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19世纪一位颇具争议的诗人，被称为象征主义的创始人，抑或被誉为现代派的鼻祖，主要以《恶之花》、《1846年的沙龙》、《巴黎的忧郁》等诗作与评论闻名于世。波德莱尔以沉沦的方式感受现代社会生存境域，并在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裂隙处透显现代社会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拷问，综览其诗作旨趣与思想内蕴，则主要注重对“恶”与“丑”形象与意象的挖掘、提取，建构现代性社会中独特的诗学面相，并依此创建现代社会中的另类诗意空间，从而进一步阐发现代社会中的种种生存悖论。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其既用自身生命体验诠释了现代社会之恶与生命之丑，又用诗歌篇章呈现了异域之花的艳丽与凄美。波德莱尔游走于恶之境地与丑之场所，这是一种沉沦式的自我放逐，但是生命的本真却在自我离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确证和体认，尤其是通过这种生命中自我离弃的证悟，从某些侧面证实了悖论式的现代社会的真实。走向波德莱尔，这是对现代性社会的一种存在观照与思想触摸；关注波德莱尔及其诗集《恶之花》，这是对现代生存境域中另类真实的再次呈现与体验。
一、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研究述评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对波德莱尔及其诗集《恶之花》的研究，已逐渐发展为文学、诗学、美学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这不仅表现在研究理论视角的多元化建构，还体现在现代诗学的创作意向与运思态势上的现代性变更，由此，对波德莱尔及其诗集的研究成果数量颇丰，在文学、诗学以及美学等领域中影响也相对较大。这正如马塞尔·雷蒙在《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一书的前言中所说：“如今人们一致同意把《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视为当代诗歌运动极具活力的源头之一。第一条线路，即艺术家组合，从波德莱尔到马拉美，再到瓦莱里；另一条是通灵者的线路，从波德莱尔到兰波，再到寻找奇遇的后来的探索者。这种看法尽管模糊笼统，但尚可接受。通过他们近于绝望的大胆追求，通过他们若干首熠熠生辉的美妙诗篇——更不用说他们独具魅力的人格了——19世纪后半叶的伟大抒情诗人让人释放出一种令人难于摆脱的魔力。”[1]雷蒙此番言论充分反映出波德莱尔作为现代诗学开启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认。
在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伊始，波德莱尔及其作品就得到了国内文学界和诗学界的重点关注，波德莱尔部分诗篇也陆续被介绍进国内，并随着其诗篇的传播，波德莱尔对我国现代诗的发展与演变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相对于其他西方现代派诗人，诸如德国诗人里尔克（R.M.Rilke，1875—1926）与英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等，波德莱尔诗作的现代性诗学旨趣更能契合我国当时诗学创作的理论诉求与诗人创作的心理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的诗歌更显得与我国现代诗歌具有一种诗学亲缘关系。相较波德莱尔诗作在我国文学界与诗学界的传播与影响态势，里尔克与艾略特等诗人诗作的传播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被陆续介绍进国内，40年代才逐渐形成一定的文学影响。毋庸置疑，在我国现代文学与现代诗学的发展历史上，波德莱尔及其诗篇得到了高度关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对波德莱尔诗学的高度关注，我们可以具体通过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作品及对其研究的状况等方面得以见出。
首先，在对波德莱尔诗作的翻译上，国内诸多翻译者对波德莱尔作品的译介工作进行了积极尝试，与此同时也积极介绍了有关波德莱尔的研究性文章。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李璜、田汉、徐志摩、俞平伯、王独清等人或将《恶之花》与《巴黎的忧郁》中的许多篇章翻译成中文，并在《晨报副刊》、《诗》、《小说月报》、《学艺》、《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刊载；或在《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月》等刊物上刊发有关介绍和研究波德莱尔的文章。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国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介绍还处于初步的尝试性阶段，那么进入30年代至40年代，国内文学界、诗学界对波德莱尔诗作的翻译则进入了较为深入的阶段，波德莱尔的主要诗篇都得到了积极翻译。在这个时期，波德莱尔的《巴黎的烦恼》和《波多莱尔散文》等著作得到了翻译及出版，尤其对波德莱尔代表性诗作的翻译可谓蔚为大观，如王兰馥翻译了《恶之花》中的《敌人》和《忧郁》，戴望舒翻译了《那赤心的女仆》和《邀旅》，陈敬容翻译了《悲哀》、《人与海》、《生动的火焰》、《黄昏的和歌》、《音乐》、《盲人》等。除了对波德莱尔主要代表作一般性语言的翻译之外，还有人尝试运用我国古典诗词体例对波德莱尔诗篇展开阐释性翻译，如王了一以五言、七言古诗和乐府诗的形式尝试性地翻译了《恶之花》的第一章《愁与愿》，共计译出58首。这段时期，在对波德莱尔的主要诗篇展开积极翻译的同时，还对国外关于波德莱尔的研究文章给予了重要关注，并通过翻译刊发于相关杂志上，如曹葆华翻译的《象征派作家》、罗莫辰翻译的《波特来尔论雨果》、张崇文翻译的《波特莱尔的病理学》等文。总体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这段时期，国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译介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波德莱尔的相关诗篇展开积极翻译介绍；二是对有关诗人波德莱尔的研究性文章的翻译。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译介工作相对迟缓，相关研究工作也未得到深入开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波德莱尔诗作的翻译以及有关诗篇的重译工作又得到了重视，如钱春绮翻译的《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郭宏安翻译的《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美学珍玩》、《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现代生活的画家》以及《人造天堂》，张晓玲翻译的《私密日记》等。