疑问。实际上《宋诗纪事》原属选本性质，取十一于千百，《补遗》这类拾补，基本上为蛇足。因为即以《纪事》所录《延岉四明志》而言，王亘的诗除《十洲图》以外，第二十卷中尚有《登育王明月堂》《次韵明州户部游蒋园》《又次韵登灵桥门晚望》《谢太守刘吏部示西湖图用丰侍郎韵》四首。厉鹗只选用其中一首，合乎此书体例，不足为病。

从以上引诗观察，一般尚不易察觉诗的作者有问题。可是早于元《延岉四明志》的宋代《乾道四明图经》卷八，不仅全部著录《延岉四明志》中的王亘诗（其中《十洲图》作《十洲阁》，据诗意当以“阁”字为是），且多《太守刘户部乘水涸时浚治塞，因其余力，补葺废坠，而湖上之景为之一新。岛屿凡九，作一成十，随景命名，遂有十洲之咏。邀余同赋，为之次韵》诗十首。在王亘诗前，有知州刘珵的原唱，诗后还有舒亶、陈瓘的同韵和诗。卷十尚有舒亶作于哲宗元岉九年（1094）的《西湖记》，详记有关浚治经过，并说明刘珵于元岉八年到明州任知州。

于此可知，在明州作诗的王亘，至少和刘珵、舒亶、陈瓘年辈相近，而今见其人之诗，大多作于元岉九年前后。《宝庆四明志》卷十一还有《题定海正觉寺清风轩》一首，亦当作于同时。这和孝宗淳熙间知南恩州（在今广东）的王亘，相隔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元岉九年相距八十余年，决不可能是同一人。

至于《宋诗纪事》定王亘为“淳熙间知南恩州”，也不是没有根据。因为《次胡澹庵题挹翠轩韵》的胡澹庵，即胡铨，高宗时因上书乞斩秦桧、王伦、孙近等人而被谪昭州，孝宗即位后才得归。所以，在哲宗元岉时至少已是中年的王亘，不可能唱和胡铨在南方贬地作的诗。因此《肇庆府志》《广东通志》著录的王亘，完全有可能于淳熙间作南恩州的知州。

根据《宋诗纪事》以误传误的，有《闽诗录》，在丙集卷十中全部照抄《纪事》的文字，把《十洲图》视为闽人的诗，错误程度更深了一层。

类此主名混淆的事例，载籍特别是总集中层出不穷。笔者近年来接触过不少，除部分矛盾明显的得以纠正外，绝大部分亦只能以误传误，即如王亘的同名而言，如果仅据《宋诗纪事》所引两首诗，是无由察觉的。加上《延岉四明志》的材料，审慎细致的整理工作者如能注意一下有关载籍，或者可以发现在孝宗淳熙前后的若干年中，绝无姓刘的人任明州知州，会产生疑窦，但亦无从真正解决。只有见到《乾道四明图经》后，才能决然判断两个王亘系同名，决非一人。

整理古籍，千头万绪，烦难诸多。人名的混淆，不过海中冰山的一角。可是多年来学术界往往等闲视之，以为整理古籍不是学术，不是研究，不能当作科研成果，评不了学位、职称，以致人才日益寥落，质量每下愈况。这对弘扬民族文化，完全南辕北辙，深为有心人所痛惜。

一九九六年十月

（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第294—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