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康奈尔大学 多元化、国际化成就跨国性大学
大学简介
位于纽约市附近小镇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始建于1865年，是由企业家埃兹拉·康奈尔和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创建的。它是美国八所“常春藤盟校”中最年轻的一所，其他七所盟校分别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布朗大学。常春藤大学历史悠久，治学严谨，教授水平高，学生质量好，因此成为美国顶尖名校的代名词。目前康奈尔大学拥有本科生13000多人，校友逾240万名，先后有40位师生获诺贝尔奖。
与其他完全私立的“常春藤盟校”相比，康奈尔大学的体制别具特色，从一开始就兼具公立和私立双重性质，具有“公私合营”的特点。在目前它所拥有的十三所学院中，私人捐助建立九所，州政府资助建立四所（农业与生物学院、人类环境学院和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是公立学院），这在美国的大学中是独一无二的。
学校网址：www.cornell.edu
校长名片
大卫·斯格顿（David Skorton）
大卫·斯格顿于2006年7月1日就任康奈尔大学的第12任校长，现在仍然承担维尔医学院心脏专业以及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部分课程的教学任务。他曾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他是全美注册心脏学家、生物医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音乐家。斯格顿推崇多元化，他主导建立了康奈尔大学多元化委员会，专门用以推进学校多元化项目。
爱丽丝·派尔（Alice Pell）
爱丽丝·派尔于2008年6月8日被任命为康奈尔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她曾是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教授，并从2005年开始担任康奈尔大学食品、农业与发展国际研究院的主任。她曾负责多个关于全球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的项目，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制订了多个食品可持续发展计划。
（《深圳特区报》2010.10.26第A08版）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孙锦
作为全美久负盛名的常春藤盟校之一，康奈尔大学与中国有不解的情缘。胡适、茅以升等一大批中国著名学者都曾求学于康奈尔大学。面对21世纪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康奈尔大学将如何定位其发展方向？如何展开与中国的合作？近日，《深圳特区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康奈尔大学校长大卫·斯格顿，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康奈尔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爱丽丝·派尔。
一、“大而全”的通识教育吸引全球优秀申请者
深圳特区报：在全球知名大学中，有些大学是以专注于某个领域而著称，而有些是注重综合发展。据我了解，康奈尔大学是一个以“多样化”闻名于世的大学。那么，在您看来，要想成为一所真正优秀的大学，应该走哪一条道路呢？
斯格顿：康奈尔大学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而全”，我们有一句最简短的校训就是“Any person，any study”（任何人，任何学习）。全球各地的学生可以在康奈尔大学学到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从医学到农业，从商业到诗词，无所不包。
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包容的环境里，学生们能够探索科学真理和社会问题，和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人交流，接触到多元文化，由此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有更好的理解。康奈尔大学学科“大而全”的特点是其他任何一所常春藤名校都没法相比的。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说，我为自己是一个康奈尔人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原因也在于此。
美国康奈尔大学
对于你所问到的“优秀大学”，我是这样理解的：康奈尔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优秀大学，是因为我们非常注重学生的自主性。我们让每一个学生在教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课程的设计。这样做就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终生学习者。
深圳特区报：既然是“大而全”，会不会导致缺乏重点学科研究的优势呢？
斯格顿：当然不会。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有吸引力的，康奈尔大学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类学科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这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很多中国知名人士如胡适、茅以升、赵元任等都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
但我想，在当代，康奈尔大学最吸引申请者的还是它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承诺，我们有一些顶尖的奖学金项目都是与一些实际问题解决方案紧密相关的。我们很重视高校的教学定位，我们认为高校应该为企业培养合适的员工，并推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同时也不应该放弃传统人文科学等基础学科的优势，因为这样的通识教育能够完善学生的品格，丰富其内涵，促进学生个人成长，是能使学生终身受益的。
二、提前做好“年轻教授库”的储备
深圳特区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很多美国知名大学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遭遇了经费紧张、人员流失、生源减少的困境。康奈尔大学是否也受到了影响？
派尔：说到金融危机，最初大家都以为可能会直接导致学校申请人数下降，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康奈尔大学的申请者数量不降反升。所以，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对我们的招生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不仅是数量，申请人的素质也越来越符合我们康奈尔大学的特色——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开始申请我们的学校，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多才多艺的人。
深圳特区报：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没有给你们带来丝毫影响？
派尔：影响当然是有的，但是康奈尔大学高层团队的果断决策让我们顺利渡过了难关。我们一致认为，传统的“开源”措施并不足以达到目的，研究型大学还应该注重“节流”，因此需要对危机中的大学定位进行调整。对此，斯格顿校长根据康奈尔大学的实际和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进退有度。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将精力集中于已获得领先地位的学科，同时从非关键研究中退出，以减少经费消耗。在这个方面康奈尔大学先行一步，发起了“重塑康奈尔”计划。斯格顿校长还鼓励跨学科、跨机构、跨院校的合作，康奈尔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已经在这方面引入科研资金，取得了多项成果。
