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恶”之花，其状妖冶而又多姿，其色艳丽而又鬼魅，其味芳香而又冷冽……诗集《恶之花》所呈现的诗意世界亦是如此：美丑并举，善恶对话，神人互往……诗人波德莱尔用生命徜徉于“恶”之世界与“丑”之天地，同时也用生命绽放出诗集《恶之花》中的篇篇现代性之诗，走近波德莱尔及其诗集《恶之花》，这是我们思考与探询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可能之途。

本书题为“《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主要致力于在“诗”与“思”两个维度上展开对《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的思考，即从“诗”的层面研究与分析诗集《恶之花》所透显出的现代性观念或理论要素，从“思”的层面阐释与剖析诗集《恶之花》的诗意结构与意绪脉络，以期在“诗”与“思”的融通性境域下思考诗集《恶之花》及其现代性问题。

诗集《恶之花》于现代性社会中择取“恶”与“丑”之形象与意象，用诗意的笔墨渲染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焦虑与悖论。诗人波德莱尔以“向恶而生”的生存意志，将自我放逐于现代性社会的种种病态生活之中，以一种“沉沦”的方式探寻超越现代性社会的救赎之路，而在这条不归之途上，与其说这是诗人热衷于对“恶”与“丑”的诗意创作，毋宁说这是诗人对现代性社会存在样态舍弃自身的积极反思。既孤独又反叛的诗人波德莱尔，在现代性社会中“沉沦”，他否定着自身之“自性”而转向追寻他之“他性”，而这种“他性”正是现代性社会历史阵痛的集中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这一个”承载着现代性焦虑与悖论的运演，对于诗人波德莱尔而言，或许是一种历史性的宿命，抑或是生存的本体论选择。

诗集《恶之花》既用浓郁的笔墨描绘了因科技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极致发展而带来的启蒙现代性的种种面相与景观，又用犀利的词语彰显了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后果的反思与批判。《恶之花》不仅仅展现了现代性社会发展中城市景观的日新月异与万千变化，还深刻地刻画出了现代性社会发展中的种种“恶”与“丑”的畸形裂变现象。在“恶”之生存意识的观照下，波德莱尔“沉沦”于现实之“恶”与现实之“丑”中，通过诗意形象的建构渲染出极度的“恶”与“丑”，以达到“恶中掘美”的诗学旨趣，从而实现对启蒙现代性展开批判的一种“审美救赎”。

纵览诗集《恶之花》的种种思想旨趣与运思聚焦，其中的“审丑”论与“应和”论为其诗学思想之大端。前者对美学学科的反思提供了一种“他者”的审视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审美贵族化的发展趋向；后者则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神的存在关系作了积极探索，这在一定意义上破除了狭隘的“人化”与“物化”理论的僵化与盲点，从多维角度阐释出人与自然、世界以及神之间可能存在的化感通变与和合共生之关系。

诗人波德莱尔早已逝去，然而诗集《恶之花》依然在世界中“存在”着，并且还在透显出它存在着的各种“消息”。面对依然存在着的诗集《恶之花》，掩卷深思，其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启示是多样的，价值意义也是多元的，以下六个维度的启示就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分析与研究：①在意识上，《恶之花》是审丑文艺的生发和扬厉；②在创作上，《恶之花》是象征方法的凝练和凸显；③在思想上，《恶之花》是现代主义的溃疡和痼疾；④在文化上，《恶之花》是自由情感的红杏出墙；⑤在心理上，《恶之花》是欲念根底的沉渣泛起；⑥在人性上，《恶之花》是精神提升的反面推力。

诗集《恶之花》中的具体诗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被翻译介绍进我国，对我国的诗学界与文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延续至今，对诗集《恶之花》的翻译也出现了多种汉译本，其中主要以钱春绮的《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郭宏安的《恶之花》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为主要代表，其影响也相对较大。钱春绮的《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译本中包含了《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两个部分，但在《恶之花》部分增加了“增补诗”25首；郭宏安的《恶之花》译本主要包括了《恶之花》、《恶之花》（1868年第三版增补）、《残诗集》、《风流集》、《题词集》以及《诙谐集》等部分内容。本书题为“《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在“诗”与“思”的融通视域下展开对《恶之花》思想文化的考察，基于研究的主题内涵以及运思的脉络与结构等因素考虑，本书主要选用郭宏安的《恶之花》汉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作为研究与分析的主要参考版本。

总体来说，本书在对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期在“诗”与“思”的融通视域下对诗集《恶之花》及其现代性展开诗意阐发与哲思提炼，但这种分析与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尝试性的，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有待日后加以订正完善。

袁兆文

2014年4月23日

于广州天河泽晖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