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多民族国家的融合过程中，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民族认同的必然趋势，它直接影响着和民族斗争内容相关的历史本事在后继朝代小说戏曲中的故事演变。本书关注的文学文本，即是以两宋历史中的民族战争为源头发展起来的杨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岳飞故事等。明清小说繁荣之际，这些原本在野史戏曲中零星流传的故事片段，渐集大成而成为丰富的全本，成为后世戏曲演绎的基础。从历史片段的撷取到小说戏曲中情节、主题、人物及其关系的诸种变化，都是时代和观念应运而生的产物，不仅充分地体现了统治阶级和市井受众的双重需求，同时也反映了通俗文学文学性、娱乐性的本质特征。尽管两宋民族战争本事的故事演变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对社会的表述也是多层次的，但其中对于民族认同意识的反映是确定无疑的。相对政治概念中对民族认同的抽象性论述，文学演变中折射出来的民族认同更蕴涵了丰富生动的微妙细节，本书即将对此进行多方位的详细阐释。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存在过许多非汉民族政权，他们在汲取汉文化的同时，也努力构建着自己的文化。各民族于历史、制度、文化、文学、风俗等方面相互吸纳、传播、交流和创新，对古代政治经济的最终一统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凝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历史流逝，多民族的文明早已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着各个民族的气质精髓。也正因为如此，曾经有着严格的夷夏大防的民族史观，也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加强，呈现出越来越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两宋时代，相继有西夏、辽、金等非汉政权与之对峙。南宋王朝退居临安，少数民族政权金朝入主中国北方，他们对原有的汉文化的吸收与本民族气质的张扬，造就了别开生面的金代文学气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民族文化与文学相互融合及同化的普遍规律。在这样复杂的民族关系中，产生了最能反映时代精神、最贴近时代气息的诗文集、笔记、戏曲、小说，其中不少故事被后人一再传唱、加工，成为枝繁叶茂的元明清戏曲小说。这一次次的改写更融入了种种时代因素，在和历史的参照系中，具体而微的故事演变充分体现出时代和观念的各种变化。

本书以生动的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揭示出两宋共时的民族关系表现，以及更多历时的民族观念变化。两宋民族战争本事的故事演变和民族认同趋势，不是简单的单向变化，而是在多种作用力的合力之下，例如政府的把持、士大夫的清淡、市井百姓的认知都会左右故事演变的方向。故事演变的因素广泛地涉及时代、士风、世情等具体内容，流动着每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和精神状态。正是在这些故事演变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历史观、民族观的变化。本书研究的基本范围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具有典型性的个案研究。重点考察如杨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岳飞故事等以两宋民族战争本事为蓝本的文学个案，发现故事演变中的各种细节，分析历时性的宋、辽、金、元关系的民族认同。二是分类研究。在以杨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岳飞故事为基础文本的同时，考察其故事形成及变化的过程，涉猎元明杂剧、宋元笔记、明清小说戏曲、说唱艺术等内容，将性质接近或时代特征接近的演变因素合而为一，归纳出两宋民族战争本事故事演变中所呈现出来的共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三是综合研究。在研究结论中衍生出更多丰富和深刻的历史人文内涵，关注一些思路，如民族认同的时代特征、文体特征、身份特征、地域特征，又如故事演变中的性别意识、游戏规则、娱乐精神等等。

本书以戏曲小说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充分运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在历史与文献的基础上，发现新材料，力图反映出活泼的思想流动。运用的材料主要是历史资料，包括官修和私修史书，用以考察故事本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不同时代的价值评判；各类笔记，这些作为正史补充的野史稗抄资料，往往因为没有受到史笔的约束，而具有生动的笔法，但也因此带来鲜明的个性色彩，成为正史的有益补充之余，亦是考察时代信息的重要渠道；历代文人在诗文集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吟咏与书写，可以借此来判断时代观念的转移和好恶；文学作品的解读，尤其是约定俗成的文本产生之前，故事流传中的变化信息或许微小，却带有重要的特定时代特征；或许重大，是上层政治的有意识改写，抑或民间接受的裁选。故事文本包括活跃在舞台上的戏曲，这些源于两宋民族战争本事的故事，因为不同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时事寄托往往呈现出多样而复杂的变化。直到近现代故事演变的大致定型，可以约略地看出自两宋以来各种因素相互制约平衡的动态过程。

