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私园开放与公园众多

宋代园林的兴盛和当时方便游观赏玩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便利的游观环境让广大民众得到了观摩的机会，民众便产生了向往的心理，并养成了游赏的生活习惯，致使园林游观成为大众生活中频繁进行的一项活动。高度的需求自然会促成园林的大量建造，而使园林更加兴盛。

而所谓便利的游观环境，在宋代有两种情形：一是私家园林的开放，纵人游观；一是公共园林众多，提供给当地居民休闲游玩的场所。这两种情形造就宋人无所阻碍的游园环境，只要兴之所至，便可以尽情游赏，因而游园的风潮大盛，园林的需求也大为增加。这是游园与造园之间的循环性影响。

私园开放，纵情游乐

在宋代诗歌中时常可以见到某些人游某园的作品，如：

宋庠有《春晚独游沂公园》。（一九七）

韩维有《同辛杨游李氏园随意各赋古律诗一首》。（四二三）

宋祁有《闰正月二十五日送客寻春集裴氏园》。（二一五）

晏殊有《寒食游王氏城东园林因寄王虞部》。（一七二）

苏轼有《携妓乐游张山人园》。（七九九）

有的人是独自前往这些私家园林，有的是约同一二好友共游，有的则是群集宴游，更有的携带妓乐前去（“山人”之园），还有的寒食游后作诗寄送朋友。除了独游于春晚之外，多数的情形都显得相当热闹，这些私园俨然成了群众游乐的公共场所。究竟这些私园是在什么情况下让这些人进入的呢？是主人限制性的邀请，还是开放任其参观呢？当然，毫无疑问地，受邀的情形必然是有的，然而开放任民众自由参游的情形也非常普遍。如：

苏人多游饮于此园。（蒋堂《过叶道卿侍读小园》诗自注·一五○）

游人醉不去，幽鸟语无时。（释契松《书毛有章园亭》，二八○）

课儿子兮蓺松菊……春月桃李兮士女倾城。（黄庭坚《山谷集·卷一·王圣涂二亭歌》，册一一一三）

士女蜂蚁来，蟠香散经帙。（张 《南湖集·卷一·自广岩避暑西庵》，册一一六四）

蓺此百亩园，池亭粗供游。（张 ·同上《次韵答张以道茶谷闲步》）

叶道卿的小隐堂、秀野亭（范成大《吴郡志·卷一四·园亭》，在小隐堂秀野亭一条下面载有蒋堂此诗，并引录其自注之语，是知叶道卿此园即小隐堂）是苏人常游的地方，依常理判断，叶道卿不可能多次地邀请大部分的苏人到他的小园游赏，应是苏人主动前去。同样的，称“游人”“士女倾城”“士女蜂蚁来”（西庵是张 南湖园的一部分），都间接表示这些私园是开放供人参观的，主人不可能邀请倾城的士女蜂蚁而来，而且，若是受邀而来，应称为“宾客”，而非“游人”。而“供游”二字则更清楚地说明茶谷本身的建设也以供应游观为目的。由此看来，宋代私园对外开放参观的事实已经隐约浮现。

下面的资料能更清楚地呈现出私园开放的情形：

名园虽是属侯家，任客闲游到日斜。（穆修《城南五题·贵侯园》，一四五）

溪头冻水晴初涨，竹下名园昼不关。（韩维《和朱主簿游园》，四二五）

一任人来往，兹怀亦浩然。（徐玑《二薇亭诗集·题陈待制湖庄》，册一一七一）

西都名园相望，谁独障吾游者？（袁燮《絜斋集·卷一○·秀野园

记》，册一一五七）

（方子通）尝径造一园亭，不遇主人，自盘礴终日。（元·陆友仁《吴中旧事》，册五九○。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有相似记载，见册五八九）

这里说明即使是贵侯之家的名园也往往在白昼时候开着门，一任人们做客闲游到日落时分方罢。徐玑称赞这样的做法是主人胸怀浩然的表现，表示这种做法在当时并非每一家私园都有，所以受到赞美。但是袁燮说长安城的名园众多，没有谁会单单阻碍他前去游赏，则又表示这种私园开放的情形在长安城一带是极普遍的常态，算是一种惯例。至于《吴中旧事》所载，方子通在未通报的情形之下径访一园，不遇主人却又盘桓终日，将此事记录下来成为一件特殊的事情以为谈资，表示在苏州一带也有私园开放的事况，也显示方子通性情的自在。

