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叶派与萨法维革命（1501—1588）
16世纪初，来自伊朗阿塞拜疆的15岁少年——萨法维家族的后裔伊斯玛仪宣称自己是“众王之王”，建立了新的什叶派政权，后世称之为萨法维王朝。在大不里士（Tabriz，伊朗西北部重要城市）登基后不久，这位伊朗新沙赫便开始宣扬其狂热的救世主思想，他下令萨法维统治疆域内所有的清真寺都要吟诵什叶派的唤礼词（图1.1）。这版祷文加入了“我见证‘阿里是安拉之友（wali-Allah）’”这句话，此举是为了证明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及其后代是合法的宗教权威（wilayat）。这是自11世纪以来，第一次从伊斯兰国家的宣礼塔中听到什叶派的唤礼词。伊斯玛仪颁布的王室法令还要求他的臣民公开诅咒早期伊斯兰时代的三位正统哈里发[1]：“谁敢不服从，就将被斩首。”[1]
图1.1 1501年，伊斯玛仪一世在大不里士星期五清真寺宣布什叶派为国教
书中这样描述：“国王亲自走到讲坛前，拔出了象征着‘时代之主’马赫迪的宝剑，祈祷和平降临在他身上，并能如灿烂的太阳一般矗立于世间。”
佚名，《伊斯玛仪·沙赫史》（History of Shah Isma‘il）。‘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OR3248, f.74.
伊斯玛仪反逊尼派的大胆举动，不仅得到了为其效忠的土库曼部落将士们的支持，也得到了阿拉伯什叶派教法学家们的支持。伊斯玛仪先后从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南部和阿拉伯半岛邀请教法学家前来自己的王国。历史学家哈桑·鲁姆鲁（Hasan Rumlu）是伊斯玛仪同时代的人，他指出，一开始“人们甚至不知道什叶派教法的基本内容，更不用说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正宗的教规和仪式”。在那之前，除了呼罗珊、吉兰（Gilan）和伊朗中部的一些小地方，对于大多数伊朗人来说，什叶派教义往往意味着对先知后裔的敬畏，而非由什叶派教法学家所建构出来的宗教信仰体系。
新轴心时代
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的崛起与什叶派的正统化（相当于伊斯兰历第10个世纪之交），无论是对伊朗还是周边的逊尼派国家而言，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创立以来，什叶派就崇尚受难和殉道，曾促成了多次末日救世运动，并对伊斯兰历史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萨法维王朝及其推动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正统化，正是救世主运动的最终结果。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坚持认为，来自阿里家族的12位伊玛目直系继承人是伊斯兰教合法权威的唯一来源。根据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记载，最后一位伊玛目是“时代之主”马赫迪。他目前处于“隐遁”状态，在末日降临之时，他将重返人间。因此，萨法维帝国渐渐成为从印度次大陆一角到地中海东岸的什叶派辽阔地域范围内的核心地带（地图1.1）。
地图1.1 13—17世纪，伊朗及其周边的什叶派教区和救世运动
自14世纪中叶以来，面临着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上的诸多挑战，萨法维运动的势力范围还局限在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东部间的一块飞地上。但当萨法维王朝开始执掌权柄，这场运动便将伊朗臣民强行冠上了新的什叶派身份，并孕育出了一个辽阔的帝国。在萨法维帝国的基础上，伊朗作为现代主权国家诞生了。虽然伊斯玛仪和他的继任者冷酷无情，但是萨法维君主（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终结了自帖木儿时期以来伊朗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融合并统一了地方政权、族群及其文化。萨法维君主得以重振了“伊朗的戍卫领地”。他们保留了波斯物质文化的精华，并支持对伊斯兰哲学、神学传统的研究与阐释；与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和商业联系，促成了伊朗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最早接触。
萨法维时期的伊朗并没有在地理上或政治上闭关锁国，而是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改变着当时的世界。在近现代早期，宗教冲突频发，地理视野不断拓宽，财富的累积方式发生了转变，技术壁垒频频被突破，对人性的思考也有所改变。15世纪后半叶，尼罗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之间的伊斯兰世界诞生了一个新的政治-宗教体系，这一体系由四个王朝所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后来又扩展到东地中海和北非地区；萨法维帝国，统治着从阿塞拜疆、高加索到波斯湾和呼罗珊的广大地区；莫卧儿帝国，统治着印度次大陆西部的信德和旁遮普、北部的克什米尔、东部的孟加拉和南部的德干；中亚乌兹别克联盟统治着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布哈拉（Bukhara）等伊斯兰文明的古老中心。
由于在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火器，这些争斗不断的王朝被称为“火药帝国”。它们也是名副其实的泛波斯文化圈内的帝国，其政权组织依然沿袭着古老的波斯-伊斯兰政治模式，在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语和莫卧儿帝国的乌尔都语、印地语出现之前，这些帝国依然保留着波斯语和波斯文化范式。
这些同在一个体系的帝国与同时期的欧洲共享着现代性的萌芽。在地域上，它们由相对明确的边界连接在一起；在宗教上，它们支持并长期奉行同一个宗教信条；在军事上，其军队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在经济上，这些帝国的农业经济开始受到新的世界体系——长途贸易、海外和跨洋交流以及货币发展趋势——的影响。这些帝国内部的变化无疑是顺应了整个世界的革命性变化。1453年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和1526年莫卧儿征服印度北部相隔了70年，这一时期至少见证了四个主要全球化进程：地理大发现、东西半球海上商业帝国的扩张与美洲的殖民化；具有扩张野心的欧洲帝国和民族国家的成形；中欧和南欧的文艺复兴高潮；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
这一时期的穆斯林帝国，与东方的中国、马来西亚以及日本社会相似，都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旧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古老的文化价值与新的法理模式、新的技术手段相结合。在一定的历史维度下，什叶派由萨法维王朝的崛起而被定为国教，可以与欧洲北部和中部的宗教改革运动相比；相应地，逊尼派反对什叶派，可以看作是一场反改革运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裂，令人不禁联想到加速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新教与天主教间的“大分裂”。
艺术和文学首先在赫拉特（Herat，今阿富汗西北部历史名城）繁荣起来，后来遍及撒马尔罕和大不里士，这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意义重大，如同意大利和德国的文艺复兴对欧洲文化的重要意义。军事技术渐渐改变了从波斯尼亚到孟加拉的穆斯林诸国，其影响之大不亚于同一技术对欧洲或日本的影响。然而，尽管有这样的相似之处，但穆斯林社会的变迁并不符合欧洲模式，因此不能照搬欧洲模式的研究。尽管处于平行的时空，且同样处于变革的时代，穆斯林社会与欧洲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毋庸置疑，但这些社会的变革潜力带来了迥异的结果。萨法维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之间的敌对，使得伊朗进入地中海地区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萨法维和奥斯曼两个帝国基本上都维持着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没能赶上欧洲17、18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发展。
从苏菲教团到救世起义
对伊朗而言，萨法维王朝的崛起是自13世纪初蒙古入侵以来近三个世纪动乱的结果。更具体来说，是广袤的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的灭亡导致的。尽管历经了短暂的恢复和文化的繁荣，15世纪的波斯世界仍遭到了削弱，在某个时期甚至经历着毁灭性破坏，如种族清洗和隔离。在政治上，伊朗几乎完全分裂成了诸个公国与城邦构成的混合体，彼此争吵不断。
伊斯玛仪的崛起是两个多世纪萨法维家族内部斗争的高潮，这场内斗最初是为了争夺宗教权威，后来演变为对阿塞拜疆及其邻近地区统治权的争夺。萨法维家族的命运起初相当悲惨，伊斯玛仪的祖父、父亲和哥哥都战死于高加索地区，在这里，他们与“异教”的基督徒爆发了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而战争可以让他们获得奴隶和领土。他们的敌人把这些萨法维苏菲派的宗教领袖看作是一些怀有危险政治野心的狂热分子，但是对于从附近地区聚集而来的半游牧的土库曼信徒来说，这些“阿尔达比勒的领主”（Lords of Ardabil）是为了神圣事业而殉难的圣人。
萨法维家族最初是库尔德裔的地主贵族之一，与库尔德斯坦的阿里哈克教关系密切（表1）。12世纪，萨法维家族定居在阿塞拜疆东北部，萨法维家族的族长、伊斯玛仪的六世先祖谢赫·萨菲·丁·阿尔达比利（Shaykh Safi alDin Ardabili）是当地一位受人尊敬的苏菲派领导人。他创立了萨法维教团，但仍属逊尼派；他用古老的阿塞拜疆方言谱写了神秘主义诗歌，累积了巨额财富，并赢得了他所处时代的统治者和大臣们的尊敬。在那个时代，苏菲派很受欢迎，因为与教法学家、教义学家提倡的教法导向的伊斯兰教相比，苏菲派主张的宗教形式更私人化，也更为亲密。萨法维教团的兴旺不仅是因为它吸引了阿尔达比勒和里海西部的农民及城市居民，也因为在谢赫·萨菲的继任者的领导下，邻近的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萨法维传教士已经使许多土库曼游牧民皈依了萨法维教团。早在14世纪中叶，萨菲·阿尔达比利的陵墓就成了苏菲派礼拜的重要场所。
到15世纪，此前为温和逊尼派的萨法维苏菲教团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萨法维教团接受了一种具有救世倾向的什叶派思想，并日益成为一支具有明显政治野心的颠覆势力。这种转变无疑受到了当地各种异端的影响，但这一转变也意在填补伊朗西部不断蔓延的政治真空。从经济角度而言，萨法维控制下的阿塞拜疆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因为此地连接着从里海到大不里士的贸易路线，再往西北，可以通向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中心。对该地的政治霸主来说，商队的定期贸易往来意味着财富与权力。
萨法维王朝崛起于伊朗的西北部，最初只占据着一小块苏菲派的飞地，而其他强大的势力则控制着周围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以不亚于萨法维教徒的狂热向东西两边扩张。他们的扩张不仅仅局限于巴尔干的基督教地盘，还染指了日益衰落的安纳托利亚诸公国。再向东，迅速衰落的帖木儿帝国（以大不里士为其西部首都）已经落入了土库曼人所建立的王朝之手——先是什叶派建立的黑羊王朝（Qara Qoyonlu， 1380—1468），其后是逊尼派建立的强大的白羊王朝（Aq Qoyonlu， 1478—1501）。虽然起源于游牧民族，但土库曼王朝保持着强大的波斯王权统治和宫廷文化传统，就如同15世纪奥斯曼帝国吞噬的大多数安纳托利亚公国一样。
表1 萨法维家族世系表
