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亲民、勤政、清廉的包拯

2013年，我在肇庆田家炳中学讲了一堂课，课题为“亲民、勤政、清廉的包拯”。不少同学说，这是新鲜故事，头一次听说包公在端州的故事，颇有意味。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在电视、古书里所耳闻目睹的包公只是一个判官，而对包公在端州的故事并非在“耳濡目染”中就能得到。

包公是端州人对包拯的尊称。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包拯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包公则是代表着清官文化的形象。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间的积累，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能够深刻影响人的一种精神价值。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包公形象、故事和精神不断沉淀、积累，形成了人们所要研究和传承的包公文化，其内涵有机地统一于被固化了的形象之中，又在历史的延续中不断扩展和丰富。民间流传包公在端州的故事也就这样形成了。

端州是包公为官施政之地，也是包公精神、包公思想、包公文化发祥和光大之地。包拯在端州的事迹，班班可考，但由于历史原因，肇庆自古缺少相关图书和宣传，未能很好地将包拯在端州真实的故事、民间的传说广为流传，使之家喻户晓，没有出现“包公热”，可谓包公文化之缺憾。因此，在挖掘包公历史文化资源时，我的态度是从故事信息入手，加强挖掘和整理，找准文化名牌效应的突破点，进而发挥宣传辐射作用。力求根据不断推陈出新的包公“史影”，以通俗的、大众化的形式整理成书，目的是让学生看得懂，了解包拯在端州的为人处事。虽然内容芜杂，但是作品的主题基本不变，重在赞扬包拯的公正廉明、为民做主，以及他在广大民众心中的巨大影响力，链接着端州不断发展的包公文化。

为什么端州能够产生包拯这样清廉的人物呢?我认为，宋代的厚禄制度(高薪养廉的政策)，使得官员无后顾之忧，贪污的情况确实比别的王朝要少;当时包拯任端州知州，就州官的职责而言，包括司法、税收、治安、教育、公共工程、邮驿、风俗礼仪、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因此有人称其为“一人政府负责制”;据说，对清廉的要求，宋太宗亲自书写十六字《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令全国各州县勒石立碑，又称“天语亭”。也许基于这几个条件，造就了端州的包拯，也造就了包拯的故事。在故事之中，我发现包拯不仅清廉，而且亲民、勤政。

一、包拯亲民之心

端州是包拯的亲民之地。从根源上探讨，包拯在端州的亲民，是从重亲情产生的。他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过了很长时间，包拯才接受调遣，出来做官。朝廷封他“孝肃”称号，指包公以孝为先。为孝顺父母，他甘愿辞官，留在家中奉养父母。这种行为在当时甚至到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

从思想上探讨，包拯讲，民是国之本，所以要安民，然后亲民。如何安民呢?就是不让老百姓负担太重，让人民休养生息。如何亲民呢?最主要的是他下令大开端州中门，接待老百姓，叫他们有什么委屈尽管说，不要害怕。想不到当时的上访竟会如此方便!古代有不少衙门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作风，但是包拯没有，他既能秉公执法，待人又极有人情味，还做了很多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好事。当时的北宋，曾根据财产的多少将民户分成五等，第四、第五等是最困难的，包拯为他们争取权益，可以说倾注了一片爱心。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怎能不热爱自己的人民呢?

从行动上探讨，包拯亲民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在实际行动当中。按照宋代官僚的体系，实行“长官负责制”，州县官是最亲民、最接近百姓的，也是最辛苦的。北宋进士吴奎的《包拯墓志铭》有51行刻文、220多字，虽说这只是残篇憾文，但通读下来，不仅有对包公一生经典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其中“端州为民掘井取水”，就是记述包公生平政绩最真实可靠、翔实生动而又最具权威性的一例。

二、包拯勤政之风

端州是包拯的勤政之地。包拯做端州长官，特别关注贫苦百姓的生活情况，他注重调查研究，并亲力亲为，勤政就是最好的为民体现。

古人认为当官之法，“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就是官员本身要清廉，不贪污受贿;对百姓要有仁爱慈悲之心，体察民情，为民造福;处事要公正无私，不攀附权贵，不虐待百姓;办事要勤奋，不懒惰，不懈怠。

包拯在端州从政时，上距太祖开国已有七十年，建国时期的那种勃勃生机、励精图治的风气，正在逐渐消失。吏风颓败，法令松弛，特权猖獗，土地集中，赋税繁重。而文武官员又大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顾贪图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的享受。包拯看到了北宋广大底层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触目惊心的社会现状，激发了他一腔济世扶危的热血，如果再不勤政，就真的民不聊生了。

据肇庆方志记载，端州留下的包拯遗迹、遗址是全国最多的。据统计，有挖掘七口包公井、治理后沥水、开放端州州衙、走进富民坊、开辟厢军巡逻营之草场、拓展麦仔园、筑建丰济仓、建城西崧台驿、建星岩书院、建宝光寺、建文昌宫、掷砚成砚洲、题字七星岩，这十三处弥足珍贵的遗迹和遗址，显示了包拯在端州的勤政。史书中，特别记述了包拯在端州勤政的五件事:一是抓农业建设，因地制宜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的雏形，并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谷仓———丰济仓;二是抓教育事业，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星岩书院;三是抓通讯交通，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城西驿;四是抓医疗生活，在加固西江堤围、防止洪水灾害的同时，在城里挖了七口“包公井”，让居民喝上干净的井水，不再因喝脏水生病;五是抓司法管理，惩治贪官污吏，经他整顿之后，衙门里没有积压的案子，监狱里没有呼冤的犯人。