宋代许多诗人为了强调自己纵游的闲适与自得，也在诗歌中透露了私园开放的消息：

为怜潇洒近城，来往何曾问主人。（祖无择《张寺丞鸣玉亭书事》，三五六）

洛下园池不闭门……遍入何尝问主人。（邵雍《洛下园池》，三六七）

往来何必见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方惟深《游园不遇主人题壁》，八七五）

有花即入门，莫问主人谁。（陆游《剑南诗稿·卷七·游东郭赵氏园》，册一一六二）

何必游园问主人，只寻花柳闹中春。（陈文蔚《克斋集·卷一六·壬申春社前一日晚步欣欣园》，册一一七一）

他们共同强调进入某人园林游赏不必询问主人是否答应，亦即不须经由主人一一许可就可入园。这表示一般游客纵或与主人不相识，只要想参观，都可以自由进入。而事实上，园林既为私人所有，外人进入当然必须经由主人允许，所以这种开放纵游的情形是主人一开始就采取的决定，也就是一种原则性的许可，在此前提之下游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而不必询问主人了。这个现象在洛阳也十分普遍，邵雍描述洛阳的著名园池都是不闭门的，所以他可以在不曾问主人的情形下遍赏洛下名园。而从陆游“有花即入门，莫问主人谁”的游赏经验里也可以知道，在四川剑南一带也是普遍开放私园供参观的。由这些例证可以了解宋代私园开放自由参观的事实，也可以了解它对游赏风气的促进与助益。

私园开放：分享、成名与营利

园林的兴建、整修与维护是非常复杂且辛劳的。开放给广大的民众参观，以至于士女倾城蜂蚁地前来游玩，这对园林可能造成的损坏很大，而后续的整理清洁与维修都会耗费相当大的人力，而且喧闹与歌舞等娱乐也会破坏幽寂美妙的园林气氛。园林主人为什么甘冒破坏的风险与损伤的负担而将他私人拥有的优美景色开放供人观游呢？其原因约有四个。第一个原因是，园林主人较诸游客反而更少有机会享受他的园林景色，所以与众人分享：

虎节麟符抛不得，却将清景付闲人。（贾昌朝《曲水园》，二二六）

伊人何恋五斗粟，不作渊明归去来。（梅尧臣《依韵和希深游乐园怀主人登封令》，二三二）

主人归未归，谁省曾游乐。（梅尧臣《暮春过洪氏汝曲小园》，二四二）

洛下名园比比开，几何能得主人来。（韩琦《寄题致政李太傅园亭》，三三六）

主人贪紬绩，未暇答惊猿。（宋祁《兰皋亭张学士充别墅》，二二○）

主人往往忙碌于功业或宦游他方而无法时时居息游赏自家园林，反而将美丽景色、动人猿啼都闲置或送给闲暇的游客，主人根本无从了解有哪些人游过他的园林。由此可以明白，由于主人无暇观览，私园往往闲置荒废，而园林美色的荒置是主人极不愿意的事，不如开放供人参游以发挥园林的意义与价值。故此有善尽物用和与人分享的两重心态与因素在内。因此即使主人罕至，洛下名园却都是毗邻着开放的。在吴垧的《五总志》中记载了一件事，说司马光在西京时，每日与文彦博等人携妓行春，一天来到他自己的独乐园，园吏见到他便叹息着说道：“方花木盛时，公一出数十日，不惟老却春色，亦不曾看一行书……公深愧之。”（册八六三）这显示司马光为了游赏长安不尽的园林春光，而疏远了自家园林，所以游客至独乐园当然见不到主人。这条资料除了说明园林开放与主人时常不在的对比情况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循环关系，也间接说明了园林开放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在自家园林之外享有更多园林的游赏机会与乐趣，并收到互相观摩的效果，这隐然也是私园开放的另一个原因。而与人分享的同时也能得到像上述徐玑所称美的“兹怀亦浩然”的声誉，可以算是一举数得。