特别是白羊王朝，它保留的许多波斯行政制度和宫廷传统在不断崛起的萨法维王朝得以延续。白羊王朝的西南部紧临着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布尔吉·马穆鲁克王朝（Burji Mamluks， 1382—1517）。作为正统逊尼派的堡垒，马穆鲁克王朝控制着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但他们不愿深入叙利亚内部或更远的北部地区，以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正面交锋。持续半个多世纪短暂的政治真空，对伊朗西部的新帝国缔造者而言，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萨法维有力的竞争者是白羊王朝的创始人哈桑·贝格（Hasan Beg），他更广人知的称谓是乌赞·哈桑（Uzun Hasan）（人称“高哈桑”，可能是因为他高大的体格而得名，1453—1478年在位）。哈桑征服了帖木儿帝国西部的大部分领土，并且在短期内恢复了这片土地的宁静。无论是军事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他都是萨法维王朝所效法的原型。
日益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并不是乌赞·哈桑的唯一顾虑。早在1457年，考虑到萨法维教团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他曾将萨法维教团领袖驱逐出了阿尔达比勒，并试图通过高压手段和联姻来控制萨法维教团的发展。然而，伊斯玛仪的血统却说明这种联姻已经超出了乌赞·哈桑的意料。伊斯玛仪的祖父谢赫·乔奈德（Shaykh Jonayd）曾作为人质，长年居住在大不里士的白羊王朝宫廷。后来，他娶了乌赞·哈桑的妹妹为妻（表1）。此后，谢赫·乔奈德之子谢赫·海达尔（Shaykh Haydar），也就是伊斯玛仪的父亲，于1472年与乌赞·哈桑的女儿哈里玛（Halima）结婚，哈里玛因她的基督教名字“玛莎”（Martha）而为世人所知。玛莎的母亲，也就是乌赞·哈桑的妻子，是一位信仰希腊东正教的公主，名叫西奥多拉·狄斯皮娜·哈敦（Theodora Despina Khatun）。她出身于希腊的美加斯·康尼诺斯家族，是特拉布宗（Trebizond）王国统治者约翰四世之女（表1）。康尼诺斯一脉是拜占庭帝国继承者中的最后一支（其历史可追溯到1204年。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他们逃到了黑海港口特拉布宗）。然而，与乌赞·哈桑和一些穆斯林王朝的联姻并没有使特拉布宗王国免遭奥斯曼帝国的侵略。146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被称为“征服者穆罕默德”）征服了特拉布宗王国，其末代统治者和他的王室成员——伊斯玛仪的亲属们——被俘虏并送往君士坦丁堡。两年后，由于被控曾与乌赞·哈桑暗中勾结，末代王室的家庭成员被奥斯曼苏丹下令斩首示众。
乌赞·哈桑的继承者很快意识到，萨法维教团之所以这么强大，是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土库曼战士有着一种结合了神秘主义和军事力量的号召力，一旦奥斯曼扩张的步伐到了侵门踏户的程度，他们就会聚集在阿尔达比勒的萨法维领主麾下。大约在14世纪80年代，土库曼人组成了联盟，土耳其人称之为“齐兹尔巴什”（Qezilbash，土耳其语，意为“红头”），并成为萨法维教团的主要战斗力量。他们是以部落的形式被组织起来的，主要任务是在高加索地区发起突袭，以掠夺和俘虏基督徒奴隶，格鲁吉亚是突袭的重点地区（地图1.2）。由红色织物制成的十二折盖帽是齐兹尔巴什最明显的标志，它是由伊斯玛仪的父亲设计并采用的，可能是象征着对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虔诚信仰。实际上，这个头饰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象征对萨法维教团领袖的忠诚。15世纪中叶，萨法维领导人开始用国王的头衔“沙赫”来称呼自己。
齐兹尔巴什的信仰及行为与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主流相差甚远，而更接近伊朗西北部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非正统信仰。对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的崇敬，是阿赫勒哈克教的核心教义，该教通常被认为是宗教极端主张者，在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亚兹迪人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居民中广为流行。齐兹尔巴什流传于世的信条包含了许多非伊斯兰的民间传说，涉及从琐罗亚斯德教神秘主义信仰到萨满教仪式在内的一系列内容，后者是由异教的土库曼人从中亚母国带过来的。在边缘地区的这些非正统潮流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蛰伏许久的救世思想的萌发，在当时，这一思想正处于隐匿状态，因此并未受到城市内的伊斯兰正统思想的束缚。神的启示与再生的观念并不罕见。被齐兹尔巴什称为“完美的向导”（Morshed-e Kamel）的萨法维领主，不仅被认为是阿里的再生，而且也被当成是具有人形的真神，这种竭忠尽诚的精神所蕴藏的潜力是无穷的。事实也证明了，正如其对手所看到的那样，萨法维教团用异端的“极端”教义，成功地将一盘散沙的游牧部落民捻成了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
地图1.2 伊斯玛仪一世时期萨法维王朝的早期扩张（1499—1524）
伊斯玛仪的齐兹尔巴什追随者是一群以游牧为生的难民，他们的起源十分复杂，奥斯曼军队的大举入侵让他们失去了牧场，而牧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齐兹尔巴什联盟内的部落名称，实际来源于他们自认为是家园的地区。鲁姆鲁（Rumlu）可能源于鲁姆（Rum）（或为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是穆斯林对此前拜占庭辖下行省的称谓）；沙姆鲁（Shamlu）源于沙姆（Sham）或叙利亚（Syria）；塔克鲁（Takkelu）源于地中海东北角的塔克（Takkeh）；奥斯塔鲁（Ostajlu）源于高加索南部的奥斯塔（Ostaj）。其他的，如恺加（Qajar）和阿夫沙尔（Afshar），则是依据阿塞拜疆地区的地名或部族先祖姓氏来命名的。16世纪初，齐兹尔巴什主要有七大部落，他们都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讲突厥语，具有“救世”信仰，与奥斯曼人有着血海深仇。每个部落都由众多的部族和宗族组成，直观地反映了齐兹尔巴什复杂的种族构成。
作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且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伊斯玛仪的成长是大变革时代的一个缩影，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让他一举当上了波斯沙赫，并成为苏菲派领袖（彩图1.1）。1498年，当他从避难时躲藏的里海沿岸小镇拉希詹（Lahijan）开启他期待已久的事业时，胜算似乎并不比他命丧沙场的先辈多。然而，他夺取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埃尔津詹（Erzenjan， 1473年，他的外祖父乌赞·哈桑在此地被奥斯曼帝国击败），并攻入了阿塞拜疆和高加索地区，与当地的诸多对手殊死搏斗，诸如此类的行动都昭示着他与先辈的不同之处。伊斯玛仪在拉希詹避难时，一些年长的追随者曾照顾过他，虽然那时他才十几岁，但对那些追随者而言，伊斯玛仪就像一位神圣的领袖，他为祖先的殉难而复仇，将尘世的祝福——土地、羊群和奴隶带给了齐兹尔巴什。
伊斯玛仪对权力的渴求远大于他杰出的苏菲派先祖们。作为乌赞·哈桑的外孙，他认为自己是外祖父王权的合法继承人，并计划收复乌赞·哈桑继承者们所失去的东西。因为母亲玛莎的特殊身份，想必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拥有希腊皇家的血统。他对奥斯曼帝国的仇恨不仅是因为乌赞·哈桑曾被“征服者穆罕默德”击败，还因他舅舅及其他亲戚的悲惨命运而加深。
在土库曼救世主义和其祖先理念的基础之上，伊斯玛仪增添了第三种元素——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当他还在吉兰省什叶派据点拉希詹避难时，一些当地显要就曾指引他初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信条。事实证明，伊斯玛仪本人并不是特别热衷于践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或贾法里学派[2]）的教法，但在他统治时期，十二伊玛目派教义的确被广为宣扬。可以说，他所代表的神圣王权，实际是波斯王权与宣扬救世主义的什叶派之间的结合，并且只有通过推动什叶派伊斯兰教法才能实现。尽管萨法维统治初期杂乱无章，但伊斯玛仪信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教派，并以劝学和武力为手段，将其作为国教大力推行到全国，为什叶派正统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初看起来，15岁的伊斯玛仪似乎只是齐兹尔巴什精英们（毫无疑问，他们确实对伊斯玛仪影响甚大）的傀儡，但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他不顾齐兹尔巴什首领的建议，坚持确立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正是这一国策，使帝国辖下为数众多的逊尼派穆斯林皈依了什叶派。
缔造什叶派帝国
在伊斯玛仪掌权的第一个十年间，他几乎征服了昔日乌赞·哈桑治下的所有公国，甚至更多。这一系列战役展现出了伊斯玛仪非凡的勇气，在齐兹尔巴什非正规军的奋力拼杀下，伊斯玛仪一举吞并了近17个自治和半自治的公国、城邦和地方王朝（地图1.2）。被征服的领土西至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这里是“红头军”的据点之一，北至南高加索的希尔凡王国（Sharvanshah kingdom）。至此，萨法维疆域从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延伸至伊朗西部各省。不久，伊朗中部和南部的伊斯法罕、设拉子、亚兹德、克尔曼和胡齐斯坦，甚至向南远至波斯湾都被并入新帝国的版图之内。
在统治初期，伊斯玛仪采取不同于以往的策略来巩固政权，并使教众皈依。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缔造一个什叶派政权，而是要建立一个什叶派社会。在向东西方的诸多对手挑起战事时，他总是高压与胁迫并进，与其说采用这种手段是出于信仰，不如说是一种权宜之计。为了推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发展，伊斯玛仪向新征服的领土派遣乌莱玛代表，以宣扬什叶派教法。萨法维王朝巡回传道的宣教者们会在清真寺讲经台和街头歌颂第一任伊玛目阿里及他的家族，并诅咒早期伊斯兰教的前三任哈里发——人们称之为“谴责者”，同时要求震惊的听众对反逊尼派的诅咒做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回应。这种用谴责前三任哈里发来表示自己效忠阿里及其家族的做法屡见不鲜。对阿里及其家族的效忠也包括攻讦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些弟子，甚至他最爱的妻子阿伊莎（Ayisha），因为阿伊莎反对阿里。
任何公开的抵制行为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在大不里士，当人们第一次抵抗萨法维王朝强制性的宗教政策时，就有数以千计（可能多达2万）的逊尼派人士被屠杀。如果这是出于震慑其他逊尼派的目的，那么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那些曾经归属于逊尼派沙斐仪教法学派的公众完完全全被吓倒了，或者说是被消灭了。1503年，萨法维王朝占领了伊斯法罕和设拉子，伊斯玛仪在当地处死了一些抵抗的逊尼派显贵、法官和宣教者。1508年，伊斯玛仪征服了巴格达，当地王室成员及支持他们的逊尼派精英们被处决，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是公元8世纪的逊尼派教法学家，哈乃斐学派的创始人）陵墓也被摧毁。在返程中，伊斯玛仪经过阿拉伯河岸的胡维扎（Huwiza），击败了当地一个同样有着救世观念的穆沙沙（Musha’sha’）家族，并杀光了这一地方王朝所有的统治精英。