至此，波德莱尔的主要著作都得以翻译，并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其次，在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专题性研究上，国内研究者从文本研究、比较研究等层面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和分析。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波德莱尔有关诗篇的译介工作，国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专题性研究得到了相应开展，这种专题性研究主要经历了对波德莱尔的批判质疑到客观评价这样一个过程。这主要表现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文学、诗学界及翻译界对波德莱尔及其诗篇的质疑与批评经历了由片面、不准确到日渐公正这样一个发展过程。1920—1923年，《少年中国》杂志成为对波德莱尔展开相关批评的重要阵地，田汉、李璜、吴弱男、周无（太玄）、李思纯、黄仲苏等人有关法国诗歌的评论性文章中都涉及波德莱尔，并且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波德莱尔及其作品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和分析。[2]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一文是较早奠定国内学界对波德莱尔批评与肯定基调并举的论文。田汉引用了犹太心理学者马克思·劳多（Max Nordau，1849—1923）的《变质》（Degeneration，1892）一文中的观点对波德莱尔展开相应的批评，尤其立足于新犹太道德主义的视角，指责了波德莱尔对疾病、丑陋以及罪恶的怪异癖好以及与常规格格不入的叛逆性格，重点批评了波德莱尔的厌世性，认为波德莱尔沉溺于可惊的厌倦和痛苦的感情之中。田汉进一步认为，波德莱尔的理想与可悲可厌的想象紧密联系，尤其对丑陋、邪恶虚无、罪恶恋恋不舍以及对地狱极度关注。田汉对波德莱尔的批判论调，成为当时国内学界对波德莱尔质疑和批判的代表性观点。在指责波德莱尔迷恋恶和丑的同时，田汉又从另一个角度赞扬了波德莱尔的诗歌隐含着让人惊奇的效果，并充分肯定了《恶之华》是一种怪异、险奇、凄惨的纯艺术品，尤其强调了波德莱尔对香味的敏感和溺爱；分析了波德莱尔《恶之华》的“反抗集”，指出了波德莱尔的恶魔态度，认为波德莱尔的“恶魔主义之极致”实际最“接近人道”；“恶魔之可贵，贵在反叛……恶魔主义者之波陀雷尔公然扬‘反叛'之声，此波陀雷尔的恶魔主义之所以有生命也”，还倡扬“欲为大乘的艺术家，诚不可不借波陀雷尔的魔恶之剑，一斩心中的执着”。[3]总的来说，田汉对波德莱尔的认识是相对客观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波德莱尔的诗学旨趣。
李璜的《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一文详细介绍了波德莱尔的生平经历，并首次对“应和论”等诗歌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进行了积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波德莱尔诗学创作核心思想的重要方面。在1919—1922年，周作人也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保持了持续关注的热情，其主要关注的是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周作人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一文中别具慧眼地指出波德莱尔的诗“貌似的颓废”之后隐藏着“猛烈的求生意志”，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4]周作人对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展开了剥离式的研究与分析，在其中发掘了波德莱尔诗作中“颓废”与“丑恶”的形象与意象的积极意义。此外，徐志摩在《波特莱的散文诗》一文中指出，在19世纪的文学史上，波德莱尔与沸洛贝、华尔德裴特“永远在后人的心里唤起一个沉郁、孤独，日夜在自剖的苦痛中求光亮者的意象”，并认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性灵的抒情的动荡，沉思的迂回的轮廓，天良的俄然的激发”。[5]朱湘的《评徐君志摩的诗》一文则将散文诗这种体裁的首创之功归于波德莱尔、王尔德及惠特曼。[6]朱湘从诗学体裁的创制角度充分肯定了波德莱尔的重要作用。
随后在其他的文学期刊上，有关波德莱尔研究的文章多了起来。如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认为波德莱尔诗歌的影响深远，“以其十四行诗带来近代美学的福音，后来的诗人、艺术家、美学家没有一个不接受他的洗礼”，并指出《恶之花》的题材虽然平凡、易朽、偶然，甚至是丑恶与猥亵，却能在“人的灵魂里散布出一种新的战栗”，揭示其用象征主义手法达到相应的高度。[7]再如，陈敬容的《波德莱尔与猫》认为波德莱尔作为象征派的创始人并不颓废，相反比任何象征派诗人都更为广博与丰富，因为他是生活忠实的热爱者与反映者。[8]同时代类似的论文还有戴隐朗的《论象征主义诗歌》、宗临的《查理·波得莱尔》、沈宝基的《鲍特莱尔的爱情生活》、品品的《波特莱尔与孤岛》、宛青的《波德莱尔的怪癖》等文。
综观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波德莱尔在国内的传播情况主要侧重对波德莱尔诗作的译介上，有关波德莱尔的研究性文章也较多关注对波德莱尔作品文本的剖析、对象征主义流派的启发性功绩的评价以及对中国现代诗创作的影响等主要层面上。这个时期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主要从诗学理论与诗学创作实践上见出，诗学影响相对深远，但是在美学与哲学的理论，尤其是在现代性理论上的研究相对阙如。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研究的角度也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的发展趋向。结合80年代以来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状况，经过梳理，可将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视角归纳为下面三种类型：
（1）有关波德莱尔诗学理论和美学观念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波德莱尔的颓废美思想的角度展开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得到了相应的持续关注，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性文章。如刘辉成的《论颓废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以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为据》一文指出，虚伪的社会现实为波德莱尔选择颓废主义奠定了客观基础，而他面对现实所形成的冷漠的情感态度是其选择颓废主义的主观原因，并且认为波德莱尔的创作态度“冷漠”反而有利于形成“美在主观”的观点及发掘出丑恶的丰富性，进而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作为现代主义鼻祖的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应是颓废主义的观点。宋维平的《论波德莱尔颓废美学的价值构成》一文认为，波德莱尔通过利用具有颓废美特征的怪诞意象来揭示人间现实丑恶，创建了与恶浊现实大相径庭的超验世界，寻得精神上的规避，从而开创了上帝缺席下的一种新的审美转向。宋维平一文从现代性社会与超验世界两个维度对比分析阐述了波德莱尔诗作的审美意义。
