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元时期
关于宋元时期的小说读者、故事听众等小说受众，学术界很少做专门研究。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是话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对宋元话本受众这一领域亦鲜有论及。本节试对宋元时期的小说受众进行考察，并就受众阶层与小说（包括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的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加以论述。
一、宋元时期小说受众群体日益扩大
出于自身娱乐的需要，帝王成为小说受众群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加入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兴盛与传播。明代郎瑛 《七修类稿》 记载北宋仁宗阅读小说之事：“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29]明代天都外臣 （汪道昆） 万历己丑年（1589） 所撰 《水浒传序》 亦云：“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 《水浒》 称为行中第一。”[30]郎瑛、汪道昆均认为通俗小说之兴盛始于宋仁宗，仁宗以小说相娱是通俗小说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宋高宗也是一位喜读小说的帝王，明代绿天馆主人（冯梦龙）《古今小说叙》载：
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31]
南宋供奉局有专门的说话人，以供帝王和内廷娱乐之需。宋高宗于公元1162年传位于孝宗，清闲无事，喜阅话本，以至到了让宦官“日进一帙”的地步。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提到宋孝宗宣召小说人伺候已经是太上皇的宋高宗：
淳熙八年（按：即公元1181年）正月元日……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32]
在给宋代帝王说书的御前应制人员中，还出现了不少女性说书艺人的身影，据元代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记载：
钱唐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当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若棋待诏为沈姑姑，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说经为陆妙慧、妙静，小说为史惠英，队戏为李瑞娘，影戏为王润卿，皆一时慧黠之选也。[33]
宫廷中的女性说书艺人各司其职，有的专门“演史”，有的专门“说经”，有的专门讲“小说”。
帝王阅读小说、喜听小说故事，主要是出于娱乐、消遣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对通俗小说的兴盛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如明代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所云：“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34]
宋元时期文人群体也喜欢阅读小说，宋代洪迈《夷坚乙志序》云：“《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35]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云：
（小说）自宋以后日新月盛，至于近代不胜充栋矣。其间文章之高下，既与世变，而笔力之醇杂，又以人分。然多识畜德之助，君子不废焉。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古人之笃嗜若此。故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俗亦甚矣。[36]
钱思公即钱惟演 （977—1034），吴越王钱俶之子，随其父归宋，曾任翰林学士、保大军节度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钱惟演博览群书，经史、小说、小词等，无所不读。阅读小说可以增广见闻，所以谢肇淛为此发出 “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 的感慨。
此外，《西游证道书》有署名元代翰林学士虞集于天历己巳年（1329）所作序言。元代进士杨维桢（1296—1370）也是小说读者之一，他撰写《说郛序》时指出：“阅之（按：指《说郛》一书）经月。”[37]杨维桢还曾观看过“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的说书艺人朱桂英的表演，感叹其“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众中，亦可以敦励薄俗，则吾徒号儒丈夫者为不如已。”[38]
下层读者与听众是宋元时期最为广泛的小说受众群体，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勾阑压》篇云：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一夕，梦摄入城隍庙中，同被摄者约四十余人，一皆责状画字。时有沈氏子，以搏银为业，亦梦与顾同，郁郁不乐。家人无以纡之，劝入勾栏观排戏，独顾以宵梦匪贞，不敢出门。有女官奴，习讴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几，棚屋拉然有声，众惊散，既而无恙，复集焉。不移时，棚阽压，顾走入抱其女，不谓女已出矣，遂毙于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内有一僧人、二道士，独歌儿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39]
这是对元代勾栏演出时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去勾栏听说书的人员主要是生活于民间的市民阶层，其中有僧人、道士、歌儿和 “以搏银为业” 的沈氏子等，还有勾栏邻居顾百一的女儿官奴。他们听说书的目的在于消遣、解闷、娱乐，例如，沈氏子因做了一个噩梦而闷闷不乐，“家人无以纡之，劝入勾栏观排戏”。在宋元时期的小说受众队伍中，还出现了少年听众的身影，北宋苏轼 《东坡志林》 卷一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命聚坐听说古话。’”[40]
二、在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读者因素日益突出
试举宋代洪迈所著《夷坚志》为例，此书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诸志，其成书过程多受读者影响。例如，《夷坚乙志序》云：“《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41]“《夷坚》初志”面世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家有其书”，读者不仅喜欢阅读这部小说，而且参与到小说创作之中，为《夷坚乙志》的成书提供了很多素材。同样，《夷坚丙志》的成书也受到读者因素的影响，《夷坚丙志序》云：
始予（按：即洪迈）萃《夷坚》一书，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也。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成编，故颇违初心。……盖以告者过，或予听焉不审，为竦然以惭。既删削是正，而冗部所储，可为第三书者，又已襞积。惩前之过，止不欲为，然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而好事君子，复纵臾之，辄私自恕曰：“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于是取为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42]
洪迈因对《夷坚》甲志、乙志不太满意，所以“惩前之过，止不欲为”，不拟再出第三本，然而“好事君子，复纵臾之”，在读者（“好事君子”）的支持和鼓励下，洪迈遂编撰《夷坚丙志》。据宋代赵与旹《夷坚志洪迈序大旨》记载，《夷坚志》还曾因读者参与而改名：“洪文敏著《夷坚志》……辛志记初著书时，欲仿段成式《诺皋记》，名以《容斋诺皋》，后恶其沿袭，且不堪读者辄问，乃更今名。”[43]
从《夷坚志》的成书过程不难看出，宋元时期读者对小说创作、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读者对小说的价值、意义予以充分肯定
南宋曾慥编撰笔记小说总集《类说》，其自序云：“（《类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馔，下筯之处水陆具陈矣。览者其详择焉。”[44]撰者强调小说的多方面价值，“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并注意到读者因素，希望“览者其详择焉”。
元代杨维桢作为读者，对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肯定，他在《说郛序》中指出：
阅之（按：指《说郛》一书）经月，能补予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其可传于世无疑也。[45]
《说郛》是元末陶宗仪所编的笔记小说丛书，选辑汉魏至宋元的多种笔记。杨维桢阅后对其评价甚高，认为这部小说能够扩大见闻、资于考证，既奇异有趣，又体现出一定的学术价值，可以称为传世之作。
四、宋元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小说对受众产生的影响
据苏轼 《东坡志林》 可知，少年听众听说书，“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46]。说书产生的效果非常显著，可以让听众随着故事情节的演变而产生强烈共鸣。宋代罗烨 《醉翁谈录》 卷一 《舌耕叙引·小说开辟》 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小说对受众产生的影响：
夫小说者……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讲论处不僀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47]