1504年，马赞德兰省（Mazandaran）有至少两座山城要塞落入了齐兹尔巴什军队手中。据传闻，伊斯玛仪下令“红头军”屠城，可能是为了报复当地强烈的反抗。当时，白羊王朝最后一位王子，同时也是伊斯玛仪的直系血亲——莫拉德·贝格·巴亚多里（Morad Beg Bayandori）正在厄尔布尔士山脉中部的乌斯塔要塞中避难。在夺取该要塞后，萨法维征服者下令麾下狂热的齐兹尔巴什信徒将莫拉德·贝格·巴亚多里烧死，并分食了他的血肉。伊斯玛仪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在与高加索南部的波斯地方政权——希尔凡王朝的战斗中身亡的。因此，伊斯玛仪在击败该王朝后，便立即屠杀了整个王室家族，挖掘并烧毁了他们祖先的尸体，伊斯玛仪认为这样会让他们万劫不复。希尔凡王朝是一个由波斯人建立的地方王朝，其统治时期可追溯到公元9世纪中叶，王朝控制着高加索东南部的战略要地，并从该地区繁荣的丝绸贸易中获利甚丰（地图1.2）。
伊斯玛仪行事果敢凶残，他的齐兹尔巴什信众们做事更是无法无天，犯下了累累暴行。此后，伊斯玛仪开启了一系列长期且持久的什叶派教化工程。为此，伊斯玛仪和他的顾问们在黎巴嫩南部埃米尔山区（Jabal Amil）的众多什叶派教法学家中，找到了合作盟友和宗教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什叶派学者曾在他们家乡先后遭到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迫害，此时，这些学者发现，伊斯玛仪是一个理想的庇护者，萨法维伊朗也是一个既能保障他们的体面生活，又可以使他们享有特权的好去处。于是，数十位阿拉伯教法学家来到了伊斯玛仪及其继承者所居住的王宫，达成了一种持久的互利共生关系。不同于伊朗本土的什叶派乌莱玛，也不同于那些逊尼派的教法学家和显贵，这些阿拉伯教法学家皈依什叶派，或是出于胁迫，或是为了享有特权。他们是伊朗的新面孔，既不会讲波斯语，东道国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传统对他们而言也都是陌生的。因此，他们无法轻易建立一个独立于萨法维国家的地方信仰体系。
从埃米尔山区来的乌莱玛不仅要对萨法维朝廷效忠，还要服务齐兹尔巴什的部落首领们。比起阿拉伯教法学家，这些首领显然更不适应伊朗的新环境。他们基本不会用波斯语交谈，也几乎无法信任，甚至拒不接受萨法维宫廷和政府中日益凸显的伊朗政治文化元素，很难指望他们能作为军事总督前往偏远省份，统御形形色色的伊朗民众。塔吉克人（来自波斯语“Tazi”，意为“异族”）是入侵的齐兹尔巴什给当地土著波斯人所起的称谓，塔吉克人的存在对于土库曼以及阿拉伯文化元素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场文化之争持续了至少一个世纪，政府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
尽管如此，伊斯玛仪的征服方略却使得“红头军”在新生的萨法维政权中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按照土库曼部落的风俗，许多部落民众以军事储备力量的身份在新征服的领土上定居，成了新兴的地主阶层。然而，即便是在伊斯玛仪统治的初期，这位年轻的伊朗沙赫也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不仅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而且还要在为他效忠的三大民族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他倚重被称为拉希詹苏菲派的“红头军”小集团，让他们来担任政府部门的众多要职。他任命了一名成员担任摄政一职，即瓦基尔[3]（Vakil，原意为管理人），负责统辖国家大政。原因在于，伊斯玛仪虽然对政治拥有与生俱来的洞察力，但他本人却对行政事务相当厌恶。瓦基尔还兼任了萨法维军队总司令这一军事要职，这一职位最先给予了伊斯玛仪幼年时的老师，他是拉希詹苏菲派“红头军”小集团中的一员，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另一位齐兹尔巴什同样担任要职，他被任命为代理人之首（Khalifat Al-Khulafa），负责通过各个“红头军”分支的特务网络，监察人们在精神思想上是否与“完美向导”——伊朗沙赫一致。这个职位不仅负责监督伊朗国内的意识形态，在国外，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也扮演着间谍的角色。
然而，“红头军”对国家行政管理根本不熟悉，伊斯玛仪意识到了权力分工的重要性。他任命自己的波斯语老师——来自拉希詹的沙姆斯·丁（Shams al-Din）为萨德尔（Sadr，原意为“心脏”），与瓦基尔地位相同，全权负责国家的宗教事务。萨德尔负责任命所有教士和法官，管理慈善捐赠，最重要的是，他还负责让公众皈依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与此同时，伊斯玛仪又任命了一名曾经的波斯卫队成员为维齐尔（Vizier），负责除了以上事务外的国家财政和税收事务。
渐渐地，齐兹尔巴什的权力被进一步扼制，最终被架空，因为伊朗沙赫越来越倾向于重用波斯官员。1508年，伊斯玛仪任命了来自拉什特的金匠纳吉姆·丁·拉什提（Najm al-Din Rashti）为瓦基尔，他与伊斯玛仪是故交，可能是在伊斯玛仪掌权过程中提供了经济支持。纳吉姆的得势赋予了瓦基尔一种在波斯政治模式下类似于首相的权力，而宗教事务则仍由萨德尔负责。纳吉姆的继任者是一位来自伊斯法罕的精明的波斯商人，名叫纳吉姆二世（Najm Ⅱ），在他任职期间，瓦基尔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让“红头军”部落首领们深感不满的是，纳吉姆二世竟然率领萨法维部队参与军事行动。
在伊斯玛仪统治期间及其之后，土库曼与塔吉克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常常会周期性加剧，而埃米尔山区的教法学家也牵涉其中。但是，无论齐兹尔巴什首领和阿拉伯乌莱玛是多么迫切地想要压制波斯本土文化的崛起，他们都无法扭转这个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的走向。从救世主式的宗教化部落军队向官僚体系完备的国家政权范式的转化，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虽然这一转变并没有一下子完成，但伊斯玛仪设法在倔强的“红头军”与他们的波斯政敌之间实现脆弱的权力平衡。可以肯定的是，伊斯玛仪在内心深处仍然感激“红头军”的汗马功劳，给予了他们丰厚的战利品和辽阔的牧场。伊斯玛仪不得不任命他们为地方行政机构大员，并给予他们终身封地（Soyurghal）。在这些封地上，以帐篷为居的土库曼将士四处游荡，打扰了原本定居的城市及农村居民。然而，萨法维早期征服领土和皈依什叶派的运动也催生了重建波斯帝国的宏伟愿景，即使实现这一愿景希望渺茫，萨法维统治者也要为之奋斗。
与逊尼派为敌
在萨法维王朝建立的第一个十年中，伊斯玛仪的新生政权与白羊王朝的统治如出一辙。然而，他一统波斯的帝国愿景却可以同一个世纪前帖木儿征服世界的野心相比。最初，伊斯玛仪对是否出兵赫拉特显得犹豫不决，但到了1510年，新的因素促使他发动了在东部的战争。苏丹侯赛因·巴尔哈拉（Sultan Hosain Bayqara， 1470—1506年在位）是一位著名的波斯艺术文化支持者，在他统治的30多年间，赫拉特一直是个与世无争的文雅之地。然而在他去世后，该地区就遭到了来自极北之地的游牧民族的入侵。1500年，昔班尼汗（Shayban Khan）率领了一支庞大的乌兹别克部落军队占领了东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昔班尼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也是乌兹别克半游牧王国（Uzbek seminomadic kingdom）的建立者。这支军队大肆蹂躏，对呼罗珊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波及了南至梅尔夫（Merv，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马什哈德（Mashhad，今位于伊朗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乌兹别克人的到来，是突厥-蒙古人对中亚内陆的最新一波入侵，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昔班尼汗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合法继承人，并最终于1507年收复了失地赫拉特，终结了帖木儿王国的统治。
伊斯玛仪决意对昔班尼汗发动战争，其中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乌兹别克人夺取了马什哈德城，洗劫了什叶派第八任伊玛目陵墓的财物，并宣布萨法维统治者是危险的异教徒，这些都是促使伊斯玛仪发动战争的重要原因。1510年，当他在梅尔夫开始发动与昔班尼汗的战争时，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就已经注定要势同水火了。无论是因为战斗开始前诱敌深入的计谋，还是两军对垒时乌兹别克军队的不敌，乌兹别克人在此战中被一举击溃，昔班尼汗本人也在战场上被踩踏而死（地图1.2）。战胜乌兹别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伊斯玛仪对梅尔夫和赫拉特的占领奠定了萨法维伊朗在东部的版图，虽然此后乌兹别克人曾数次犯边，但在19世纪中期之前，这两个城市所奠定的东部边界并未被改变。夺取赫拉特之后，伊斯玛仪对征服撒马尔罕以及更远地区却并不热衷，这也导致了后续的军事行动均无果而终。与长期是逊尼派据点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形成鲜明对比，赫拉特已完全融入了萨法维王朝的统治，部分原因是赫拉特在早期就具有什叶苏菲派倾向，并且作为帝国的东部首都，赫拉特对萨法维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伊斯玛仪用其典型的残忍手段来庆祝胜利。他把昔班尼汗的头骨制成了镶金的酒杯，并用它来饮酒。昔班尼汗被肢解的右臂则被送往喀布尔（Kabul，今阿富汗首都），赠予了未来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扎希尔·丁·巴布尔（Zahir al-Din Babur）王子，当时他控制着喀布尔周边地区。此举旨在提示这里是萨法维的势力范围。这位看清局势的帖木儿王子经过慎重思考，决定暂时与萨法维合作，抵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乌兹别克。扎希尔甚至还伪装成伊斯玛仪的什叶派信徒，后来，他南下前往局势较为平静的印度斯坦北部。昔班尼汗的头皮也经过填塞，被送往奥斯曼帝国，赠予了苏丹巴耶济德二世（Sultan Bayazid Ⅱ， 1481—1512年在位）。这一残忍行为，虽然不完全违背当时的道德规范，却在奥斯曼帝国首都激起了众怒，加深了逊尼派心中萨法维人是凶残异教徒的印象。昔班尼汗尸体的其余部分被“红头军”分而食之，以此证明他们对“完美向导”伊斯玛仪的忠心。
在齐兹尔巴什的控制下，赫拉特、梅尔夫和巴尔赫（Balkh）的逊尼派达官显贵们的结局十分悲惨，因为“红头军”在屠杀手无寸铁者或强迫他们皈依什叶派时没有丝毫手软。塔吉克（Tajik）官员也同样没有得到丝毫怜悯。1513年，伊斯玛仪的首相纳吉姆二世在击破卡尔希（Qarshi，通往布哈拉的要塞）后，下令将此处夷为平地。据记载，他还下令屠杀了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逊尼派民众，甚至他们的家畜。纳吉姆二世把这种残忍的行径视作快意的报复，因为在几个世纪前，蒙古和帖木儿侵略者曾先后在他的家乡伊斯法罕进行过大屠杀。
伊斯玛仪战胜乌兹别克人并巩固东部边境的消息，使得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和统治埃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坐立不安。萨法维王朝的崛起，已经让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成为流动人口的聚焦点，这个地区也是三个大国的必争之地。取得胜利的阿尔达比勒先知后来成为该地区众多什叶派阿拉维派（Alawite）教徒的崇敬对象。在萨法维宣教者的鼓舞下，远在奥斯曼帝国科尼亚（Konya，今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土库曼人被动员了起来，并在塔克鲁部落的沙赫-库里·巴巴（Shah-Qoli Baba）领导下掀起了一场狂热的救世运动。为了复制伊斯玛仪的伟业，或许也是为了实现与萨法维结盟的期望，他们起兵反抗奥斯曼帝国及其地方总督。1511年，沙赫-库里·巴巴被杀，这场运动宣告失败。尽管伊斯玛仪与沙赫-库里·巴巴断绝了关系，并为自己犯下的暴行向土耳其人道歉，但土耳其人对失去大部分亚洲领土的焦虑并没有得到缓解，他们对伊斯玛仪的仇恨也丝毫没有减少。