在对波德莱尔的审丑思想展开研究的层面上，也相应出现了专题性的研究性文章。如潘道正的《恶之花绽放的理由——试论波德莱尔的审丑思想》一文指出波德莱尔的审丑思想旨在从赤裸裸的丑恶中发掘出特殊的美，并认为波德莱尔正是通过提炼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继而运用象征手法加以形象化塑造，这既强化了艺术表现丑恶的合法性，又从“恶”中升华出了美的“花”。[9]又如孔凡娟的《恶与美的交锋——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观念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一文把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观念概括为“恶中掘美”与“忧郁就是美”，认为他的“恶中掘美”就是要从生命力中掘取那种热烈、忧郁又带着愁思的美，在波德莱尔的审美意识中“忧郁就是美”。此外，文章还指出波德莱尔诗歌美学观念践行的最高典范是《恶之花》，它正是在恶与美的对立描写与交锋较量中，阐释了一个天堂歌者叛逆而孤独的苦难历程。对波德莱尔的“恶”与“丑”展开分析的研究性文章，主要揭示出了波德莱尔对现实之恶向艺术之丑转化的诗学建构，从而进一步彰显出波德莱尔诗学思想中的另类诗学意义。
“应和论”，或称为“感应论”，是波德莱尔诗学思想中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波德莱尔打通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诗学方法，因此，对于这个命题的分析和研究也成为学界对波德莱尔诗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如刘波的《〈应和〉与应和论》、《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两文就是从“应和论”角度展开研究的代表之作。《〈应和〉与应和论》一文分析了应和论的美学意义与伦理意义，并认为“应和论”的美学意义即在感受方式和思想底蕴两方面开辟了诗歌现代性的新纪元，而将生命作为艺术品来创造，作为一个个瞬间来美化、升华和享用，则为其终极伦理意义。《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一文则指出，波德莱尔创作的“应和”思想的来源既有巴尔扎克、埃斯基若等人的直接启示，又受斯威登堡和霍夫曼的“应和论”、傅立叶的“相似论”影响，还有爱伦坡的作品也强化了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信念。文章进一步指出，波德莱尔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中加强了对“应和论”的自觉运用，“应和论”成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还有文章关注波德莱尔“应和论”的理论来源以及相关影响的研究，如户思社的《文字的炼金术——谈兰波对波德莱尔应和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一文指出，兰波初期创作深受波德莱尔“应和论”的影响，他继承了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审美观，同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发展了波德莱尔的“应和论”思想。郑建强的《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一文也从作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哲学根基的“应和论”入手，着重分析了“应和论”的独特性，并通过对“应和论”中的恶中之美、想象力、自然观等美学思想的发掘来剖析其对浪漫主义的继承、延续与革新，文章最后认为波德莱尔试图终止浪漫主义，但其实是在延续浪漫主义。对于波德莱尔“应和论”的研究主要从诗学领域展开相应的理论阐发，但是波德莱尔关于“应和论”的诗学运用不仅仅透显出了诗学建构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即从修辞学的层面凸显价值内涵，更是从“存在论”的角度阐述了此岸与彼岸、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存在论”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不仅是诗学的，更应是哲学的。
（2）有关波德莱尔与现代性关系的研究。
现代性问题，又是波德莱尔诗学与美学思想中的另一个核心命题，对于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波德莱尔所界定的现代性内涵是绕不开的一个有关现代性分析与研究的理论初点，因此，围绕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相关理论节点和思想内蕴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与分析，这些研究与分析主要从波德莱尔现代性意识的来源与形成、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对现代性的开创性意义等方面对波德莱尔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龚觅的《深渊中的救赎——论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波德莱尔》一文通过对波德莱尔作品中审美现代性品质的探讨来阐明他的体验方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文学史中的新因素，认为波德莱尔的作品作为审美现代性早期的重要源头已表现出了一种对传统文化和对社会历史现代性原则双重疏离的精神文化现象；波德莱尔这一现代主义的“源头”也正是首次集中表现了现代人价值危机的图景。殷曼楟的《论现代性的矛盾性——反思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一文则针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本身含有对现代性的抵制的矛盾性问题进行阐释，认为倡导现代性的先驱波德莱尔其实对该问题有更为辩证的见解，即其艺术二重性观点既肯定了偶然、短暂的一面，也承认艺术永恒性的一面，因而“现时的美”并不否定“永恒的美”，相反艺术品的“永恒”恰恰包含在现时的艺术品之中。钟丽茜的《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现代性意义危机”及其救赎方式》一文认为，波德莱尔诗歌中“新奇性”、“瞬间性”的美虽具现代特色，但刻意追求已造成了诗人的精神危机与诗的意义危机，并指出波德莱尔试图以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弥补现代性体验所造成的心理裂痕，以达到诗歌意境的深厚和完满。文章认为波德莱尔在诗歌中纳入古典美的成分的救赎方式有一定作用，但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足以调和现代情势下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对立。