深圳特区报：那你们在金融危机期间是如何应对人才流失的？
派尔：为留住教学和科研人才，斯格顿校长倾注了很多心血，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他也总是将学校资金筹集的重点向培育新的和留住优秀的教学人员上倾斜。可以这么说，在十年、二十年前，我们的重点在于完善学校的基础设施，近十年来，我们始终在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学团队而不懈努力。可以自豪地说，当许多世界知名大学包括美国常春藤盟校都在面临“银发教学团队”的问题时，康奈尔大学早已未雨绸缪，提前做好了“年轻教授库”的储备，他们是能够为一所大学带来光明前景的人。
三、新生代中国留学生富有创造力
深圳特区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康奈尔大学深造，通过您所接触和了解到的中国留学生，是否能谈谈他们与美国学生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斯格顿：这些年，我在学校里认识了不少中国学生。我本人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在我看来，中美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毕业后找到一个专业对口和比较体面的工作。但两国教育体制的不同，导致学生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不同于中国的高考，美国教育更多的是布置给学生一个写调研报告或是论文的作业，并以此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当然，中国的教育体制也有其优点，尤其是在数学这门学科上，很多中国学生都表现出很强的数理解决能力。
另外，我想说说创造力。康奈尔大学有一些激发学生创造力的措施：第一，“和不认识的室友一起生活”；第二，“在美国之外生活”；第三，“在有不同观点的环境里生活”。同时，创造力的基础是要有好奇心，有“对学习的饥渴”。
对于在康奈尔大学求学的中国学生，过去大部分人的评价是“勤奋”，但现在尤其是生于1990年后的中国留学生，他们非常聪明，有创新的激情，他们和美国学生一样充满了对创新的渴望。
深圳特区报：在您看来，评价一个优秀大学毕业生的标准到底应当是什么？
斯格顿：第一，一个优秀的学生是一个善于有效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人，不论是在人文还是在科学领域，遇到问题时总能以最快的速度提出一个周详可行的解决方案。第二，一个好学生要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尤其是掌握与自己观点不一、志趣不同的人愉快沟通的技巧。第三，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具备成为社会领导者的潜质，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未来也不可能成就大事业。因此，一个好学生在大学时代就应当考虑到社会需要，能够做到自律，在象牙塔这个小社会里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
四、毕业生应更多了解社会
深圳特区报：我曾与美国常春藤盟校的美国学生交谈过，他们学了管理，想用到公共服务中去，去非政府组织工作，但来自中国的学生则大都向往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这是很大的不同。一些美国学生告诉我，在他们这个年纪赚钱不是最有意思的，应该做些有意思的事。这种差异很微妙。当然，这跟中国学生为到美国付出的代价有关，特别是经济上的，他们对薪酬会有所期望。
派尔：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中国学生喜欢到投资公司工作，我并不惊讶，因为那里赚钱机会很多。但我认为现在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年轻人中，一个意识在增强，就是中国的发展要和谐，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社会发展也很重要。随着中国的发展，社会公正问题需要关注，环境问题也需要关注。
说起就业，坦率说，我觉得作为一个毕业生，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首先要明白职业生涯将在人一生当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而不能把目光仅局限于当下。以美国人为例，他们一辈子可能会换10种不同的工作，谁都无法预测十年、二十年之后自己的状况。我认为每一个毕业生都应当放松心态。有条件的话，可以到非营利性组织参加一到两年的实习，这样能够更多地了解社会、了解世界，这也为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积淀。
五、期盼与深圳科研人员展开合作
深圳特区报：康奈尔大学今后是否有计划与深圳的大学展开合作？
斯格顿：康奈尔大学是美国高校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府之一，拥有来自122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早在2000年，康奈尔大学就启动了国际发展计划。康奈尔大学未来的国际化活动发展将更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康奈尔大学已经同中国的大学签署了接近20项重要合作协议。我们还要为无力支付学费的留学生募集资金，用私人捐款来帮助这些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另一个理念就是，教育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实现梦想的工具。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渴望深入地了解中国。商业、科学、文化文学等各领域的学生都非常关注中国。跨文化项目正是当前美国社会需求的产物。我们今后将考虑与更多中国的大学合作。
我们学校和深圳是很有渊源的。例如，康奈尔大学前任校长杰弗里·雷蒙作为美国著名法学家，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创建了国际法学院，并成为创院院长。我们对有关与深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进行过讨论。我知道，深圳不仅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也是最大的移民城市，在高科技领域很有建树。既然是移民城市，就一定充满了多元文化。康奈尔大学也是以多元化著称的，我们期待有更多深圳年轻人来此深造，同时更盼望年轻的学者和科研人员与我们学校开展联合项目，共同探索一些前沿课题。
深圳特区报：深圳正在筹建南方科技大学，能否提些建议？
斯格顿：创办一流大学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大学文化的包容与多样化。康奈尔大学在卡塔尔有一个医学部，在新加坡与南洋理工有双学位项目，在中国与北京大学有中国与亚太研究项目，在巴黎、罗马和波多黎各等地都有合作办学，世界各地都有康奈尔大学的足迹。但是，我一直强调，这些都是物质层面上的跨国性，康奈尔更应该把文化看成是世界性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中国文化或美国文化。我们想成为比现在跨国化程度更高的大学。
第二点是极力争夺最优秀的人才。从长远来看，要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如果一个大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轻学者，吸引他们留在大学工作，一流的学生都会朝这些一流学者涌去，同样，很多研究基金也会涌向这些一流学者。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的。
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接受最优秀的人，而最优秀的人常常是不容易相处的人，最具创造力和挑战性的人有时难以以最顺畅的方式适应目前这个社会，而一流的大学必须能理解这一点并尽力去寻找这些最优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