本书的研究特色首先是诗史结合，将历史的官方记录和士人的声音、民间的欲求对文学的共同作用及其在文学演变中的不同反映一一展现。历史事实和评价是研究文学本事源起的基石，诗文则是厘清时人对本事理解的手段。在复杂的社会因素间辨析深层的社会原因、文化原因，使文学演变的现象最终得到合理的诠释。其次是将文献学的资料比对和俗文学的创作分析相结合，在相对客观的本事背景、时世变化中分析富有生机和流动感的文学创作；在进行文学解读的同时，不流于一味虚构的人物情节分析，旨在发现关乎故事演变的社会、历史、道德、文化等种种意识元素及其相互作用。不作单纯的文献研究，亦非沉浸于文学塑造和情节虚构，而是探寻变化的因由，摸索变化的脉络，清理有迹可寻的民族意识轨迹。故事演变的发展没有固定的程式和规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同时干扰，这才赋予了文学更多不可琢磨的流动之美。透过文学的演变看历史观念的历时性演绎，在人物与情节的变化中对文学和历史作出共同的印证，这正是本书的特色所在。本书宏观上方向明确，细节上证据充分，较目前的戏曲小说研究，有更深入的核心内容和内在比较；较目前的民族关系研究，则是至今仍然有生命力的鲜活的民族认同实例。本书的研究成果在建树理论研究的同时，对于我们理解多民族国家文明的形成、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将有着切实的意义：促使我们对这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多民族国家怀着更加深切的理解和更加高尚的情操。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本书共计六章，第一、二章主要对两宋民族战争本事故事演变的总体态势研究作出论述。第三章到第五章通过对杨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岳飞故事的文本个案研究，从人物形象、人物关系、情节主题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故事细节的变化，尝试从历史、政治、文化等多元的层次来阐释两宋民族战争本事故事演变的内在动因和外在表现。第六章则是对现象背后的原因作出较为深入的归纳分析。

1.总体态势研究

第一章《从历史到传奇：两宋民族战争本事小说戏曲故事演变的基本面貌》主要论述杨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岳飞故事三种主要研究对象的故事演变的基本情况。前人对这项工作已经作出了很多成果，为了避免重复，本章主要从个人的发现与思考的线索来厘清杨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和岳飞故事演变的脉络。杨家将故事的整体演变呈现出从战争到游戏的特征：人民的机智不断渗入故事，对于宋军胜利的想象，故事从沉重到轻快，从真实到虚构，从扼腕现实到达成美好愿望，都体现了在文学的历史记忆中从战争到游戏的演变规则。早期杨家将故事以男性为主，题材悲壮，大多涉及民族战争和忠奸斗争。后期故事则主要迷恋于法术破阵和婚姻故事，渐渐矛盾内转，关注层面日益生活化、世俗化。杨家将诸子人名系统反复更迭，文学作品对不同名称系统的遵从，体现了其在作品主题上对不同意识倾向的选择和延续。从历史到元曲、清代小说戏曲，狄青故事的传奇性日益增加。狄青故事的演变，在清代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和杨家将故事、包拯故事的杂糅，在清代戏曲中则表现为叙述视角从狄青到双阳的转变。无论从国事的家事化、中外战争的内部忠奸化，还是文治武功的神魔化、人物关系的向江湖铺展、人物焦点的向情爱游离，都表现出狄青故事演变从历史到传奇的基本特征。具有江湖侠义精神的五虎的集合，亦揭示出鲜明的市民精神和时代需求。岳飞故事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宋元是奠基时代，明代格局基本完备，清代《说岳全传》是岳飞故事的集大成者。元代汉族知识分子摆脱为尊者讳的束缚，直指赵宋政治败亡的本质。曾经在元代可以藐视的君臣纲纪在明朝重新成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必需，奸臣秦桧遂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控制了这场忠奸斗争的故事发展。明代文学成为教化的工具，说岳故事深深地烙上各种因果宿命的色彩。《说岳全传》在此基础上创建出圆满的宿命体系，虽然文字粗糙，但有效的文学表达充分迎合了民间的情绪共鸣和娱乐需要。