付立峰的《审美现代性之“新奇”观的蜕变——从波德莱尔、阿多诺到罗兰·巴特》一文则研究了波德莱尔之后审美现代性的嬗变，认为波德莱尔首开“新奇”成为审美现代性核心范畴之一的先河，波德莱尔之“新奇”是对物体的瞬间把握并标识着主体的“独创性”，这与阿多诺把艺术对“新奇”之物的渴求规定为艺术对抗物化现实的“动能”和策略以及罗兰·巴特认为“新奇”是指“文”的生产性有所不同，文章试图通过三者对“新奇”的意义之蜕变的考察，透视出审美现代性展开的脉络及其危机。肖伟胜的《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及其开创性意义》一文认为，波德莱尔首次将美学现代性意识定位于由无数个“现在”构成的时点上，这种英雄现时型的现代性一方面想将飞逝的时刻定格或永久化，另一方面又需要借助艺术家创造性的想象来加以表现，从而通过文人、嬉皮士、花花公子等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商品文化的抗拒，初步确立起“艺术自律性”这一现代主义最为基本的原则。文章还认为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艺术和审美观念对中西方传统审美价值及社会世俗观念构成了巨大挑战，从而开创出现代艺术“审丑”的美学潮流，对整个现代主义的生发产生了深远影响。郗戈的《风俗速写、浪荡子和女子时装——从波德莱尔看现代性的时代意识》一文认为，波德莱尔是审美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他从基础性的审美现代经验中提炼出了“现代性”及“现代性的美”的概念，明确表达出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确证了“现代性”之意图。文章指出，波德莱尔的这种意图是无效的，因为现代性的时代意识和自我理解中始终深藏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张宏辉的《波德莱尔“厌倦”的隐秘——论“诗人”与“大众”及“城市”的在体论关系》一文认为，“厌倦”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震荡的精神气质，是19世纪末波德莱尔等人颓废浪荡的“世纪病”的一个根本性方面。文章进一步指出，“厌倦”气质的出现就在于“诗人”与“大众”及“城市”之在体性混溶，以及审美冲动和文化格局双重的“距离销蚀”、审美与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风格化”追求。
周圣国的《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一文对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文章认为波德莱尔不仅认识到短暂、过渡、偶然的现时特点能给人带来最需要的新鲜艺术感受，还通过强调艺术永恒性来抵抗现代化对人的异化和批判资产阶级世界的平庸，通过提倡创新从而让艺术担负起这项伟大的使命。文章还认为波德莱尔在实践上全面践行他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在创作上他呈现现时之美，大胆创新，以丑为美、崇尚新奇，以此产生震惊效果；在批评上他从审美现代性出发，建立了现代批评的党派原则。文章最后认为由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自反性概念，兼之囿于时代的局限，波德莱尔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也是难以避免的。
卫华的《从波希米亚气质看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一文阐释了波德莱尔身上的波希米亚气质对其现代性意识衍生的影响，认为波德莱尔的波希米亚气质有利于他把发端于浪漫主义时期放浪不羁的文人生活现象提炼为一种现代生活的诗学核心原理，即一种非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实践，这是艺术家艺术创作感觉不断增生和涌现的重要源泉，从而为旋涡式的现代生活进驻艺术提供了一个美学平台。刑崇的《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批判精神的形成》一文认为，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对现时的哲学解释，这种哲学解释是通过使现代性突破虚幻的艺术自律空间，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历史社会领域而实现的，并且实现了对体制化的现代主义审美自律的质疑。
（3）有关波德莱尔与他人的比较研究。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波德莱尔与相关诗人的比较研究也得以兴起，根据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来看，这种比较研究主要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个角度展开。将波德莱尔与李金发、鲁迅等人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多。例如，殷峻的《“恶之花”的移植——试论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诗歌题材、情调以及表现手法三个主要角度论述了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并阐述了李金发对以病态事物为美与强调“观念联络的奇特”两种思想的借鉴与创新；向天渊的《论波德莱尔与李金发诗歌中死亡主题的差异性》则注重对波德莱尔与李金发的死亡意象与死亡的文化意义上的比较研究，阐述了波德莱尔的死亡意象的西方宗教意蕴与李金发的死亡意象的历史现实内涵。
同时，波德莱尔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关注点。钱林森的《孤独灵魂的拷问与生存体验的求证——鲁迅与波德莱尔》一文立足象征世界构造的角度，从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揭示出波德莱尔与鲁迅创作手法的相异性，并阐明鲁迅运用的多元象征手法，包括作为象征主义手法的象征与整体象征、写实象征等，而波德莱尔遵循的则是纯粹的象征主义的结构体系。朱宾忠的《貌相类而神不同——比较卞之琳〈古镇的梦〉与波德莱尔的〈盲人〉》是少有的对卞之琳、波德莱尔两人诗作进行个案对比研究的文章。文章揭示出卞之琳虽受波德莱尔的诗学启发而创作《古镇的梦》，但在意象、内容、情调、主旨上都与《盲人》原作大异其趣，从而揭示出现代作家是如何接受外国文学象征派的影响而又超越这种影响来进行文学创作的。近年来也有文章对波德莱尔与中国现当代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如刘源的《陈敬容与波德莱尔诗歌之比较》一文认为，陈敬容虽在都市诗歌题材、诗歌意象、抒情基调、象征主义艺术手法等多方面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如意象上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注重国人的都市感受，也舍弃了波德莱尔对忧郁的无比钟情，只是比较注重从忧郁中发现真与美。