第二个原因是开放供人参观之后，园林景致自然会在人们口中得到描述、流传与称扬，而获得“名园”的声誉。所以私园的开放也有一点竞赛争名的意味：

春色先从禁苑来，侯家次第竞池台。（沈遘《依韵和韩子华游赵氏园亭》，六三○）

于是雪斋之名，浸有闻于时，士大夫喜幽寻而乐，胜选者过杭而不至，则以为恨焉。（秦观《淮海集·卷三八·雪斋记》，册一一一五）

稍晴春意动，谁与探名园。（欧阳修《对雪十韵》，二九四）

名园新整顿，樽酒约追随。（赵汝 《野谷诗稿·卷四·刘簿约游廖园》，册一一七五）

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处。（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清明节》，册五九○）

第一条资料清楚地叙述春天来临时，贵侯之家陆陆续续地竞现其池台之美。“竞”字说明有互相较量之意，较量谁家的园林最美最巧妙。既然要较量，总须有人来评判，而越多人来评赏，其园林之好就越能声名远播，而成为所谓的名园。而从游客的立场来看，游览赏玩当然要选择景色优美怡人、造景特殊的园林，所以上列资料显现的大多是以名园芳圃为其游观的场所，对于名园过而不至则深以为恨，可见当时的名园已成为人们游憩活动所高度需求的生活空间，已经非常生活化了。

园林在中国最初的发展中本是权贵特有的，直到唐宋仍然是权贵拿来当作兴盛的象征。而文人参与造园之后，它更是家风与主人风范格调的代表。就园林主人而言，园林在精神与声名之意义上的价值是最宝贵的。因而开放参观虽然在整修与维护上会耗费人力与钱财，但是能因而得到美好的声名——包括园林的、主人的、家族的（关于园林的家族性意义可参阅本章第三节）美好声名，仍是园主所乐见且乐于从事的。

第三个原因是游赏宴集活动之后时常有吟咏作品完成，这些作品往往被题于园林的壁柱或石头上。而题咏的内容多是由描写园林景色开始，由于优美诗境也同时展现园林之美好，而且基于应酬情面上的需要而多加夸颂园林之奇美，更由于题咏的诗与书法也可成为园林中的特殊景观，制造诗情画意与书艺的效果（关于题诗与书法问题可参阅第四章第三节），所以园林主人非常喜欢游者留下诗文作品。而园林的开放有助于多方人才的题咏，这是与园林声名有关的另一个因素。因为题咏问题将在第六章第四节详论，故此不复赘论。

第四个原因则是非常具体的营利因素。不过这在文字资料中显示得并不多：

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指魏家牡丹）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品叙第一》，册八四五）

独乐园，司马公居洛时建……（有园丁吕直）夏日游人入园，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后几日，自建一井亭，公问之，直以十千为对，复曰：“端明要作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册八六五）

洛阳牡丹号冠海内……其人若狂而走观，彼余花纵盛弗视也。于是姚黄花圃主人是岁为之一富。（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册一○三七）

魏氏池馆开放供人泛舟欣赏牡丹是要收取费用的，每日可获取十数缗。而司马光的独乐园也采取收钱的方式，游人方得入园，虽说只是微有所得，却足以建造一座井亭，可见亦颇有补益。至于园中种有奇异牡丹者，则甚至可以在一次的花季中就靠游赏人潮而致富，可见收入丰赡。司马光将收入赏给园丁吕直以做好人的事况来看，有些园林主人是不在意也不依靠这些钱来维持园林或帮助生活的。但是酌收费用可以为辛劳维护园林的仆丁们增添一点外快，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维修园景。然而为何称之为营利？为何这类资料鲜少？文人写诗作文，尤其是记录其游园经历与心得的作品，就一般的心态来讲，为了营造诗文的深远意境、呈现优美意象、抒发动人的情感或赞扬主人优雅脱俗的格调，即使入园必须缴纳费用，应该不需要也不适合写入诗文。试想以司马温公的身份地位尚且收费，那么一般人家的园林收费开放应是十分普遍的。而就普通人家而言，其收费的原因应是含有营利的成分，就像魏氏园池收费供赏牡丹的日入十数缗便是如此。

私园开放促进游园风尚

由于私园的开放促成游园活动的便利，所以促进了游园活动的兴盛，如：

司马光有《和子华喜潞公入觐归置酒游诸园赏牡丹》诗。（五一一）

共挈一尊诸处赏，谁家得似故园春。（苏舜钦《寒食招和叔游园》，三一六）

陆游有《花时遍游诸家园》诗。（《剑南诗稿·卷六》，册一一六二）

时通判谢绛、掌书记尹洙、留府推官欧阳修皆一时文士，游宴吟咏未尝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园囿之胜，无不到者。（魏泰《东轩笔录·卷三》，册一○三七）