面对会有大量土库曼人逃离到萨法维王国的可能，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选择了和解，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并做出欢迎伊斯玛仪的姿态，试图建立和睦关系。巴耶济德二世的王子萨利姆（Salim）不满其父对萨法维的绥靖政策，并提出了批评。尽管如此，巴耶济德二世还是承认伊斯玛仪是伊朗的合法统治者，并试图让其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虽然这只是徒劳一场。巴耶济德二世甚至在与伊斯玛仪的信中称赞其为凯·霍斯劳（Kay Khosrow，《列王纪》中伟大的王）以及古波斯帝国大流士的继承人。他进一步劝诫伊斯玛仪要表现出君临天下的气度，以正义和平静的心态守护他宝贵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王国，结束用暴力强制宗教皈依的行为，并与邻国和平共处。
然而，两边的和睦关系却在1512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与其父巴耶济德二世的行事风格迥异，萨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在他还是奥斯曼帝国黑海省总督时，就已经察觉到了萨法维王朝的咄咄逼人，因此，他没有再留任何妥协的余地。萨利姆一世被贴上“凶残者”（土耳其语为“Yavuz”，意为“冷酷的萨利姆”）标签的原因有很多，不仅仅是因为他强迫父亲退位。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粉碎安纳托利亚地区残余的什叶派抵抗势力，而且还要教训甚至消灭鲁莽的异教徒伊斯玛仪。在他看来，伊斯玛仪正在将他的什叶派革命蔓延至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之内。萨利姆一世愤怒的根源在于他对萨法维伊朗有可能会从东面向奥斯曼帝国发起攻势的恐惧，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心病，因为当时奥斯曼土耳其正在向巴尔干半岛和东欧扩张。一个世纪之前的1400年，帖木儿在布尔萨（Bursa）击破了奥斯曼土耳其的防御工事，并将奥斯曼苏丹关在笼子里示众，这对于一个以征服为至上信念的帝国而言，无疑是一段耻辱的记忆。如有一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带，甚至在军队内部，出现了什叶派的苗头，要不惜以任何代价扼杀这种可能性。
萨利姆一世在与伊斯玛仪的官方书信中使用了尖酸刻薄的言辞，并蔑称伊斯玛仪为“苏菲小儿”和“阿尔达比勒小家伙”，此举主动切断了与这位波斯沙赫的所有谈判渠道。在准备他短暂而动荡的统治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战争——反萨法维之役时，他再次写信给伊斯玛仪。在大军到达伊朗边境前不久，萨利姆一世称伊斯玛仪为“王子，波斯王国的统治者，压迫与暴政王国的主人，叛乱分子的头目，叛军指挥官，当代的大流士、蛇王查哈克[4]和该隐[5]”。他进一步指责伊斯玛仪：
“使原本和平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屈服于充满欺骗的信条，诋毁（伊斯兰教）严肃的信仰，用强制手段实行暴政……并鼓励其邪恶的什叶派追随者强奸贞洁的妇女，他们的手上还在流淌着贵族的鲜血……摧毁清真寺，并为了树立偶像崇拜而建造宫殿……并把光辉的《古兰经》称为远古神话。”
在谈到逊尼派乌莱玛公然抨击伊斯玛仪的伊斯兰教令时，这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继续说道：
“既然安拉的旨意和神圣的天命已经给了我们铲除这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的启示，为了履行这一重要的使命，我们将继续阔步迈向那片土地（伊朗）……因此，我们将用胜利之剑那雷鸣般的力量，铲除生长在崇高的沙里亚溪流边的荆棘丛，扔掉这团迅速蔓延的入侵杂草。”
然后，他警告萨法维统治者要“把堵塞言路的棉花从警觉的耳朵里拿出来，把裹尸布提前搭在肩上，做好去死的准备……因为按照《古兰经》的教诲，‘遇到他们时，就要杀掉他们’，我们将毁掉你的财富，并且不留一个活口”。
伊斯玛仪对这封激烈檄文显得不屑一顾，甚至还流露出一丝安抚的意味。他讽刺地指出，敌人的挑衅虽然勇气可嘉，却令人发笑，他不知道敌意从何而来，因为伊斯玛仪宣称自己与萨利姆一世已故父王的关系十分亲切。“我饶过你有两个原因，”伊斯玛仪解释道，“首先，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是我光辉祖先的虔诚信徒，愿宽容的安拉怜悯他们。其次，长久以来我一直很尊重这群勇士（即土耳其人）。我们不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类似于帖木儿时代的不幸；我们确实不希望这种不幸发生在你们身上，所以对你们的挑衅言语不做回应。我们为什么要相互为敌呢？国王之间的仇敌关系已经过时了。”他进一步声称，信中所有“不恰当的言语”只不过是那些吸食鸦片成瘾的御前大臣在戒掉鸦片后的胡言乱语。他甚至在派送“友好回信”时附送了一盒鸦片，盒子是纯金打造的，并印有萨法维皇家印章，附赠鸦片的目的是让奥斯曼苏丹的那群御前大臣“恢复清醒”。正如伊斯玛仪这份颇有深意的礼物所暗示的，这些王公大臣中可能包括一批豢养在奥斯曼宫廷中的波斯逃亡者。伊斯玛仪以一种近乎宿命论的语调承认，虽然他正忙着在伊斯法罕周围狩猎，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准备战争（图1.2）。最后，伊斯玛仪以一句萨法维宣传时用的著名口号作为信的结尾，这句口号反映了他无端的自信——“长久以来，我们在这个满是惩罚的世界里经受住了考验；任何反对阿里家族的人都被废黜了”。
图1.2 帖木儿在印度狩猎的场景让人不禁联想起伊斯玛仪一世频繁的狩猎活动，尤其是在查尔迪兰（Chaldiran）战役前夕
书的作者沙拉夫·丁·阿里·雅兹迪（Sharaf al-Din Ali Yazdi），《扎法尔·纳梅赫·塔穆里》（Zafar-nameh-e Taymuri），德黑兰：戈莱斯坦皇家图书馆，编号708。
该插画被认为是卡迈勒·丁·贝扎德（Kamal al-Din Behzad）于伊斯兰历935年/公元1528年创作。
萨利姆一世的反什叶派运动先从国内开始。他首先下令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库曼人进行详细登记，他认为土库曼人同情萨法维，因此在整个地区展开了种族屠杀。据记载，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杀死了4万名当地土库曼居民。这次的恐怖行径除了屠杀，还包括凌虐、强奸，以及奴役什叶派妇女和儿童，同时还大规模流放什叶派村民，把他们迁到其他省份。土耳其逊尼派教法学家认为这次大屠杀是合法的，甚至认为此举是反萨法维战役的“必要之恶”。根据伊斯坦布尔穆夫提[6]（Mufti）的教令，杀死1名什叶派信徒的奖赏相当于杀死70名基督教异教徒。
在1514年春季的战役中，一支庞大的奥斯曼军队在萨利姆一世的注视下集结在位于欧洲一侧的奥斯曼帝国旧都埃迪尔内（Edirne）附近。奥斯曼军队是当时最先进的战争机器，由16万骑兵和步兵组成，其中1.2万是精锐的苏丹亲兵（Janissary regiment）（地图1.2）。由多民族构成的奥斯曼军队装配有200门大炮、100门野战炮，并且拥有维护良好的陆地和海上后勤保障线（通过黑海），其中包括了近8000头骆驼和其他驮畜。土耳其的严明军纪和萨利姆一世的孤注一掷，使得军队在4个月内行进了900多英里，相当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全长。1514年7月，奥斯曼军队抵达了阿塞拜疆西北部的查尔迪兰平原附近，在位于霍伊（Khoy）西北50英里处，决定未来两国命运的战争展开了。
萨利姆一世、他的大维齐尔及指挥官（至少是在他的暴怒无常和多次处决中幸存下来的那些人）在查尔迪兰遇到了一支不到2万的萨法维骑兵部队。这种明显的实力不对等应该归因于伊斯玛仪无力集结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不仅仅是战略误判。因为在当时，尽管与奥斯曼帝国的决战在即，萨法维帝国却面临着乌兹别克人再度入侵呼罗珊地区的窘境。乌兹别克人与土耳其人的联手，使萨法维两面受敌，并最终战败。一直以来，伊斯玛仪无疑都指望着萨利姆一世能够改变心意，部分原因是前往伊朗边境的路途地形险峻，后勤供给困难，而这实际上也引起了一些奥斯曼苏丹亲兵的不满。而且，在伊斯玛仪看来，奥斯曼帝国的好战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身处危急时刻，决定萨法维王朝命运的关键是谁能在两国对决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方是军队人数众多且军纪严明的逊尼派帝国，一方是相信宿命论且视死如归的什叶派帝国。
关于如何应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伊斯玛仪一定是百感交集。他的焦土战术和避战策略都是久经考验的战争手段，旨在说服敌人放弃并返回，伊朗西北部荒无人烟的崎岖地形无疑增加了这种战术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到了8月底，伊斯玛仪几乎是被迫要在查尔迪兰进行战斗，因为那里实际是他最后的战略防线，如果他失去了这道防线，东面120英里外的首都大不里士就将危若累卵。他过去的胜利记录可能使得他对“红头军”骑兵的作战优越性及其在战场上的牺牲精神过于自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但他的作战准备却十分松懈。作为一位捍卫阿里及其神圣家族事业的国王兼先知，伊斯玛仪预感到神的旨意会让他占据上风，并对此深信不疑。
伊斯玛仪的政治生涯始终贯穿着宿命论的倾向，即使是在他手下的“红头军”军官们看来，也多少显得奇怪。不知道是为了克服内心对战争的恐惧，还是纯粹出于自信的缘故，在战斗的前一夜，伊斯玛仪和他的“红头军”将领们喝酒到天亮。在1514年8月23日决战的那个早晨，喝醉了的伊斯玛仪还在邻近的平原上狩猎鹌鹑，而他的先锋部队却遭受了土耳其大炮的沉重打击。即使当他加入忠诚的“红头军”时，他的行动也只是夹杂着英勇与无常的反复挣扎，而不是带有明确战略目标的有意行动。可以想象，“红头军”的英勇士气在过去为伊斯玛仪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假若不是奥斯曼帝国强大的火药武器使伊朗居于下风，伊斯玛仪也许可以凭借“红头军”的英勇士气获胜。
即使到了1514年，萨法维王朝似乎也没有意识到火药武器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在大约25年前，帖木儿汗国已经率先在伊朗东部使用了火药武器。此外，伊斯玛仪的外祖父乌赞·哈桑在1473年被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彻底击败，也是因为他无法获取威尼斯盟友向他承诺的火器。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萨法维不愿意使用火药武器，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使用这些武器是懦弱的表现，并且违反战争的骑士精神。伊斯玛仪的齐兹尔巴什信徒相信他们得到了先知的保佑，对大炮的轰鸣声不以为意。即使看到了奥斯曼苏丹亲兵的标准配置——笨重的前装式火绳枪，射程短、瞄准也不精确的野战炮，他们似乎也丝毫不为所动。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火炮或许是16世纪初期最先进的火炮，它最大的攻击力主要体现在攻城战，而不是在野战上。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萨法维王朝选择在开阔的平原地带，而非四面有围墙的堡垒要塞中迎战敌军。
战斗一开始时，萨法维还是有希望赢得胜利的。在伊斯玛仪的指挥下，以敏捷和迅速机动著称的萨法维轻骑兵开始进攻，这次进攻几乎摧毁了奥斯曼军队的左翼力量。右侧的进攻也令人印象深刻——直到土耳其大炮终于等到了开火的机会。夜幕降临，大炮的轰鸣声和强力的炮击形成了双重效应——或许更多的是炮响的作用，萨法维的防御工事被击垮了。伊斯玛仪勉强逃过了一劫，没有被俘虏，但一些“红头军”将领和萨法维官员却在战斗中身亡或被俘。被俘虏的还有伊斯玛仪的结发妻子塔吉鲁·哈努姆（Tajlu Khanum），不久后，她从奥斯曼阵营中逃出，与丈夫重聚。然而，将妇女带入战场的波斯传统，却让伊斯玛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最喜欢的嫔妃之一贝赫鲁兹·哈努姆（Behruzeh Khanum）也在战争中被俘，并被带到了伊斯坦布尔。后来，她被当作战利品，嫁给了萨利姆一世的首席军事法官。伊斯玛仪一再请求萨利姆一世释放贝赫鲁兹，但即使在首席军事法官被处死后，贝赫鲁兹仍被当成人质。虽然这场婚姻只是名义上的，但这位首席军事法官之死很可能是这场婚姻造成的。对于伊斯玛仪而言，输掉贝赫鲁兹的耻辱不亚于输掉了这场战争。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妇女也站在伊朗一方参加战斗，但只有少数妇女伤亡。这也许反映了早期萨法维人的革命观点，即允许妇女与男人并肩作战。一大批奥斯曼官员也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双方人员伤亡总数不超过5000人，其中超过五分之二的是奥斯曼人。