除了将波德莱尔与国内现当代作家、诗人进行比较之外，还有文章将波德莱尔与国外的画家、诗人以及哲学家也进行了相关的比较研究。如刘良吉的《纨绔及其意义——福柯与波德莱尔》一文认为，波德莱尔笔下的纨绔意指风格化、苦行和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主义态度，诗人波德莱尔本人就具有纨绔的生存意识。文章进一步指出，波德莱尔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是病态的，在这个节点上波德莱尔与福柯具有类似性。刘波的《波德莱尔：雨果的模仿者》一文指出，波德莱尔的某些诗篇受到了雨果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融入他自己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之中。文章认为，波德莱尔注重对平凡琐碎事物中诗意品质的提取，尤其对处于社会边缘人群的命运展开了积极思考，由此可以看出雨果对波德莱尔诗歌创作的影响和启发。何木英的《离经叛道 独树一帜——埃德加·爱伦·坡与查尔斯·波德莱尔生活与美学观比较》一文从爱伦·坡和波德莱尔的现实生存经验出发，阐发了两人在对诗歌的定义与功能、美与诗歌的关系以及“应和论”等方面的相同性与差异性。李永毅的《艾略特与波德莱尔》一文指出，波德莱尔在诗学观念、创作思路和伦理宗教思想三方面对艾略特的诗学、诗歌和文化思想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认为从整个欧洲文化的历史框架中来审视艾略特与波德莱尔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代表了在旧文化秩序解体后集体叙事和个性抒情两大传统合流的趋势。
国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除了刊发在期刊上的相关专题文章之外，还有部分研究专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郭宏安所著《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波德莱尔与恶之花》以及《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在《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波德莱尔与恶之花》一书中，作者对波德莱尔及其诗集《恶之花》展开了综合性的研究，从波德莱尔的生平切入到对诗集《恶之花》的具体解读，同时也将波德莱尔在其评论性文章中表述的有关观点在诗集《恶之花》中给予形象化的确证。从总体来说，此书侧重从诗学角度解读《恶之花》文本。《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一书主要介绍了波德莱尔的有关诗学观点以及翻译波德莱尔诗作的感想。此外，国外有关波德莱尔的传记研究也陆续被介绍进国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洛德·皮舒瓦与让·齐格勒著的《波德莱尔传》。该书对波德莱尔的家世渊源给予了翔实而又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并利用丰富的书信资料，对波德莱尔的生平轨迹展开了比较客观的描述，尤其是对波德莱尔创作历程的梳理用功尤勤，这为我们整体把握波德莱尔的人生历程和创作经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贝尔纳—亨利·莱维著的《波德莱尔最后的日子》一书则用富有浓郁情感的笔调描写了处于生命末期的波德莱尔的生存境况，作者运用文学传记的书写手法勾勒出了波德莱尔在生命消散时的生存困顿和精神痛苦。
综观上述波德莱尔及其作品研究情况，从不同角度解读和研究了波德莱尔及其作品，扩大了波德莱尔在我国文学、诗学、美学等领域的影响力与冲击力，并且上述三种类型的研究方式都相对比较深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波德莱尔及其作品。但是这三种类型的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偏颇：第一种类型侧重对波德莱尔诗学理论和美学观念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其作品的传统诗学理论和美学观念的解读，而关于波德莱尔审丑论的研究依然被置于美学的传统框架中，同时对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和思想涉及较少，波德莱尔的诗学、美学与现代性之间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梳理；第二种类型加强了对波德莱尔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这种类型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波德莱尔的相关评论性文章展开的，对波德莱尔的代表诗集《恶之花》的现代性的研究与阐发涉及很少，从总体而言，这种类型的研究方式缺乏相应的融通性，理论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第三种类型注重波德莱尔与他人的比较研究，其中尤其注重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而对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条件和可能性境域关注较少，“熔铸”方法的运用相应阙如。
国外对波德莱尔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历经三个阶段：
（1）整个19世纪现代性问题史发轫期。
这一时期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与波德莱尔同时代的人对其展开的研究和评价上。例如，评论家巴尔贝·多尔维利认为诗集《恶之花》内部隐含着一个秘密结构，阅读的过程中应遵循诗集的内部意象性结构，不然诗的意义无法得到充分透显；雨果对《恶之花》蕴含的“新奇”思想展开了相应的评说；兰波对波德莱尔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诗歌创作上也对波德莱尔的“应和”理论有所继承和发展。
（2）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现代性问题史转折期。
这一时期对波德莱尔的代表性研究如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中对波德莱尔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城市意象进行的解读。他首先分析了波德莱尔笔下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城市巴黎，其中重点关注了“波希米亚人”和“游荡者”所承担的追逐现代性的使命，其次讨论了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即“震惊”、“大众”、“通感”等，最后在波德莱尔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19世纪的都市巴黎的现代性状况。对于本雅明而言，波德莱尔及其诗作是他阐发自己思想的一个出发点，即通过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解读，重点阐发了现代社会生存境域中的震惊经验，正如本雅明自己所说：“大众是一幅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认识了巴黎。”[10]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本雅明通过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洞悉了现代性社会中的碎片、断裂以及感受到了相应的过渡、飞逝和任意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这三者的不连续的体验。在这样一种理论诉求下，波德莱尔笔下的现代化都市巴黎、大众、浪荡子等诗歌形象与意象得到了本雅明的极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本雅明延续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碎片的挖掘和提取。