包拯把端州从一个军事城堡，建设成一个以定居式农耕经济和广府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教育基地、港口城市，政声斐然，实现了“能尽心敢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责者”的承诺。

三、包拯清廉之名

端州是包拯的清廉之地。包拯在端州三年的时间中，究竟又是如何让他以清廉闻名于北宋的官场，甚至得到了皇帝赞赏的呢?我认为，包拯的廉洁和端砚有密切的关系。端州生产名砚，以前的州长都是多征一些贡品，而包公“不持一砚归”，成就了他的“清廉”之名。在当时看来，确实很难能可贵;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敬佩的。一州之长，不多征一砚，又不持一砚归，虽是小事，反映的思想境界却很高，他的清官美名就从这里开始传扬开来。

包拯对自己严格，对家丁也严格要求。宋政府对哪一级官员能带多少名长随家丁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果官员对他们失于督察，一则会失去当地士绅百姓的信任，落得一个极差的口碑，二则家丁们闹出事来，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头来乌纱帽难保不说，还可能得个革职查办的下场。因此，建立自己的“廉洁班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尽管制度上是以官统吏，但官员事务繁重，不可能对所有的书吏一一监督，比如各种繁杂事务，不可能由长官一个人来完成，必须有“代官出治”、“佐官出治”之类的人来处理，这就需要清正廉洁的群体。

“堂上一点朱，民间千滴血。”包拯清正廉明的诤臣形象已经深入民心，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官吏。其后端州(后称肇庆)担任府县的主管官员，都很热心地修缮包公祠，而且大多都能廉洁自律。这些行为举止，都展现了浓郁的包公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样，肇庆最大的宋文化特色就是包公，他是肇庆人民的处世楷模，又是肇庆人民的精神支柱。因此，肇庆的包公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肇庆是包公廉洁文化的摇篮。

老百姓爱戴包公，是因为他能主持正义，不畏权贵，为民申冤，为民造福。后人根据他的形象编了故事，除了有人民的想象力、创造力一面以外，还受“清官代言人”的影响。其中有一则“泪洒砚山”的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但是作了大量加工，体现了包拯亲民、勤政、清廉的主题:

北宋年间，四十二岁的包拯来端州任知州。端州盛产端砚，有的州官为了贿赂其他官员，增加贡砚数量，加重石工负担，民谣传:“端溪石头多，石工苦最多，自从有贡砚，百姓砸了锅。”包拯看着办公用的一方端砚，百感交集，民谣是警醒自己啊!于是沾砚磨墨，挥笔写下表明心志的《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为何石工苦最多呢?包拯决定登砚山调研。光身汗渍、蓬头垢面的少年，搬石刚爬出坑道，很疲惫地喝着山水。几个刻砚石匠苦着脸，手指都变了形，手掌粗糙得像松树皮。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在茅棚前生火煮杂粮。包拯巡视了一会，便躬身钻进洞坑，仿佛走进了寒气袭人的世界。只见采石工打着赤脚、光着身子，有的用瓦罐汲水淘出洞外，有的把油灯放在胸脯上，平躺仰着开凿石料，有的在拖运石头……

石工稍憩了，与包拯相视良久，发现包拯的衣服脏了，脸也黑了。包拯招呼着:“大伙辛苦了，我带了些酒菜一块吃吧。”

大伙默然无声，无动于衷。包拯把一大碗烧酒端给老人。老人不知是惊恐，还是感动，哆嗦的手不停地抚摸着酒碗，一股热泪从面颊流下，哽咽难语。包拯从身上解下一块布，替老人轻轻擦去泪水;再看大伙身上无奈的旧伤疤，脆弱的新伤痕，泪水悄然盈眶。他说:“大伙都喊一声吧，喊一声什么都好了。”

一个壮汉看在眼里，凑上前来，端起老人喝了一口的烧酒，一仰头，喝了个精光，倏尔，长长地大喊一声，心底的薄冰开始融化。接着，大伙一起冲着西江放声大喊:“啊———”那声音撕心裂肺，久久在大山间回荡。

“你们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从此，包拯审案时的声威天下，就出自石工的底气。随后，包拯发布州令:端砚只征贡数，不得加码。石工有了好日子，都称包拯为“青天”。

时光过得飞快，包拯任期届满，调离端州，临别之时，他深深地看一眼《书端州郡斋壁》，掂量一下办公用的端砚，吩咐包兴将所有物品摆放好。

包拯离别，官船沿江而下，当驶近砚山峡口时，顿然行雷闪电，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惊波骇浪。行船几十年的老艄公从来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在心底猜测:包青天为何这般令风怒雨怨呀?包拯传令停航，检查船上物品，看是否有人夹带赃物。

一查并未发现赃物，再查亦无结果。这时包兴幡然醒悟，拿出包拯办公用的端砚:“大人，我错了。”包拯皱起眉头说:“端石一斤，价值千金。”他打开黄布裹着的端砚，走到船头，仰望砚山，冲云贯雨地说:“端砚是端州人民的财富，我在此归还了。”说罢，把端砚向着砚山抛去。砚落江心，刹时风平浪静，露出青天。

于是，民间就流传“万民景仰颂青天，一砚不持留圣迹”的故事。

我个人认为，包公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历史人物，不论海内海外，只要是中华文化传播得到的地方，他始终是民间知名度最高的古人，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公平正义的化身。正由于肇庆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完全有能力以包公文化为载体和纽带，打造一台好戏，利用自己的资源去传播、讲述和演绎包公文化的精髓。

谢健江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