这里提到的受众有“愚夫”、“铁心肠”、“羽士”、“佳人”、“雄夫”、“才人”、“隐士”、“寒门”、“奸汉”等，不同题材和不同类型的小说对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受众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元时期的小说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下层民众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小说接受者行列，成为受众群体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小说创作、传播的历程中，读者、听众的影响因素日益凸显；这一时期，读者对小说的价值与意义有了较多的了解和认识，小说对受众产生的接受效果也受到一定重视。所有这些为本书研究明清时期小说读者及其与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1] （汉）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5页。
[2] （汉）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5页。
[3] （晋）王嘉：《拾遗记》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211页。
[4] （晋）陈寿：《三国志》卷二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3页。裴松之注引《魏略》。
[5] （南朝宋）刘义庆著，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1页。
[6] （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收入陈建华、曹淳亮：《广州大典》第1辑《广雅丛书》第23册，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757页。
[7] 唐代俗讲、僧讲与小说关系密切，因而论述过程中有所涉及，特此说明。
[8]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9]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一，收入《清代笔记丛刊》第3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421页。
[10]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8页。
[11]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收入《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7页。
[12] （明）沈士龙：《题录异记》，《录异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264册子部小说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明崇祯毛氏刻《津逮秘书》本影印。据陶岳《五代史补》记载，杜光庭曾入前蜀历事王建、王衍，未入后蜀，由此观之，沈士龙所记不实，《录异记》疑为托名杜光庭之作，姑备一说。
[13] （唐）李肇：《唐国史补自序》，《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首。
[14] （唐）郑綮：《开天传信记自序》，《开天传信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47册子部小说家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7页。
[15] （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次柳氏旧闻》，《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44册子部小说家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7页。
[16] （五代）杜光庭：《录异记序》，《灵异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264册子部小说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明崇祯毛氏刻《津逮秘书》本影印。
[17] （唐）沈既济：《任氏传》，《太平广记》卷四五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697页。
[18] （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收入《全唐诗》第12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520页。
[19] （唐）元稹：《莺莺传》，收入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0页。
[20] （唐）陈鸿：《长恨歌传》，收入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页。
[21]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五卷《寺塔记上》，《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2页。
[22]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
[23]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24] （唐）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4～95页。
[25]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50页。
[26]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页。
[27]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
[28] （唐）郭湜：《高力士外传》，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4册《阳山顾氏文房小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29]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二《辩证类·小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30] （明）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收入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31] （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卷首。
[32]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3～204页。
[33] （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收入《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08册子部别集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9页。
[34] （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今古奇观》，《古本小说集成》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末刊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首。
[35] （宋）洪迈：《夷坚乙志序》，《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
[36]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事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37] （元）杨维桢：《说郛序》，（元）陶宗仪：《说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首。
[38] （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08册子部别集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9页。
[39]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勾阑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90页。
[40]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页。
[41] （宋）洪迈：《夷坚乙志序》，《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
[42] （宋）洪迈：《夷坚丙志序》，《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3页。
[43] （宋）赵与旹：《夷坚志洪迈序大旨》，《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17～1818页。
[44] （宋）曾慥：《类说序》，《类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卷首。
[45] （元）杨维桢：《说郛序》，（元）陶宗仪：《说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首。
[46]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页。
[47] （宋）罗烨：《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关于罗烨《醉翁谈录》的成书时间，学术界存在宋末元初说、元代说等不同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