在这段时期，普鲁斯特也对波德莱尔展开了相关研究，他在《驳圣伯夫》一书中对圣伯夫与波德莱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并对圣伯夫只注重作家的社会生活环境，忽略作家隐秘的内心世界的文学批评方法进行了批评。普鲁斯特在批判圣伯夫的基础上对波德莱尔表示了相应的亲近，通过对圣伯夫与波德莱尔的对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波德莱尔的诗学旨趣与诗学方法。普鲁斯特指出：“波德莱尔是借助语言前所未有的非凡力量（无论如何，比雨果的语言强烈百倍），将情感永恒化，在指明这种感情时又竭尽全力让人感觉不到这种感情，感情与其说是表达出来，不如说是刻画出来。”[11]在这里，普鲁斯特认为波德莱尔把握住了对苦难的真切体验，并对痛苦情感的表现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力度。通过对圣伯夫与波德莱尔的比较研究，普鲁斯特认为，波德莱尔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因为他将诗人内心隐蔽的世界通过诗歌彰显出来，尤其表现在对人生苦难的真切感受的诗意传达上。由此，普鲁斯特对波德莱尔的艺术观和批评观表示出了认同和赞赏。
在《文艺杂谈》一书中，瓦莱里对波德莱尔在诗学领域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随着波德莱尔，法国诗歌终于跨出了国家而在全世界被人阅读；它树立起了自己作为现代诗歌的形象；它被仿效，它滋养了众多的头脑”[12]。瓦莱里尤其从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对世界诗歌的影响诸方面作了详细介绍，认为魏尔伦和兰波在情感与感觉上深深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而马拉美在诗歌的完美和纯粹性方面也受到波德莱尔的巨大影响。
（3）20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性问题史反思期。
萨特的《波德莱尔》一书对波德莱尔的“诗的事实”进行了深刻审察，该书立足于波德莱尔的人生经历，剖析出波德莱尔的本真生存样态。米歇尔·莱里斯在《波德莱尔》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萨特选择了把建立一种自由哲学作为他的活动的可触及目标，对他来说，主要想做的是从人们关于波德莱尔这个人物已知的事情中引申其意义；他对自身做的选择（成为这个而不是那个）——他和任何人一样，在有生之初，也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在他被历史性地界定的‘处境'的大墙下，作出有关自身的选择。”[13]萨特通过波德莱尔的现实经历与相关诗作，挖掘出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内在特性，尤其是其生存的悖论性。在萨特的笔下，隐含在波德莱尔内心的某种存在情绪得到了有力彰显。巴塔耶在《文学与恶》一书中对波德莱尔也有过相应的论述，他指出波德莱尔的诗歌隐含着寻求精神真理，而不是占有精神真理的诗学旨趣。他还进一步认为，波德莱尔诗作的全部意义，不是在他的错误中体现的，而是在历史等待中确定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波德莱尔之诗向历史开放。巴塔耶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是在萨特对波德莱尔的研究基础上展开的，其通过对波德莱尔诗作的认识展开了对诗的思考。
由于波德莱尔首次对“现代性”的内涵给予了明确界定，在现代性理论研究中，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性切入点，诸多现代性理论家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阐发。如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一书中对波德莱尔的“大街上的现代主义”展开了相应分析，并指出了波德莱尔现代性思想中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种图景并存的现象；哈贝马斯在《现代的时间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一书中强调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并指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在时代性和永恒性的交汇点上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斯温伍德在《现代性与文化》一书中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对启蒙现代性的积极反思，以及审美现代性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质疑和反驳；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一文中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将“现代生活”与“现代艺术”结合在一起，并进一步指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不仅仅关涉美学层面，更应该与诗学紧密关联；尧斯在《现代性与文学传统》一文中指出波德莱尔将现代性的美与历史经验重合在一起，并且认为在现代性中改变了的自我意识在其对立面中得到了确认；福柯在《何谓启蒙》一文中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进行了相关解读，并指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自省、反思以及质疑等特性的哲学气质。现代性理论思想家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给予了充分关注，并结合自身对现代性的理解，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进行了不同侧面的研究和阐发。
国外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条路径：其一，在诗学宏观视域下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进行相应的诗学解释和研究；其二，将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置入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境域之中进行考察，研究的重心内容主要表现在对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理论的阐发。对比国内与国外对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研究，从总体而言，国内研究的深度相对挖掘不够，尤其是在诗学领域下的研究还无法整体把握波德莱尔诗作的价值意义，因此对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研究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理论梳理和阐发。