间与浮图、隐者出游，洛阳名园山水无不至也。（《宋史·卷

二八六·王曙传》）游诸园与诸处赏等描述，说明他们常常在一次出游的过程中就一口气游好几座园林。而陆游在一个花季中能够遍赏诸家园，一方面说明了他游园的嗜好，游赏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与频繁度，同时也说明了私家园林开放游玩的普遍性，他才有机会遍赏每一家。而如前所述，因为洛阳名园不闭门，所以欧阳修和王曙等才能无所不到地把洛阳园囿之胜景赏尽。欧阳修、尹洙和谢绛等是文士，而与王曙同游的则是浮图或隐者，这显示出游园的嗜好与习惯广泛地流行于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中。

因为可以自由进出，不必询问主人，不必与主人酬对应答，只是兴之所至而行游，所以游赏活动显得相当自在惬意：

洛阳交友皆奇杰，递赏名园只似家。却笑孟郊穷不惯，一日看尽长安花。（邵雍《和君实端明洛阳看花》，三七三）

遍地园林同己有，满天风月助诗忙。（邵雍《依韵和王安之少卿六老诗仍见率成七》，三七三）

乘兴东西无不到，但逢青眼即淹留。（司马光《看花四绝句》，五○九）

日日寻春春欲还，园林游兴未应阑。（苏颂《次韵程公辟暮春》，五二六）

可观可乐，知者劝游，游者忘归。（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一·寓隐轩记》，册一一六六）

轮流游赏所有的园林都不会因为为客而有所不便之处，反而因为主人不闻不问而觉得十分自在，好似自己家园一般适意。所以会日日前往，会因而忘归。可以想见，自在如家的游赏活动也会促使游园的风气更加兴盛。以上的资料十分清楚地显示，由于私园开放的方便，由于这些游赏活动的自在，园林游赏活动在宋代变得非常普遍且兴盛，几乎成为生活日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下尚可从两个角度更广泛地呈现私园开放促成宋人游园的普遍性。其一是在宋人的行录一类的资料中往往可以看到文士在宦游或旅行的过程中一面前进一面游观的习惯，如：

辛亥，同辛大观游杨氏园、紫极宫。（张舜民《画墁集·卷七·郴行录》，册一一一七）

（淳熙二年四月）初三日游刘氏园，前枕溪，后即屏山。（吕祖谦《东莱集·卷一五·入闽录》，册一一五○）

（庚辰）游惠氏南园。（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五·归庐陵日记》，册一一四八）

这是随着广大空间上的迁徙而一路游赏的例子，显示游园的方便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普遍性。其二是游观者不只是文士贵游，还包括众多的平民百姓，如：

春时纵郡人游乐。（周密《癸辛杂识·吴兴园囿·丁氏园》，册一○四○）

内侍蒋苑使住宅，侧筑一圃，亭台花木最为富盛。每岁春月放人游玩。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园囿》，册五九○）

南园，吴越广陵王元璙之旧圃。（后属蔡京所有）……每春纵士女游观。（范成大《吴郡志·卷一四·园亭》，册四八五）

（朱）有园极广……春时纵妇女游赏。（元·陆友仁《吴中旧事》，册五九○）

都人争先出城采春……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囿……并纵游人赏玩。（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采春》，册五八九）

这些广大的群众多半在春时争相游赏，虽然在春去之后这股热潮也随之消退，但是众多私园的开放纵游才使得这么多的各阶层的人都能自由地赏玩，都能参与并体验园林活动。

由以上所论可以知道，宋代的私园普遍地开放供人参观游赏，使得宋人拥有便于游赏的环境，他们不分阶层不分身份地享受这种便利，而兴起了游园的风潮。这股热潮使园林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游憩处所，一方面大大地提高了园林的需要量，一方面也在互相观摩与刺激之中创造更多佳园。这是宋代园林兴盛的一个原因。

公园众多促进游赏之风

宋代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公共园林的广设。本文于下一章讨论几个宋代著名的园林时，将特别对西湖这个在宋代兴盛的巨型园林组群式的公共园林做一详细的介绍，并对宋代郡（县）圃兴盛的情形做一分析，以呈现各地方政府所属办公单位园林化与地方政府提供民众游憩场所的情形。这些都是为广大的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而本节所论的私园开放的情形事实上也是一种公园化的倾向，可见宋代的公园之众多与普及。由于下一章将对郡圃及地方性公园的兴盛原因做详细的分析，此处只针对一些地方官致力于公园的兴建与整修的事况做一简要的呈现，以为宋代人民游园赏玩风气之所以兴盛的基本说明，再在此背景之上进一步讨论其对园林兴盛的循环性影响。