不久后，首都大不里士的失陷更让伊斯玛仪感到耻辱，这也将萨法维政权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然而，奥斯曼苏丹亲兵可能发动政变的消息挽救了萨法维的首都。萨利姆一世不得不放弃原来在大不里士过冬的计划。与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做法相反，他于1514年夏末抵达大不里士，一周后就率军撤离，并且没有驻扎任何兵力。尽管如此，这段时间也足以让大不里士被洗劫一空，大量艺术家、工匠和商人被奥斯曼军队从萨法维伊朗境内的各个地区驱赶到一起，然后被一同掠往伊斯坦布尔。其中包括超过12名的画家、书籍彩饰师和书法家。后来，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一个波斯艺术家社团，对奥斯曼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查尔迪兰战役的后遗症是深远的。最直接的影响是萨法维革命的热情严重衰退，伊斯玛仪的内心也日趋忧郁。这次失败对伊斯玛仪的无敌神话以及“红头军”对神圣领袖的坚定信仰都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自此，具有超凡魅力的萨法维救世先知逐渐转变为一个传统的波斯王权守卫者，虽然这个过程历经了几代萨法维国王才宣告完成。伊斯玛仪暗自怀疑自己使命的真实性，他不再领导战争，也不敢再反击奥斯曼帝国，尽管他有一段时间曾将“复仇”当作口号。他甚至将在查尔迪兰战役后出生的一个儿子命名为“阿卡斯”（Alqas，源于阿拉伯语qas，意为“报复”）。
奥斯曼帝国继续巩固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统治。他们击败了萨法维军队，并在1514年夺取了安纳托利亚中部要塞库马赫（Kumakh）。伊斯玛仪不愿再冒与之对抗的风险。虽然奥斯曼苏丹离开大不里士时匆匆忙忙，但他很有可能会再次攻打伊朗，彻底粉碎萨法维这一“异端”政权，或者起码要达到分裂伊朗的目的。在与乌兹别克部落首领、伊斯玛仪另一个大敌、昔班尼汗继承人欧拜多拉汗（Obaydollah Khan）的通信中，萨利姆一世甚至还提议将萨法维的统治中心伊斯法罕作为一个交战点，由两支逊尼派军队共同夹击萨法维政权。虽然这种两面夹击攻势从来没有实现，但在萨法维时代和后萨法维时代，伊朗东西两侧所面临的双重威胁仍然存在。在19世纪初以前，“伊朗的戍卫领地”的两侧就曾不断遭到侵略，使得原本有限的军事资源疲于应对。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势力的巩固不仅使萨法维直接丧失了领土，也使伊朗通过安纳托利亚飞地顺利进入黑海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至少此后的四个世纪，奥斯曼帝国都成功阻碍了萨法维及其继任者，在政治和商业方面直接与地中海世界的接触。
同样重要的是，查尔迪兰战役的胜利遏制了什叶派救世革命的西扩。虽然在16世纪中后期，安纳托利亚的什叶派阿拉维派发动了杰拉里叛乱[7]（The Jelali Revolts），并不时地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但总体而言，1514年的战争消除了任何萨法维式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实际上，什叶派仅局限于伊朗，而逊尼派则在奥斯曼帝国的庇护下进一步扩展到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萨利姆一世及其子苏莱曼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从未能够征服其近邻萨法维王朝，即使在苏莱曼在位期间，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已达到了顶峰。尽管遭受了奥斯曼的长期制裁和商业封锁、无数次的入侵以及对伊朗西部省份的长期占领，双方教派间的交战也从未断绝，萨法维王朝和什叶派的统治地位却仍然延续了下来。部分原因是奥斯曼帝国难以维持经安纳托利亚至伊朗的后勤线路的通畅与稳定，也难以对敌对地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此外，奥斯曼军队，尤其是苏丹亲兵和伊金吉（Ikinji）轻骑兵，也会同情贝克塔什[8]（Bektashi）信仰的苏菲-什叶派。他们不愿进入伊朗境内，这一点在占领大不里士及之后的一次严重叛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大程度上，正是萨法维王朝特殊的政教体制帮助他们抵御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并且在不久之后，也正是这种体制将伊朗塑造成了一个具有独特认同感的帝国。
查尔迪兰战役结束后的三年内，萨利姆一世夺取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成功地将奥斯曼征服的重心转移到了马穆鲁克王朝的领土上。事实证明，这样的野心更容易实现，也更有实质性的益处。再也没有第二个萨法维能够阻止他夺取大马士革（Damascus），甚至开罗（Cairo）。到1517年，他征服了马穆鲁克控制的黎凡特[9]（Levantine）地中海地区、埃及以及北非沿海。伊斯玛仪别无选择，只能与这个强大邻国小心翼翼地相处，甚至愿意主动与之缓和关系。这个邻居已经统治了一个比萨法维强大得多的帝国，在物质上更加繁荣，在军事上更加先进。
查尔迪兰之战中，奥斯曼帝国的重型武装以及装备精良的奴隶军队展现出了绝对的优势，部落军队（如齐兹尔巴什军队）的传统战术很难与之抗衡。尽管萨法维在查尔迪兰战役之后很快采用了火炮，并用火炮有效地打击了东部的乌兹别克人，但是他们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火力相抗衡，并在战争中击败奥斯曼土耳其人。伊朗历经了惨败，才迎来了火药帝国的时代，这一失败经历在萨法维官方话语中被轻描淡写，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记忆也逐渐淡却。
伊斯玛仪的遗产
到了1524年伊斯玛仪去世之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性情温和、头脑清醒的人，尽管在犹豫不决时，伊斯玛仪依然习惯酗酒。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里，萨法维相对放宽了强制性的宗教皈依政策，破坏性的战争也减少了。他流连于后宫和狩猎场，在他的王国里，他保持着强迫症式的两点一线，并且几乎足不出户，他甚至比以前更希望把国家事务留给他的瓦基尔、萨德尔和齐兹尔巴什首领。伊斯玛仪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对狩猎有着强烈嗜好的猎人，还是一位热衷于冒险的双性恋者。在一次严重的抑郁症发作后，时年37岁的他英年早逝。肆无忌惮的英勇、狂暴的脾气、高贵的气质、天生的才华，集这些品格于一身的伊斯玛仪似乎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帝国。然而，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救世运动的理想领导者。在政权建立初期，他就将古怪的土库曼部落首领、精明的波斯官僚以及阿拉伯教法学家糅合到了一起。尽管他是激进苏菲派的继承人，并在政治扩张的进程中折戟，但他充分利用土库曼信徒骁勇善战的优势，将他们的力量融入一个有着长久未来的国家体系之中。为此，他主动采用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作为具有法律和制度功能的国教，这一首创是明智之举。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建立一个信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国家。如果没有他，被敌国称为“红头异教徒”的齐兹尔巴什部落联盟将最终徘徊在野蛮与文明之间。
伊斯玛仪富有诗意的话语无疑加深了追随者们对他的敬仰。有一本土耳其语的诗集，是由一位笔名叫作哈塔伊（Khata’i，可能源于汉语中的“Cathay”一词，指今天的中国）的人所著，这很有可能是伊斯玛仪为其追随者们所创作的励志文学作品。这本书包含了众多反逊尼派的隐喻和崇敬阿里的狂热言辞，打开了一扇窥视伊斯玛仪神秘内心世界的窗户。其中有一首诗写道：
我是国王伊斯玛仪，我是安拉的奥秘，
我是所有勇士的领袖。
我的母亲是法蒂玛，我的父亲是阿里，
我是十二伊玛目的最佳（继承人）。
我已向耶齐德报父仇，
请相信，我有海达尔的力量。
我是希德尔（先知以利亚的伊斯兰名字）和耶稣现世的化身，
是马利亚之子，
我是这个时代的亚历山大。
看啊，耶齐德，你这个多神论者，受诅咒的人，
我要摆脱你虚伪的朝拜（穆斯林礼拜的方向）。
先知保佑我，我是神佑的维拉亚特。
我将遵循穆罕默德所指引的那条道路。
剑锋所指的世界都已被我征服，
对于阿里，我的内心就如他的仆人加恩巴尔一样忠贞不贰。
我的祖先是萨法维，我的父亲是海达尔，
勇者无畏，我是贾法尔真正的（信徒）。
我是侯赛因的拥趸，我诅咒耶齐德，
我是哈塔伊，是国王（即侯赛因）的仆人。[2]
在这首诗中，伊斯玛仪声称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继承了“监护”[wilayat（维拉亚特），阿拉伯语称为“wilaya”]之权，更具体地说，是代表阿里以及继他之后的侯赛因和贾法尔·萨德克（Ja‘far Sadeq，第六任什叶派伊玛目和贾法里学派的创始人）继承这一神圣的职权，这首诗清楚地表明，伊斯玛仪自诩为救世主的化身，建构出一套信仰体系，这套体系也自然延伸到了以利亚（Elijah）和耶稣的回归。伊斯玛仪为自己的先知血统和萨法维血统感到骄傲，他不仅要为他的父亲海达尔报仇，也要举兵反对耶齐德（Yazid）和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耶齐德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公元680年，他在卡尔巴拉战役中杀死了伊玛目侯赛因。因此，那些进行“虚伪朝拜”的“多神论者”和“受诅咒的人”，可以理解为伊斯玛仪在暗指国内的逊尼派政敌，以及他所征服的邻近逊尼派地区。
然而，伊斯玛仪对国家的构想既不是纯粹救世主式的，也不是完全原教旨式的，而主要是基于波斯王权的传统模式。王权典范在他的国内政策以及伊朗沙赫的自我形象建构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继承先前伊朗帖木儿王朝和土库曼王朝的传统，伊斯玛仪热心于鉴赏菲尔多西（Ferdowsi）的《列王纪》和其他波斯叙事诗，这样有助于将自己描绘成波斯传统王权的继承者。尤其是在征服了赫拉特之后，他大力支持印刷这些伟大的图文并茂的书籍。他召集了众多伟大画家来到大不里士宫廷，其中包括了卡迈勒·丁·贝扎德（1450—1535），他是16世纪波斯细密画画派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图1.2）。伊斯玛仪对波斯民族传说十分着迷，他用《列王纪》中英雄的名字来给自己三个儿子（共有四子）起名：大儿子塔赫玛斯普（Tahmasp），是仿效比什达德（Pishdadid）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来命名的；三儿子萨姆（Sam），是一位有教养的王子，他是以曼努切尔（Manuchehr）王朝的勇士、罗斯塔姆（Rostam）家族的族长来命名的；小儿子巴赫拉姆（Bahram），则沿用了萨珊王朝瓦赫兰四世（Vaharm Ⅳ）的名字。12世纪的波斯诗人内扎米（Nezami）曾叙述过瓦赫兰四世的浪漫故事和狩猎事迹，他的故事也符合伊斯玛仪悠闲的性情。
伊斯玛仪有理由把自己想象成《列王纪》中的一位国王。也许是一代雄主凯·霍斯劳，他是伟大的波斯王的原型，是他击败了图兰（Turan）国王阿法拉西亚布（Afrasiyab），阿法拉西亚布是传奇故事中伊朗人最大的敌人。在伊朗版图上，图兰王国经常与突厥人联系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与中亚的乌兹别克王国联系在一起。按照萨法维的历史记载，伊斯玛仪战胜乌兹别克的昔班尼汗，就相当于战胜了传说中的图兰王，这种类比也不无道理。因为《列王纪》对伊斯玛仪和萨法维王朝而言，并不仅仅是历史记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奥斯曼苏丹萨利姆一世还是乌兹别克的昔班尼汗，抑或是莫卧儿的扎希尔·丁·巴布尔和他的莫卧儿后裔，都在波斯的神话历史中定义他们自己的力量。正如人们所见到的，当伊斯玛仪用土耳其语创作诗歌时，他的仇敌萨利姆一世却在用《列王纪》的风格创作波斯诗歌。后来，奥斯曼苏丹热衷于收集图文并茂的《列王纪》和其他波斯文学经典作品的手稿。尽管教派分歧甚深，但从奥斯曼帝国到南亚、中亚，他们采用了相同的王权范式，这种范式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波斯政治文化。