二、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现代性研究的价值
从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研究述评中可以发现，对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
一是侧重对波德莱尔诗作的诗学阐释和研究。这种研究方向注重了诗作的诗学内蕴、诗学方法以及诗学价值意义方面的透显，但是在这样一种诗学视域下，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隐含的对传统诗学的重新评估就很难得到应有的有效分析，由于理论视域的前置性决定了对诗作解读的意向性结构，波德莱尔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对诗学的反向性超越就难以得到诠释和阐发。诚然，波德莱尔诗作属于诗学研究的范畴，但是又不能仅仅用传统诗学理论和观念来套解，因为它对传统诗学存在着深刻的反思和超越。从根本意义上说，波德莱尔的诗作，尤其是代表作《恶之花》，不是确证诗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诗学另一维度的开启，是对诗学与非诗学问题的一种无意识的触摸。因此，在对波德莱尔诗作的诗学解释层面，应该既注重诗作诗学研究的合法性，又关注诗学解释的有效性。具体来说，我们既要在诗学的自主性与自律性方面研究波德莱尔诗作的诗意元素和作诗规律，又要在非诗学的层面进行相关的创新解读。
二是注重对波德莱尔诗作的美学诠释和阐发。这种研究方向运用美学理论和美学方法对波德莱尔诗作展开分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厘定了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审美旨趣和审美意向以及相应的美学观念。但是，在波德莱尔诗作中存在着对传统美学的一种反驳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完全局限于用传统美学知识来解读波德莱尔的诗作，就如同削足适履，波德莱尔诗作中隐含着的多元诗学意味就无法得到整体性把握。诗集《恶之花》中所蕴含的“恶中掘美”的审丑论思想对传统美学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颠覆，丑与美结缘、美与善分离，这也对传统美学原则构成了一种反动，波德莱尔这种审丑论的价值意义在传统美学框架下很难得以挖掘。
三是侧重对波德莱尔评论性文章中蕴含的现代性思想的挖掘。这种研究方向充分揭示出了波德莱尔现代性思想在现代性理论谱系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以及积极影响，但是这种研究聚焦于对波德莱尔评论性文章中有关“现代性”思想的诠释，而对于诗集《恶之花》所蕴含的现代性思想的分析着力不多，而诗集《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现代性观念和思想的形象化的诗意建构，是波德莱尔现代性观念和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彰显。
在诗学、美学以及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下对诗集《恶之花》的现代性展开融通性研究，主要基于《恶之花》的现代性中所蕴含的以下价值意义：
一是诗集《恶之花》的现代性对资本主义合理化进程中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性意义。检阅欧洲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历史事件从本质意义上奠基了这种转型的一种可能性，启蒙运动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社会工具理性实践等方面对中世纪的宗教—形而上学的社会结构进行了颠覆性的反拨，在启蒙思想启示下的宗教合理化与世界祛魅的发展进程推动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演进，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艺术形态等各个领域相较于前现代社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种本质性的变化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而言表现出本质差异性的区别：经济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分衍；政治上的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的出现，民主与进步理念的高扬；文化上的主体性的觉醒，神圣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转变，等等。随着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代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标志性特征。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启蒙精神的高扬与启蒙现代性的膨胀；另一方面是审美现代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应和与反叛这种启蒙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运演。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交织深刻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意识诸多领域，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深度发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本质性关系问题在何种理论下展开相应的梳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自反性确证的进程中，现代性何为？审美现代性如何？这些对现代性的原初性的追寻，在文学、诗学以及美学领域首先触及的就是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