而所谓地方性公共园林一般说来包含几种内容：

（一）园林化的地方政府治政中心，亦即所谓的郡（县）圃。

（二）郡圃以外由地方政府建设或管理的公共园林，通常有特定的名称，如定州众春园。（见下引文）

（三）园林化的古迹名胜，如南京的乌衣园。（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二·城阙》，册四八九）

（四）园林化的名山胜水，如滁州丰乐亭。（梅尧臣《寄题滁州丰乐亭》，二四七）

这些都是地方政府所掌管的公共园林，也是其治政的内容之一。

在宋代的资料中不难看到地方官致力于公共园林的兴建与整修，首先是兴建工程，如：

蒲宗孟有《新开湖诗六首》。（六一八）

魏了翁有《眉州新开环湖记》。（《鹤山集·卷四○》，册一一七二）

姚勉有《次杨监簿新辟小西湖韵》。（《雪坡集·卷一九》，册一一八四）

舒亶有《和新开西湖十洲之什》。（八八九）

这是完全开设新景的兴建工程，另有整修增补者，如：

凡栋宇树艺前所未备者一从新意……于是园池之胜益倍畴昔。（韩琦《安阳集·卷二一·定州众春园记》，册一○八九）

近移溪上石，怪古苍藓惹。芍药广陵来，山卉杂夭冶。（梅尧臣《寄题滁州丰乐亭》，二四七）

选置东湖最佳处……顿觉亭台增气色。（祖无择《题袁州东湖卢肇石》，三五九）

又如苏轼增筑的西湖苏堤、六桥等景，都是在既有的公园中增造新景物，使其游乐的内容更为丰富。

地方官致力于公共园林的兴建与增修在宋代是不遗余力的。在众多的记文与诗歌中可以了解他们视园林为太平盛世的产物，唯其政修治善、国泰民安，人们才有余力、有心情、有闲暇可以游赏嬉乐，也才有财力可以建造园林。而地方官也往往强调在治务完善、讼稀无事之后才致力于公园的兴修。这样的工作对上可以体现皇帝的仁政德泽，表现平治盛世，所谓“知为太平民，叹语竞聚首”（韩琦《康乐园》，三一九）；对下则有教化百姓，使其在耳目的调畅之中宽阔其胸襟，平和其性情而敬顺自然，所谓“寓闲旷之目，托高远之思，涤荡烦绁，开纳和粹……吾以敦朴化人……兼存为政之体”（余靖《武溪集·卷五·韶亭记》，册一○八九）；对地方官自己而言则可以因此受到歌颂并留下声名，所谓“为湖始何人，人贤物亦久，所以甘棠名，百年犹不朽”（苏颂《补和王深甫颍川西湖四篇·甘棠湖》，五二一）。这种种因素都使各任的地方官努力地兴修公共园林，因而促成公园的兴盛。

公共园林除了由地方政府兴建的之外，还包括众多的寺观园林。寺庙或基于清修的需要而建筑在山林幽寂处，或基于招徕游客以便传教并增添香油钱等因素，如释智圆《孤山种桃》诗自咏道：“我欲千树桃，夭夭遍山谷……夺取武陵春，来悦游人目。”（一三九）为了招徕游人，怡悦其视觉而遍种桃树以拟武陵春色，这说明了寺院致力于造园造景的事实与其原因。因此寺观多拥有优美的园林景致，也成为人们时常游赏的公共园林，如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曾论及宋代皇帝“向道家流事，尊礼方士，都邑宫观，因浸增崇侈。于是人人争穷土木，饰台榭，为游观，露台曲槛，华僭宫掖，入者迷人”。（册一○三七）这一方面说明了道教庙观园林兴盛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庙观园林的华丽精美。至于寺院园林在《武林梵志》中也清楚地展现其园林部分与游客盛多之情形。这从六朝时期便已成为传统，《洛阳伽蓝记》有详细的记载和描绘。宋代寺院也继承此传统。郭祥正在《青山集·附录·青山记》中记述了青山白云院园林的造设之后说：“游人无日不来。”（册一一一六）由以上资料可见宋代的寺观园林相当兴盛，宋人游赏寺观园林的风气也非常兴盛。