在生命即将油尽灯枯之时，伊斯玛仪更加专注于绘制书籍插画，甚至在皇家工作室当学徒。据说，他合作参与制作了《列王纪》中著名的塔赫玛斯普沙赫（Shah Tahmasp）插画，这幅插画是萨法维绘画艺术最伟大的代表作之一。画的背景所描绘的，也许不仅仅是凯·霍斯劳的丰功伟绩。让人产生遐想的是，伊斯玛仪如何看待这位放弃王位、消失在深山之中的凯亚尼德（Kayanid）王朝统治者的人生结局。这幅塔赫玛斯普沙赫的插画手稿见证了这一段传奇的命运。或许是为了在另一场侵略战争中先发制人，1568年，塔赫玛斯普沙赫插画手稿被当作众多礼物之一，赠送给了当时刚刚登上奥斯曼帝国苏丹大位的萨利姆二世。在托普卡帕（Topkapi）皇家图书馆安放了近四个世纪后，这幅插画手稿神秘地从伊斯坦布尔流传到了欧洲艺术品黑市。最后，该手稿被美国艺术收藏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亚瑟·霍顿（Arthur Houghton）收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瑟·霍顿在一位著名的哈佛艺术史学家的协助下，将手稿分割成了几个部分，并逐一在拍卖会上进行拍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从中获益不少。
教法学家地位的上升
伊斯玛仪将帝国留给了他的儿子。作为继承者，10岁的塔赫玛斯普（1524—1576年在位，表1）必须应对“红头军”将领间频繁的内斗和东西两端边界上来自逊尼派的威胁。塔赫玛斯普的长期统治对什叶派在伊朗地位的巩固至关重要。塔赫玛斯普是伊斯兰时期以来伊朗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能够驾驭从父亲伊斯玛仪手中继承的各方力量，这一点值得称道。萨法维的革命热情被部分地引导到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尽管严重的族群分裂依旧存在，特别是齐兹尔巴什部落和塔吉克人之间的种族冲突，这一问题从未得到完全解决。然而，无论是自相残杀的争吵，还是虎视眈眈的外部威胁，抑或是塔赫玛斯普自己的性格缺点，都没有阻碍伊朗经济的恢复、文化的繁盛以及社会的相对平稳。正因为这种政局趋稳、社会安定的局面，萨法维伊朗才得以变成了一个与奥斯曼、莫卧儿并驾齐驱的帝国。
塔赫玛斯普统治的时代是宗教融合的时代。当时，什叶派教法学家、阿拉伯移民和杰出的伊朗本土人士都在政府和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崛起更多的像是塔赫玛斯普早期执政下的意外产物，而不是教法学家们齐心协力的结果。齐兹尔巴什部落有两大派系，一个是奥斯塔鲁-沙姆鲁（Ostajlu-Shamlu），另一个是塔克鲁-土库卡曼（TakkeluTurkamaān），他们都希望取得小塔赫玛斯普的摄政权。两派不睦已久，年少的伊朗沙赫不得不在什叶派教法学家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地平衡双方势力。随着塔赫玛斯普年岁渐长，行事也越来越独立，“红头军”的救世信仰被淡化，而作为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合法受托人的乌莱玛的地位得到了提高。逐渐地，在16世纪初期，什叶派社会开始践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风俗，这些仪式和风俗在未来几个世纪里仍是什叶派的主要特征。纷繁难懂的礼拜和斋戒沐浴仪式，对仪式中污秽与洁净的认识，以及伊斯兰教法下性别角色的分配，都体现了什叶派是如何界定私人领域的。而星期五的聚礼拜、慈善基金的创建以及穆哈兰姆月[10]哀悼仪式的推行，则是什叶派在公共领域影响力的体现。
著名教法学家阿里·伊本·阿卜杜勒·阿利·卡拉奇（‘Ali ibn ‘Abd al‘Āli al-Karaki，卒于1534年）的职业生涯表明了乌莱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萨法维对教法学家循序渐进式的掌控。卡拉奇来自黎巴嫩的埃米尔山区，曾在大马士革和开罗学习，后来前往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圣地纳杰夫（Najaf）学习。在1510年伊朗大败乌兹别克之后，伊斯玛仪请他来伊朗，以便直接借什叶派阿拉伯支持者之口宣传“正确的”什叶派教义。随着萨法维伊朗越来越以伊斯兰教法为导向，什叶派的教法学家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社会威望和财富。卡拉奇第二次来到伊朗之后，就成为塔赫玛斯普时代最著名的宗教权威。卡拉奇通过建立宗教慈善捐助网络，加强了教法学家作为什叶派伊斯兰教法传播者与实践者的垄断地位。这一网络的成员有他的阿拉伯和波斯学生，宗教捐赠和宗教费用的受益人也包括在内。乌莱玛有着前所未有的神圣化的社会地位，随着清真寺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具有保守倾向的乌莱玛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围绕在教法学家周边，一个新的乌莱玛网络出现了，这个网络与萨法维王朝负责宗教管理的波斯贵族阶层相抗衡，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他们。
教法学家拥有近乎自治的司法权威，也拥有随意支配宗教收入的惊人权力，因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卡拉奇得到诸如“穆智台希德的封印”“伊玛目的代理人”等头衔，表明了高级乌莱玛对他的认可。他对教法的见解不仅被他的追随者所效仿，就连伊朗国王也采纳其观点。在1533年7月发布的一项法令中，年轻的塔赫玛斯普正式承认了卡拉奇的头衔，并授予他管理国家宗教事务的大权，还以慈善捐赠的名义，赏赐他伊朗和伊拉克境内大片地产：
所有受人尊敬的先知家族后人、尊贵的贵族和社会名流、齐兹尔巴什部落首领、各部部长以及这个国家所有其他高级官员，我正式授予他（卡拉奇）宗教向导和领袖的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于他。他所命令的，就要坚决执行；他所反对的，就要厉行禁止。他无须请示批准，便可以自行任免“（伊朗的）戍卫领地”的伊斯兰教教法官以及常胜军中的军事执法官。任何被崇高权威所免职的官员，未经卡拉奇批准，不得再次任用。[3]
事实上，向卡拉奇的致敬意味着授予了他在全国范围内任命聚礼领拜人（imam-e jom’eh）的权力。在没有“隐遁伊玛目”（什叶派对马赫迪的尊称）的情况下，礼拜五聚礼是一项创新之举，因为这是过去被什叶派教法学家所禁止的行为。这一行为不仅含蓄地确认了萨法维王朝是一个合法的什叶派政权，而且还肯定了教法学家作为马赫迪代理人的集体权威。同样重要的是，王室法令批准了“效仿”这一教法观念，追随者将自行选择其所信奉的穆智台希德，并遵循穆智台希德关于伊斯兰教法各个方面的宗教裁决。“效仿”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独特之处，也是一项对伊朗历史产生了久远影响的制度。作为权力交换，国家获得了在没有“隐遁伊玛目”的情况下征收土地税的合法权力，而在当时，这在法律上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卡拉奇在伊斯兰教法方面的不受干预的权力使得逊尼派被妖魔化，他促成了对早期伊斯兰教“正统哈里发”的公开诅咒，与此同时，他也致力于减少各种不信奉国教的行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如此。此外，上述法令暗示，教法学家可以不受萨德尔的管辖实行自治，实际上也预示着教法学家渴望在萨法维政权之下保持半独立的地位。
但是，乌莱玛地位的巩固并没有缓解内部竞争，尤其是种族间的矛盾，教法学家之间有时也难免彼此轻视。因其意图垄断的野心，卡拉奇在职业生涯中遭到了阿拉伯和波斯教法学家以及萨法维官员的恶意批评。由于生性傲慢和确实存在剽窃造假行为，他备受攻击。事实上，他的大部分作品以及那个时代大多数教法学家的作品，都只能算是烦琐的评论和注释而已，其内容包括对早期教法学家作品的冗长解释，涉及的主题从宗教行为到洁净身体等复杂细节。谴责所有与众不同或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者所有看起来像是“异端邪说”的东西，有时只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真实。苏菲派的教令（甚至是萨法维王室的教令）、公开或秘密的逊尼派组织、各种非正统教派的追随者以及自由派思想家，总是很轻易地给卡拉奇及其同僚贴上“歪门邪道”“与崇高的伊斯兰教法相悖”的标签。卡拉奇撰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复活（ma’ad）的真实性，而这一伊斯兰宗教信条长期以来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议和怀疑，尤其是在它被严格解释为审判日（the Day of Judgment）死者的肉体复活时。卡拉奇在他的论著中公开且激烈地谴责了逊尼派关于早期哈里发及其他伊斯兰名人的历史叙事。将逊尼派妖魔化，并将之视为“异类”，有助于加强教义的一致性，同时也与国家主导推行的不宽容的宗教政策同步。然而，与欧洲宗教裁判所不同的是，萨法维伊朗从来没有将对私人领域的系统性侵犯制度化。
在逊尼派邻国的“异端”指控下，萨法维王朝对王权正统性的要求更加强烈，因而决定重新美化自己的血统。虽然伊斯玛仪和他的父亲海达尔都声称自己是阿里的后裔，但是从塔赫玛斯普时代开始算起，完整的皇族谱系只能追溯到什叶派第八任伊玛目阿里·伊本·穆萨·里达（Ali ibn Musa al-Rida），他在马什哈德的陵墓是萨法维伊朗最受尊敬的宗教圣地。根据当时（直至20世纪）的资料来看，与阿里和先知家族的关系提升了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地位，给予萨法维王室神圣的光环，这在那个时期的众多建筑物、公共法令以及萨法维沙赫资助出版的学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尽管如此，苏菲派的起源与王朝依旧有着紧密的联系，对阿里家族陵墓的象征性捐赠再次印证了萨法维教团追随者对国王的忠诚（彩图1.2）。
塔赫玛斯普个人痴迷于奉行纯粹的什叶派教法。也许是出于为国民做出榜样的愿望，但更有可能是因为强迫症。塔赫玛斯普与他酗酒的父亲相反，他在青年时代就悔过自新，并且终身戒酒。在塔赫玛斯普的要求下，卡拉奇甚至写了一篇关于上瘾行为（waswas）的法律后果的小册子。人们推测，什叶派教法学家最热衷纷繁复杂的纯洁性仪式，与之相关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与王室的嗜好不无关系。什叶派将纯洁与污秽的对立，等同为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对立，当然，这种对立关系也随着伊朗边境逊尼派力量的逐渐逼近而加深。塔赫玛斯普简短的自传是通往其道德世界的一个窗口，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通常以神圣化的梦境呈现。正是这种梦，像一束引导人的光，将塔赫玛斯普的个人生活与保卫什叶派的重要使命联系在一起。
抵御奥斯曼帝国的霸权
塔赫玛斯普与奥斯曼最伟大也最好战的苏丹苏莱曼一世（Suleiman Ⅰ，1520—1566年在位）同属一个时代。苏莱曼一世被称为“立法者”（Qanuni），也是欧洲人口中所说的苏莱曼大帝。作为萨利姆一世之子，苏莱曼一世的统治时期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及物质文化的顶峰时期。但是，苏莱曼一世的邻居们，无论是东部的伊朗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还是西部的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奥地利人，都受到了奥斯曼对外扩张以及毁灭性战争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苏莱曼一世既不伟大也不合法。以伊朗为例，奥斯曼的攻势造成了持续性的威胁，体现在1534—1535年、1548—1549年、1554—1555年的三次大规模战争中。这几次战争的被迫中断，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后勤补给问题，而这个问题早先也曾困扰着萨利姆一世。这几次战争是以保卫奥斯曼帝国东部边界为借口发起的，可能是为了切断萨法维王朝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奥斯曼臣民的联系。什叶派阿拉维派曾零星爆发过反奥斯曼的杰拉里叛乱，这在该地区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叛乱与萨法维无关，所以不需要向伊朗内地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