第二章《两宋民族战争本事小说戏曲故事演变的基本趋势》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两宋战争本事小说戏曲演变的三个基本趋势：一是故事的核心内容从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演变为忠奸斗争；二是故事的战争形式从武力到神力，掺入了更多的神仙法术等内容，使战争的角逐方法以及人物的命运都跟随天命而行；三是故事的展现空间从国家之间渐渐缩小到家庭关系，即从国事到家事，随之体现了夫妻关系的地位转换，并由此带来小说中的群体人物塑造从男性群像演变到女性群像。两宋民族战争本事的历史事件冲突核心原本是民族矛盾，文学的应运而生亦是出于对民族矛盾的意识反应和情绪表达。随着时代变迁，在政治因素和人文情感影响下的文学塑造中，故事的核心矛盾渐渐从民族斗争转化为忠奸斗争。民族斗争沦为故事展开的背景，而其中真正推动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矛盾线索全在于忠奸斗争。完成对奸臣的制造和塑造，则成为从民族斗争到忠奸斗争的故事演变最直接和根本的体现。无论杨家将故事、狄青故事还是岳飞故事的叙述主体，都是在历史故事中真实存在过的人和事，杨家将、狄青和岳飞作为人杰加以表彰却未被捧上神坛。在故事的通俗化演进过程中，这些两宋民族战争本事故事的主人公乃至整部小说的人物命运、历史因果、战争对决都被日渐神化，实现了从人力到神力的转变。这是在文学的传播及接受过程中，民间意识对于复杂政治和民族矛盾这种沉重命题的自觉放弃，鲜明地体现了市民的好奇、娱乐精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通过人物改造、形象虚构、群像塑造等手段营造出来的女性群像的崛起，体现了读者从阅读到观赏的需求。两宋民族战争本事的故事演变正逐渐消解历史上的民族对立意识，主题内核从民族斗争到忠奸斗争，人物形象从男性群像到女性群像，故事叙说从人力到神力，英雄传奇演变为市井传奇，两宋民族战争本事故事日渐成为大众娱情的对象。

2.文本个案研究

第三章《故事演变中的民族认同意识对异族领袖形象的重塑》主要通过对辽国女主萧太后、金国将领金兀术从历史记录到文学塑造的历时接受的分析，来探讨民族认同意识对于异族领袖形象的重塑以及文学形象构建中的复杂性。萧太后于历史上的美恶虚隐随着不同朝代官私史书的修撰，在相同的事功中得出不同的评价。明代小说里的萧太后形象单薄，故事中的命运因明代人们臆想的民族胜利而与历史全不相符。清代戏曲以降，萧太后更多以辽邦公主的母亲形象参与在杨家将故事的家事、国事纠纷中。从明代小说中的平面人物，到清代宫廷大戏的正面改写，再至民间戏曲的神异化接受，萧太后文学形象的建立无疑是清代非汉族女性地位勃发的直接反映。自宋金以下的作品流传中，金兀术的文学形象不断从历史平面走向文学的生动具体，对其价值评判也日渐带有主观色彩。宋人对兀术形象的接受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并行不悖，一是为了满足民族情感的表达、自尊的需要，有选择性地强调兀术在宋金战争中的失利；二是在诗文应用中常常将其作为英雄典故使用。明清诗文中的兀术形象在带有更多胡华色彩的同时，成为汉民族内省的参照系。明清通俗文学的感性与民间认同，则使之走向带有更多正面信息的人物塑造。

第四章《故事演变中的民族认同意识对家庭人物关系的转变》主要以四郎探母故事的官方重塑和民间接受、狄青故事婚姻关系的类型化和嬗变作为个案，来探讨民族认同意识对故事演变中家庭人物关系的影响作用。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成为杨家将戏曲主流意识的代表，清廷在改编剧本中抹杀了杨家将戏曲的民族矛盾尖锐性，转为歌颂忠孝节义。在杨家将故事浓墨重彩地宣扬忠孝节义、兄弟义气的同时，男欢女爱、亲情伦常也日益为观众接受。民间戏曲探母故事对《昭代箫韶》影响力的接受，体现出因为地域和时代的因素，民族认同接受的复杂性。明清通俗小说一改历史上汉族公主远嫁异邦的和亲形式，转而在狄青故事中将番邦公主许配给狄青，造就异族女子对汉族男子的从属感，这正是汉族人民对于非汉民族人民持有的最普遍的心理期待。然而从小说到戏曲，狄青故事中的夫妻关系逐渐发生逆转：从男方主导到女性主导，各种文本的叙事角度也显而易见地发生了转变，故事的叙述线索更多地转移到狄青故事中虚构的女性形象——异国公主身上，并在其形象上投入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第五章《英雄之死：故事演变中的民族认同意识对情节主题的改造》则是通过对杨令公、狄青、岳飞诸英雄之死的改写来看两宋民族战争本事故事演变中民族认同意识等诸因素对故事情节、主题潜移默化的改造。杨令公之死的原因、情状、身后是非，从简明的历史演变为繁复的小说家言，对史实的改造和艺术加工，正是基于各个时代对宋辽关系不同的民族认同。宋代士大夫对本事的诠解在于杨令公死因从军事分歧转化为忠奸斗争；杨令公撞李陵碑死节和孟良昊天塔盗骨殖，是元代戏曲家对令公之死的两大发明；明清两代的敷衍则体现了民间意识的渗透杂糅和统治者的教化意图。狄青在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忠奸不一的形象，随着《北宋志传》的广泛流行及其对杨家将故事话语权的把握，以及清代后期狄青故事的崛起及戏曲的普及，狄青的忠奸身份最终在民间意识中达成共识。狄青相国寺假死虽是虚构，却在故事传说中寻找到了立足之处。这种想象力和嫁接手段充分体现了民间意识对于英雄之死的不平之气，遂直接参与对狄青历史命运的改造，从而为狄青故事获得更广阔的叙述空间。岳飞之死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其致死的前后因果以及身后的各种报应是非，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宋代时人对冤狱的婉转表达，元人跳开君臣之义的鲜明褒贬，明人感于时事的切肤之痛和沦于教化，清代对奸臣的极端憎恶和矛盾转化，可以看到历朝历代对于岳飞之死的集体性观念的变化。文学中的民族关系与历史现实同步而行，杨令公、狄青、岳飞诸英雄之死故事情节主题的演变，实为探求文学流变中所呈现出来的对宋、辽、金、元民族关系之民族认同提供了历史轨迹。