下面资料可以窥见宋代寺观园林的游赏活动分布的季节也颇广泛，如：

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摇尽似乘烟霞。（张咏《二月二日游宝历寺马上作》，四八）

予暮春行乐僧舍，涉其中圃，见其牡丹数十本。（宋祁《僧园牡丹》，二二四）

（任中正）张筵赏花于大慈精舍，时有州民王氏献一合欢牡丹，任公即图之，时士庶观者阗咽竟日。（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八·瑞牡丹》，册一○四二）

（杨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徐铉《稽神录·卷一·彭城佛寺》，同上）

（淳熙元年九月）三日游外氏园，有梅坡、月台……（吕祖谦《东莱集·卷一五·入越录》，册一一五○）

春天在游春的风尚下，寺观园林也成为士女嬉游的去处，而且万紫千红的花景和装扮艳丽的女子之间相映成趣。这个季节正是园林阗咽终日的时候。夏天里寺观园林又因清寂幽深成为人们避暑的胜地，而秋冬又有季节性花木的赏玩活动，吕祖谦便是在秋天前去欣赏梅与月景。而第五章第一节论及宋代四季皆游的特色时，亦可看到满觉寺因桂花盛开而游人甚盛。这些景象都说明寺观一类公共园林大量提供了宋人的游赏活动空间。

公园的盛多促成游赏的便利，所谓“吏民随意赏芳菲”（韩琦《壬辰寒食众春园》，三二三），因而也就促进游赏的盛况。在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公园的热闹场面，如：

一旦维新既成，偕贤士大夫相与置酒而落之，游人士女摩肩叠趾聚而观者不下数千人。（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平山堂记》，册一一四○）

四时盛赏得以与民共之，民之游者环观无穷而终日不厌……宴豆四时喧画鼓，游人两岸跨长虹。（钱公辅《众乐亭二首并序》，五三四）

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欧阳修《文忠集·卷四○·真州东园记》，册一一○二）

于是游者日往焉，予乐州人之观游是好。（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七·袁州东湖记》，册一○九八）

时时四方客，顾此亦踯蹰。（刘敞《石林亭成宴府僚作五言》，四六四）

不只是公园新落成之日，游人士女摩肩叠趾地聚观着，而且在一年四季的嘉时令节也是环观无穷，终日不厌。“游者日往焉”“时时四方客”等描述说明日日时时都有游客前往，所以游园活动在时间上与人数上都显得十分密集。这样的游赏风潮必然致使园林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会促使更多的人在生活的空间里追求园林化的居家天地，进而创造更多的园林。金学智认为，宋代开始，“群体游园之风走向炽盛”，这与园林的开放有密切关系。此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他还认为作为审美客体的园林“培养着善于接受园林美的公众”（见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第41—46页），而刘天华在《园林美学》中也认为，“公共游憩的风景园林的发展就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更大的社会意识”（见刘天华《园林美学》，页六三）。这样的接受态度与社会意识对园林的兴盛势必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这是园林与游园之间的循环性因果关系。

由以上所论可以得知宋代的游赏环境对园林的兴盛产生的正面影响。

其一，宋代的私家园林普遍地开放供民众参观游玩，民众可以不必询问主人就自由出入其园，使得私家园林也半具着公共园林的性质。

其二，私园对外开放的原因有：（一）让园林美名远播而得以成为名园；（二）众多游客留下题咏可为园林增添诗情书艺等美景，并有助于声名远播；（三）可酌收入园费用以帮助维护、整修、增添园景或营利；（四）园林主人在功业奔走中荒废园林美景，故将之分享众人，主人之胸襟气度与造园风雅也可得到赞扬。

其三，地方政府视公共园林的兴修为太平治世的象征，并以此为治政之功绩，故多致力于公园之兴修，造成宋代地方性公园的普及与众多。

其四，寺庙往往附有景致优美的园林，也成为宋人游赏的胜地，使宋代的公共园林益形众多。

其五，基于上述几点，宋人的游园环境十分便利，因而促成游赏风尚的盛潮。人们不分身份地位、男女老少，一年不分四季时日，总有游赏活动在各处进行着。这种游赏风尚使园林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自然会更加提高园林的需求量与制造量，而循环性地促进园林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