事实上，苏莱曼一世发动这些艰苦的征服战争是为了争夺领土，他的战争甚至远比他的父亲在位时规模更大、更加恐怖。掠夺和奴役人口，包括伊朗什叶派教徒和高加索基督教徒，也是刺激苏莱曼一世发动战争的原因。阿塞拜疆及其他西部省份“红头军”心怀鬼胎，这也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动战争和煽动叛乱带来了机会。塔赫玛斯普通过协调各部门的力量分配，来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使得“红头军”的特权受到压制，也让他们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有些甚至还出现了反叛的征兆。萨法维强制性地推广什叶派信仰，也为奥斯曼的征服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1535年，对什叶派霸权感到不满的巴格达市民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逊尼派民众迎接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到来。
美索不达米亚的丢失使萨法维王朝的西部防御体系变得脆弱，也使得奥斯曼帝国在东安纳托利亚的统治基础得到巩固，并占据东高加索、阿塞拜疆、哈马丹、克尔曼沙阿、胡齐斯坦以及波斯湾沿岸的萨法维省份达数十年之久。然而，奥斯曼帝国在东方的征服，并不总是像在巴尔干半岛或东欧那样，能够产生持久的成效。萨法维王朝采取了与之前逼萨利姆一世军队撤退相同的焦土战术。和他的父亲一样，苏莱曼一世也无法长期坚守大不里士，并在征战季节结束时被迫撤离，去往土地更肥沃，也更安全的西高加索山谷地带。
奥斯曼人和萨法维人对高加索地区的争夺可谓旷日持久，高加索的诱惑不仅仅在于肥沃的土地和绿色的牧场，奥斯曼和萨法维的军队还可以在这里休养生息。对于这两个帝国而言，高加索和更北的俄罗斯南部腹地，是白人奴隶的理想来源。在圣战的幌子之下，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农村基督教徒，以及“异教徒”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车臣人（Chechens）、莱克人（Leks）、列莱兹金人（Lezgins）和来自北高加索山区的其他部族，都沦为了奥斯曼和波斯军队狩猎的目标。
伊朗在塔赫玛斯普指挥下发动了更有组织、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其中四场战争发生在1540年至1554年间，塔赫玛斯普似乎是仿照奥斯曼的征服手段，并且试图建立一种类似于“血税”（Devshirmeh）的奴隶征募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施行于巴尔干半岛和其他奥斯曼帝国西部属地。在该制度之下，年轻的男性基督徒被系统地围捕起来，作为贡品在奥斯曼军队和政府中服役。对萨法维来说，在高加索掠获到的白人奴隶可以用来补充因年龄和忠诚问题而不断减少的“红头军”。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女奴也被萨法维和奥斯曼争相抢夺，作为后宫妃嫔的补充。塔赫玛斯普的大多数妾嫔都被认为是“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人”是所有来自第比利斯北部的白人奴隶的统称。女性奴隶也可以成为王子和军事将领的妻妾。1553年，时值塔赫玛斯普统治的后期，在一次对格鲁吉亚内部的掠夺中，至少有3万名基督徒被俘，并被带到了萨法维境内。
无论是通过掠夺，还是作为新近被征服的高加索部落首领所进献的岁贡的一部分，奴隶数量显著地增加了。萨法维也强迫他们所俘获的奴隶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尽管他没有像奥斯曼帝国那样采取制度化的强制措施。他们还极力破坏高加索文化和宗教象征，包括教堂和神龛。1551年，“伊斯兰的庇护”塔赫玛斯普对“被诅咒的异教徒”格鲁吉亚发动了一场骇人的战争，他派军队袭击了位于格鲁吉亚南部、库拉河以西的山地要塞瓦尔齐亚（Vardzia，萨法维称之为“Dezbad”）。胜利的萨法维军队破坏了要塞内修建于12世纪的格鲁吉亚洞穴修道院，并屠杀了在那里避难的当地居民。编年史学家鲁姆鲁写道：“在山谷中，没有一个异教徒能毫发无伤地从军队复仇的屠刀下逃脱。”根据他的记载：
按照伊斯兰教法，被杀者的家人、房子和财物都归杀人者所有。那些肤色白皙的格鲁吉亚人，那些美丽英俊的格鲁吉亚人，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就像时光之颊上的美人痣一般。他们在高山、深穴以及附近的堡垒中避难。但是勇猛的伊斯兰军队冲进了他们的避难所，用宝剑和火炮将他们击溃，并把几千人送入了地狱。就如同蜂巢前聚集的蜂群一般，军队继续掠夺洞穴中的宝藏，而有着白皙面容的奴隶由于惊吓，一群群地从洞穴中逃出来，他们又饥又渴，又怕死于刀下。[4]
这些从异地掠获的奴隶（gholams，阿拉伯语，可能源于“ghol”一词，意为“项圈”）对王室、军队和整个萨法维王朝的影响是直接、长远且巨大的。“奴隶”一词本义指的是一个奴隶出身的年轻男宠，数百年间，这个词的含义逐渐转变为在军队、政府和宫廷服务的白人或黑人奴隶。在萨法维王朝时代，尽管“性奴”的含义依然存在，但从16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在高加索地区的袭击中抓来的基督徒的数量大幅增加，奴隶“人”的功能变得更加重要。在后宫和军队中，奴隶已经成为第三股势力，与“红头军”将领和王室内阁中的官僚相抗衡。与奥斯曼帝国的亲兵相类似，奴隶战士为萨法维军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对伊朗国王更加忠诚。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奴隶将士，萨法维才能够重新夺回曾经失守的西部省份。
奥斯曼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萨法维部落军队的不可靠性，已经迫使塔赫玛斯普降低了对“红头军”的依赖，并于1548年将首都从军事上不够安全的大不里士，迁往了300英里以东的伊朗内陆城市加兹温。尽管大不里士在商业和文化上至少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枢纽地位，但将首都迁往讲波斯语的内陆地区，并且离开此前齐兹尔巴什部落的大本营阿塞拜疆，这是萨法维帝国进一步“波斯化”的转折点。对伊朗的政治和外交更为重要的是，1555年，萨法维与奥斯曼帝国缔结了《阿马西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Amasya），这是双方第一份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协议。
《阿马西亚和约》首次划定了两个帝国的领土界线。该条约将伊拉克和几乎整个安纳托利亚都划给了奥斯曼帝国，却恢复了伊朗在阿塞拜疆及其他伊朗西部省份的主权，包括库尔德斯坦、克尔曼沙阿、哈马丹、洛雷斯坦、胡齐斯坦以及东高加索地区。虽然双方，特别是奥斯曼帝国，一再地违背条约中的条款，但这个条约断断续续地延续到了20世纪，并且基本上奠定了伊朗的西部边界。尽管失去了若干领土，但对伊朗来说，该条约仍是一大胜利。萨法维的防御能力得以持续，波斯军队甚至还偶尔战胜过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而这些偶尔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和平谈判。此外，该条约还标志着塔赫玛斯普战胜了国内不守规矩的“红头军”部落首领。到16世纪50年代，内斗不断的“红头军”被逐渐取代，而东部乌兹别克人的进攻也被击退了。1550年，塔赫玛斯普的兄弟阿卡斯引发的叛变被粉碎了。讽刺的是，阿卡斯叛逃至奥斯曼土耳其，并向苏莱曼一世送去了讨伐伊朗的借口。
文化全盛与继位危机
在塔赫玛斯普统治的后期，尽管外有逊尼派的敌对力量，内部的冲突也十分频繁，但萨法维政权似乎仍能勉强地稳定下来。城市蓬勃发展，国内贸易繁荣，将各省融合成一个统一帝国的工程已经初见成效，至少在内陆省份是如此。萨法维治下的伊朗社会已经从前几十年的毁灭性战争中恢复了过来，“红头军”的暴力屠杀高潮似乎也告一段落。一种惬意休闲、富有思想和创造力的生活方式，似乎也经受住了什叶派教法学家的严厉审视。
16世纪中后期是波斯绘画和书籍出版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期之一。萨法维伊朗的皇家工作室为一些经典文本制作了最为精美的插图手稿。其中，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内扎米的《五卷诗》（Khamseh，也称《哈姆塞》）以及萨迪的《蔷薇园》最受人们喜爱，那些委托制作了大量插图手稿的女性精英特别喜欢内扎米。在奥斯曼和莫卧儿宫廷中，也有一些波斯艺术家或自愿或被迫地在那里制作书籍插图，并培养奥斯曼和莫卧儿本土的艺术家。这些奥斯曼和莫卧儿艺术家在之后形成了本国的绘画流派。
伊朗与印度莫卧儿王朝间的关系，随着坎大哈（Kandahar）与德干（Deccan）间的贸易扩大而变得密切，新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发展了双边关系。阿富汗将军希尔·沙·苏瑞（Sher Shah Suri）攻占了莫卧儿以后，莫卧儿皇帝胡马雍（Homayun， 1531—1540年和1555—1556年在位）曾经在塔赫玛斯普的加兹温宫廷受到庇护，并达15年之久，这15年的时光加速了两大帝国间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胡马雍拒绝皈依什叶派，但他培养了自己欣赏波斯艺术及文化的品位。1555年，胡马雍回到了德里，他的随从人员中包括许多波斯画家、工匠和学者，他们对莫卧儿和后莫卧儿王朝的艺术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塔赫玛斯普对偶尔访问他宫廷的欧洲使者仍然不冷不热，但他热衷于与邻近的莫卧儿帝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无疑是要平衡来自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的威胁（彩图1.3）。此外，与萨法维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卧儿王朝在阿克巴（Akbar）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教宽容政策，鼓励了大批波斯艺术家、诗人和宗教异见人士离开波斯，迁往莫卧儿印度，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
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平静与繁荣期后，在塔赫玛斯普统治的末期和他死后的10年，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并很快演变成了政治动乱。到了1588年，危机严重威胁到了萨法维政权的统治。伊斯玛仪经过不懈努力才把这个帝国重新统一起来，塔赫玛斯普也用他的毅力将这种统一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然而，这个帝国即将被好战的军阀们分裂割据，他们中有许多人是齐兹尔巴什部落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首领。这波政治动乱的核心在于悬而未决的王位继承问题。然而，继承问题也引发了权力结构内的一系列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红头军”部落首领对领地的争夺，随后，他们又想控制萨法维王位。波斯的政治文化至少非正式地遵守着长子继承制，即由长子继承王位。正是依据这一传统，塔赫玛斯普才得以登上王位。然而，这种有序的王位继承传统并没有建立制度性的框架，更难以奢求这些人能够达成共识，遵守这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红头军”是一支各部相互协调的军队，鉴于在过去几十年里，这支军队已经四分五裂，新仇旧恨从不间断，因而，“红头军”在塔赫玛斯普的继承人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责任在于塔赫玛斯普自身。
在塔赫玛斯普统治期间，依靠并不稳定的恩主-侍从关系建立起来的网络开始瓦解。虽然一些“红头军”将领是老一代精英的后代，但事实上，这些部落不再仅仅按照血统来组织，他们更像是为了保护其成员特权，以及获取更多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而成立的政治派系。随着旧集团忠诚度的降低，“红头军”对他们的特权习以为常，他们原来的联盟出现了严重裂痕。到16世纪末，他们不再是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他们可以在各省分配大片的土地，领取丰厚的政府抚恤金，分享战争中所获的战利品以及享有军事贵族的崇高地位，但他们之间也因此更易产生派系之争，更渴望得到权力，而这种野心只能通过精心设计的阴谋来实现。这些阴谋往往是愚蠢的，在萨法维王朝编年史上不胜枚举。