波德莱尔身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汇的历史节点上，对社会的转型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因此他有意识地对19世纪中期现代化都市中的城市生活场景展开诗意的提取，形成“新奇”的诗学形象和意象，并通过诗歌的形式加以形象化呈现。在一定意义上，波德莱尔被喻为现代主义者和现代性都市的诗人，这有其必然性。波德莱尔因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汇点上，见证了传统社会的土崩瓦解，以及如云烟一样骤然消散的社会景象，同时也在现代社会演进中短暂、飞逝、过渡、偶然的社会变迁和生活的非恒定性中感受到了现代生存经验，这种对现代社会的震惊在其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波德莱尔以恶之现象与恶之意象入诗，尤其是其作品《恶之花》，描述的是魔鬼、腐尸、地狱、毒品、吸血鬼、幽灵等主题所构成的昏暗、邪恶、丑陋的世界，这种对恶之现象与恶之意象所构成世界的沉迷与徜徉，是对现代性社会中大众生活的客观描述，尤其是对19世纪巴黎城市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客观反映：新开辟的巴黎大街、新开张的咖啡厅、新装置的街灯、新建造的剧院，以及林荫道上的妓女、蹒跚游走的穷人、酒店里的醉汉、快速奔驰的马车……这一切都是巴黎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社会景观，传统的生活模式、生活景象以及生活体验都已烟消云散。波德莱尔关注恶之现象与恶之意象，以诗的形式呈现资本主义启蒙现代性，深刻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碎片化、短暂性、过渡性等现代性特征。波德莱尔以诗与诗论的形式切入巴黎城市现代化，其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现代性的特征，或者说波德莱尔诗作就是现代性的一种呈现。因此，通过对《恶之花》现代性的研究，一个方面让我们从诗歌中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察到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对《恶之花》现代性的研究是对现代性展开思考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恶之花》现代性研究有相当的价值。
二是诗集《恶之花》现代性研究在“诗”与“思”对话层面展现了对文学、诗学、美学以及现代性的有效思考，这对文学、诗学、美学的学科反思以及现代性理论的诗意化表现都有一定的价值意义。《恶之花》现代性研究既从“诗”的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思考，又从“思”的层面诠释了诗作的现代性意义。从这两个角度展开对《恶之花》现代性的融通性研究，突破了传统文学、诗学与美学的框架束缚，同时也为传统诗学与美学学科反思提供了一种可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恶之花》作为传统文学、诗学和美学的一个“他者”而存在，其促使着学科自反性的思考。具体来说，诗集《恶之花》正因为关注现代生活的碎片以及碎片流逝的短暂性、过渡性，对诗学和艺术的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拓展。恶之现象的描述与恶之意象的构造突破了传统文学、诗学的审美偏执化与贵族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文学、诗学、美学以及艺术的他化现象。国内著名学者栾栋对文学的他化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文学他化，是文学非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是己非己的复杂原因。这样一个命题，说起来简单，但是展开来看，立即会进入悖论推理——文学非文学、文学反文学、文学化文学。这三个悖论中揭示出一串危机重重的话题：文学蘖生、文学蜕变、文学消亡。当然这三个悖论中也包含着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诸如文学潜移、文学辟合、文学默化。”[14]栾栋从文学他化论的角度展开了对文学非文学、文学反文学以及文学化文学的思考，依据这种理论，诗集《恶之花》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文学他化论的某些旨趣，尤其在美与善、美与丑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隐含着他化逆转的诗学转向。波德莱尔以巴黎城市现代化中的生活碎片和恶之现象作为诗作的主题内容，这是对诗学是诗学、文学是文学的“是”层面的自性特征进行的相应反拨，同时也隐含着对诗学非诗学、文学非文学的“非”层面的边界性的开启。依据栾栋的文学他化论思想，波德莱尔诗学还不能说在文学化文学上表现出了有意识的思考，但是在诗学非诗学、文学非文学的层面上则可以说隐含着对诗学与文学的“非”层面的无意识尝试，由此可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所蕴含的理论主旨和思想意蕴对诗学、文学以及美学的学科反思具有积极意义。
[1] ［美］马塞尔·雷蒙著，邓丽丹译：《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 《少年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及关涉波德莱尔的理论评介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吴弱男《近代法比六诗人》（第1卷第9期，诗学研究号，1920年3月15日）；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第1卷第12期，1920年6月15日）；周无《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第2卷第4期，法兰西号，1920年10月15日）；李璜《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第2卷第12期，1921年6月15日）；黄仲苏《一八二〇年以来法国抒情诗之一斑》（第3卷第3期，1921年10月1日）；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第3卷第4、5期，1921年11月1日、12月1日）。
[3] 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少年中国》1921年第3卷第4、5期。
[4] 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晨报副镌》1921年第11期。
[5] 徐志摩：《波特莱的散文诗》，《新月》1929年第10期。
[6] 朱湘著：《中书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191页。
[7] 梁宗岱：《象征主义》，《文学季刊》1933年第2期。
[8] 陈敬容：《波德莱尔与猫》，《上海文汇报·浮世汇》1946年第12期。
[9] 潘道正：《恶之花绽放的理由——试论波德莱尔的审丑思想》，《兰州学刊》2009年第5期。
[10] ［美］理查德·沃林著，吴勇立、张亮译：《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11]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王道乾译：《驳圣伯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2] ［法］瓦莱里著，段映红译：《文艺杂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83页。
[13] ［法］让—保尔·萨特著，施康强译：《波德莱尔》，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4] 栾栋：《文学他化论——关于文学的三悖论考察》，《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