3.深入探讨原因

杨家将、狄青本事源于北宋，岳飞故事本事发生在南北宋之交。北宋长期受到辽、西夏的滋扰，最后亡于金。南宋初年与金相争，几近不守，幸得长江天险才得以百年偏安，终亡于元。文学文本和民族关系随着时间、朝代、政治、地域的流变，于其微妙处最能反映出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认同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干扰因素。第六章即从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两宋民族战争本事故事演变中的民族认同的原因，从宋元民族战争和民族政策、明代的文网控制和世俗流风、清代对夷夏观念的重解和文学改造等历史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要求来看故事演变的动力；从历朝思想意识的流变、民族隔阂下的话语权、宫廷戏曲的主导与失控等社会文化性要求来考察其对文学演变的影响。

自北宋以下，这些关涉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故事最初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和南宋民众对于中原的怀想、宋季对于元兵压境的仇怨有关。继而中原几度遭遇非汉民族政权统治，不同的民族政权统治阶级根据自身政治需要，对相关敏感题材加以管理和利用。汉族士人则在汉与非汉政权统治下，亦根据自身情感需要，通过对两宋民族战争本事故事情节、主题的改造和情绪渲染，实现对于民族情结、忠奸情结的类同观照和臆想。两宋民族战争本事的故事演变对于民族认同意识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亦体现出政治性、社会性、娱乐性要求的共同合力。不同朝代的政治性诉求对于故事演变的走向具有显著影响。元代的民族情绪动力在于底层知识分子对汉文化的怀想和教训总结；明代以大汉民族自居，从而将民族矛盾弱化，政治斗争主线转而权力内省；清政权则致力沿袭明代的道德体系并还之于民，大力宣扬忠孝节义，从而在此过程中掩饰而至忽略文学作品中汉与非汉的民族矛盾。明清两朝共同致力于把忠孝节义引进文学戏曲的鼓吹中，在强调教化的同时，更以迎合世俗的姿态，不断纳入宿命轮回、男女情爱等世俗喜闻乐见的情节。汉族作家曾经作为独享话语权的执笔书写者，根据汉族民间普遍理解来阐释他们对于异族的陌生感、地域的隔膜性，当文学创作的话语权传递到非汉族书写者手中时，非汉族书写者往往从民族尊严与民族情感出发，重新解构和颠覆原有的故事描述，努力建立自身在与汉民族战争中的正义性和主动性。这些都使得明清以下源于两宋民族战争本事的文学戏曲故事日益脱离历史，而驰骋于无度的民间想象。

以两宋民族战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本事的故事演变见证了民族认同过程中的种种微妙动力。故事情节主题、人物关系、人物塑造等文学演变的增减过程，在体现了政治性诉求的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娱乐性和社会风习的不断增值，而最终使文学具有驳杂的投射功能。它的最终结局是成为娱乐化的产物从而跳出历史、民族等政治元素的拘束，真正体现出追求大众娱乐性和文学创作空间的自由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