国王的许多儿子都有可能获得王位，他们都是“红头军”实现野心的理想目标。年轻的王位继承者阿巴斯一世（Abbas I）的早期经历说明了萨法维王子不过是傀儡，能够庇护他们免受“红头军”监护者操纵的只有他们的母亲和王室的其他女性成员。尽管从萨法维王朝早期开始，王室女性就在政治进程中扮演着独特，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但是在后塔赫玛斯普的过渡时期，她们的存在才变得更加为人所知。虽然很少有人承认，而且往往带有一种对女性不屑的厌恶之情，但她们的参政显然对萨法维政权中的男权风气造成了明显的冲击。
像奥斯曼和莫卧儿一样，萨法维王朝精英阶层的母权倾向从16世纪晚期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女性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被称为“女性统治的苏丹王国”，女性掌权的巧合出现，可能是因为三个帝国都经历过类似的政治过渡模式。萨法维王朝的王后要么是有基督徒奴隶的血统，要么就是属于权宜婚姻的一方，例如与从属政权间的联姻。随着后宫一夫多妻制的出现，种族之间的竞争与“红头军”之间的争斗一样激烈，母子间的纽带关系会因为缺乏父爱、继位无望而变得更加紧密。因此，王室妇女得以掌权，特别是在不稳定时期。男权主导的政体功能失调、行将崩溃，实际上促成了女性对权力的掌控。
塔赫玛斯普离世后，宫廷内各种族便开始了一场延伸至宫门外的小型革命。塔赫玛斯普的大儿子穆罕默德因为视力受损而被他前途光明的弟弟伊斯玛仪·米尔扎（Isma‘il Mirza）所取代，并长期被父亲塔赫玛斯普囚禁在阿塞拜疆的一座偏远城堡里。伊斯玛仪·米尔扎之所以可以顺利继位，要归功于伊斯玛仪·米尔扎同父异母的姐妹帕里-汗·哈努姆（Pari-khan Khanum）。帕里-汗是一位在政治上十分精明的公主，她的母亲（曾是塔赫玛斯普的红颜知己）是切尔克斯人。帕里-汗·哈努姆联合了部分“红头军”部落首领和切尔克斯奴隶，组成了三方联盟，在继承权之争中成功地击败了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海达尔·米尔扎（Haydar Mirza），并化解了“红头军”和格鲁吉亚人对他的支持。
1576年，新国王伊斯玛仪二世（1576—1577年在位；表1）在加兹温继位，他是一位脾气暴躁、性格古怪的瘾君子，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在位期间，他做了一系列特立独行之事。他曾因“淫邪”的罪名而被囚禁了20年，这一经历让他心中充满愤怒和猜疑。这种偏执的人格很快震惊了整个帝国。完全不顾帕里-汗的反对，这位新国王下令处死所有有继位资格的王室男子，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同时还要杀光“红头军”中的反对派部落首领以及宫廷里的苏菲派守卫。这场屠杀尽管残酷，但意在巩固伊斯玛仪二世的权力，毫无疑问，他急于打破其父留下的微妙平衡。
此外，伊斯玛仪二世持修正主义的观点，批评了他父亲的宗教政策。他短暂而血腥的统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想要放弃萨法维极端的反逊尼派宣传和侮辱早期哈里发的做法，不再强制臣民皈依什叶派，并停止对逊尼派的迫害。他敢于下令清除所有清真寺和公共场所的墙壁上的反逊尼派标语。伊斯玛仪二世将同情逊尼派的波斯官员任命为政府官员，公然蔑视阿拉伯教法学家及其日益增加的追随者。这些举动不仅在“红头军”和教法学家中引起了骚动，也在这个数十年沉浸于反逊尼派宣传的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
伊斯玛仪二世的生命戛然而止，这与他激进的修正主义政策不无关系。当他在行宫被发现时，早已昏迷不醒，陪在他身边的还有他的情人——一名出身卑微的年轻男子。而在事发的前一夜，两人还一起游耍在都城的酒肆间。据推测，他死于吸食过量鸦片，尽管他的“红头军”反对者可能出于自保而促成了他的死亡。抛开阴谋的可能性，这一事件验证了伊朗社会对什叶派的皈依，以及伊朗公开宣布其反逊尼派的立场。诅咒前三任哈里发和其他形式的逊尼派“异端”注定会成为萨法维意识形态的命脉。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神秘死亡，伊斯玛仪二世和他的支持者或许能够克服狂热的什叶派追随者的反对，并促成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减少对非什叶派信徒的骚扰及与逊尼派邻国的冲突，甚至可能将作为国教的什叶派与国家政务脱钩。
伊斯玛仪二世之死使萨法维政权和整个帝国陷入了长达10年的宫廷阴谋中，随之而来的是对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但这只能通过长期内战来解决了。由于别无选择，“红头军”部落首领们在伊斯玛仪二世去世后暂时达成了表面上的一致，把塔赫玛斯普的大儿子苏丹·穆罕默德（Sultan Mohammad， 1578—1588在位）推上了王位，称他为胡达班德（Khodabandeh），意为“安拉之仆”。事实上，他只是“红头军”寡头的傀儡。王位背后的真正权力来自后宫，苏丹·穆罕默德的妻子凯伊尔·内萨（Khayr al-Nesa）很快成为帕里-汗的重要对手，帕里-汗在兄弟伊斯玛仪二世死去后便失去了声望。凯伊尔·内萨，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马蒂·奥雅（Mahd ‘Olya），意为“崇高的摇篮”，她的父亲是半自治的吉兰省的长官，她的儿子是当时尚在襁褓中的小王储——未来的国王阿巴斯一世。
作为苏丹·穆罕默德的实际摄政者，马蒂·奥雅迅速安排了谋杀帕里汗·哈努姆的行动，并将她在宫廷中的切尔克斯派一网打尽。然而，她却无法轻易地阻止“红头军”手握大权并且试图架空她丈夫的欲望，常年丰厚的赏赐并不能换来他们的绝对忠诚。相反，奥斯曼帝国对萨法维高加索诸省的再次入侵，为齐兹尔巴什部落首领们提供了一个借口，他们指责马蒂·奥雅不愿废除1555年的和平条约，并试图同奥斯曼帝国开战。1579年，不愿再容忍马蒂·奥雅的“红头军”部落首领成群结队地闯入了王室后宫，将她从国王苏丹·穆罕默德的怀里拉出来，并把她碎尸万段。给马蒂·奥雅捏造的罪名是她与克里米亚的格来（Giray）王朝的鞑靼王子有不正当关系，而当时鞑靼王子正以难民身份避居在加兹温的宫廷之中。
内乱为奥斯曼帝国军队提供了一个深入萨法维领土的良机。由“红头军”成员伊斯坎达尔·贝格·蒙希（Iskandar Beg Monshi）编写的17世纪早期萨法维王朝的编年史中有一段记载，描述了当时权力斗争的纷繁复杂：
国王（苏丹·穆罕默德）从王室金库中慷慨地分发财宝，每天都是一箱一箱的金币从国库中被抬出来，然后分发给“红头军”的军官们。由于“红头军”的精明与自私，他们的矛盾升级成为军队中弥漫着的对立情绪，造成了冲突、仇恨和严重的分裂。随着“红头军”争吵不休和漫无法纪的消息传播开来，国内也开始出现了可怕的错误。国王的敌人们一直在等着这一天，他们非常乐意趁此机会，从东西两个方向鲸吞伊朗的土地。[5]
1578年至1590年期间，正当萨法维帝国处于最为羸弱的状态时，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Morad Ⅲ， 1574—1595年在位）明目张胆地违反了1555年签署的《阿马西亚和约》，为了夺取阿塞拜疆和高加索地区，他发动了至少4次毁灭性的战争。据记载，在1584年奥斯曼帝国发动的一场大规模战争里，共有30万军队参战，并配备了600支火枪。战争的借口是要把信奉基督教的高加索地区从伊朗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为伊斯玛仪二世的死复仇。当然，这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几次交战，“红头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奥斯曼军队再次占领了所有的萨法维西部省份，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到西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洛雷斯坦和胡齐斯坦。历经1585年的血战，大不里士陷落了，这一次，奥斯曼人留在了这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反抗者进行报复，摧毁了该城一些最重要的防御工事，修建了新的堡垒，并首次将被俘的什叶派男子、妇女和儿童以奴隶或契约的形式，卖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各省。
紧接着，乌兹别克人袭击了萨法维的呼罗珊地区，并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巴尔赫、梅尔夫，甚至马什哈德，也不时地被乌兹别克人占领，这暴露出萨法维在面对双线攻势时的战略弱点。乌兹别克人的进攻导致当地什叶派居民被奴役，他们被带到中亚的奴隶市场上进行贩卖。伊斯坦布尔和布哈拉的逊尼派穆夫提发布了伊斯兰教令，以异端信仰为由，将奴役萨法维伊朗人合法化。而萨法维同样以抓捕“土库曼奴隶”（asir-e Torkaman）来实施报复。
皇储阿巴斯·米尔扎
在外忧内患的局面下，赫拉特省总督、“红头军”首领阿里·库里·汗·沙姆鲁（‘Ali Qoli Khan Shamlu）打起了另外的主意。早在1581年，他就宣布在其监护下，年仅10岁的阿巴斯·米尔扎王子为统治呼罗珊的萨法维沙赫（表1）。东西部“红头军”之间的裂痕使得阿里·库里试图统一呼罗珊，并为自己开拓出一个独立于加兹温和西部“红头军”的地盘。阿巴斯·米尔扎是苏丹·穆罕默德和被处死的妻子马蒂·奥雅所生的第三子，在1578年伊斯玛仪二世大屠杀期间，他奇迹般地逃脱了被处决的命运。很显然，阿里·库里和他的盟友穆尔希德·库里·汗（Morshed Qoli Khan）——一位雄心勃勃且有能力的奥斯塔鲁“红头军”首领，并不确定加兹温政府将何去何从。由于担心入侵的奥斯曼人会占领首都，他们想要让年轻的阿巴斯·米尔扎在东部组建一个新的齐兹尔巴什部落联盟。
到了1587年，齐兹尔巴什部落联盟已经四分五裂，甚至凭穆尔希德·库里指挥的一支仅有2000人的奥斯塔鲁骑兵队就成功地进军首都加兹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斯塔鲁首领和由他监护的王子阿巴斯·米尔扎只能选择加兹温，因为他们已经被再次袭来的乌兹别克人逼出了呼罗珊。加兹温的市民对长达10年的内战已经深恶痛绝，他们支持并欢迎阿巴斯·米尔扎及其摄政王的到来。1587年10月，苏丹·穆罕默德最终退位，不久之后，他18岁的儿子阿巴斯继位为沙赫。新的伊朗沙赫刚戴上镶满宝钻的王冠，就已经暗中盘算如何彻底摧毁“红头军”及其所拥有的一切。他的目的与10年前的伊斯玛仪二世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胜算也并不比伊斯玛仪二世高多少。
建政不到一个世纪的萨法维王朝面临着一个充满危机的前景。伊斯玛仪和塔赫玛斯普试图努力实现的目标已经被国内派系之争和外敌入侵所破坏。到1588年，两个最重要的萨法维城市——大不里士和赫拉特被占领，帝国两翼的大片省份也被吞并。“红头军”将其余的省份瓜分为摇摇欲坠的封地，贫穷的人民遭受着内战、压迫和奴役。由于阴谋算计和软弱无能，萨法维中央政权已经跌到了谷底。
然而，在多灾多难的时局面前，萨法维王朝韧性极强的特点将其与前代国祚短暂的土库曼王朝区别开来，甚至可与强大的邻国媲美。尽管经历了诸多失败，萨法维伊朗仍能形成一种具有一致性的社会宗教意识，就像在其他几个早期的现代国家（如西班牙和英格兰）一样，这种意识能够转变为全国性的宗教。什叶派就像是社会与道德这两大基石的黏合剂，将其牢牢砌合在一起，使得萨法维帝国能够迅速恢复活力。无论是通过武力强制还是道德说服，什叶派信仰遍地开花，并且得以延续了下来。早期的萨法维伊朗仍然很容易受到邻国奥斯曼土耳其火力的侵扰，但伊朗并不会惧怕奥斯曼帝国对逊尼派日益增强的宗教认同。为了消灭伊斯玛仪的救世宏愿，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和乌兹别克人的突袭不曾间断，但也许没有其他因素比这更有助于什叶派伊朗的生存，并促使其逐渐转变为规范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
如果没有这些动荡的经历，要在伊朗的自然疆域内打造一种新的社会认同或许是不可能的。萨法维王朝并没有唤起伊朗的民族国家意识，也没有将伊朗界定为一个政治实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在数百年后才会出现，而政治实体作为地缘政治现实却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萨法维政权所做的是帮助唤醒伊朗的国家意识，巩固伊朗作为政治实体的地位。早期萨法维的经历表明，尽管有共同的波斯文化、宗教和种族联系，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中亚南部地区已经无法再轻易地被并入伊朗的版图之内。伊斯玛仪征服世界的计划注定要止步于伊朗的自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