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
身份加持下的第一功臣
“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凌烟阁上的第一功臣是谁?长孙无忌。唐太宗的凌烟阁诏书里,排名第一的就是他。长孙无忌何许人也?长孙皇后的哥哥,唐太宗最信任的大臣,唐高宗的亲舅舅,武则天的死对头,关陇集团最后一个大人物。这些可以概括长孙无忌的一生。
他为何是凌烟阁第一功臣?在我看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关陇集团和外戚双重身份。
长孙无忌虽然是鲜卑人,但是其文化功底相当深厚,《旧唐书》说他“好学,该博文史”。长孙无忌的先祖是北魏、西魏、北周、隋朝著名大臣,这一点对他一生影响巨大。这不仅因为他是官后代,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关陇贵族集团叱咤风云。关陇集团以出身关陇地区的军功贵族为主,自西魏北周以来一直是左右政坛的中坚力量,这个集团的核心之一就是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这个小集团人不多,但个个是人物,其中包括隋文帝家族、唐高祖家族、瓦岗军领袖李密家族,还有“天下第一老丈人”独孤信家族。为何叫独孤信天下第一老丈人呢?因为他是宇文泰的好友,西魏八柱国之一,位高权重。他一共七个女儿,长女嫁给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也就是北周明帝。四女嫁给李虎之子李昺,生了个儿子叫李渊。七女嫁给杨坚,生了个儿子叫杨广。中国历史上一门出几个皇后的不是没有,但是一门出三个皇后,而且还是三个不同王朝的皇后,其中两个王朝还是未来时,这绝对是独一门。独孤信霸占中国老丈人排行榜榜首已经一千多年了,看来以后这个纪录也没有被打破的希望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巧合?那是因为这个小集团后来左右了整个政坛,权力高度集中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内部通婚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这个现象说明,关陇集团是当时中国政治的核心力量,长孙无忌就是这个集团最后的代表性人物。《旧唐书》说长孙无忌是洛阳人,因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所有在洛阳的鲜卑贵族都被迫把籍贯改成了洛阳。
在前言中提过,凌烟阁的设立是大有用意的。表面看起来是表彰建国功臣,可是长孙无忌在建国战争中真的作为不大。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在太原举兵,兵锋直指长安。此时的隋朝已经四分五裂,一片混乱。当李渊过关斩将来到关中的时候,长孙无忌投靠了李渊。他来到隋炀帝的一处行宫长春宫(位于今陕西大荔)拜见李渊。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不是建国功臣,李渊都打到关中了他才加入,起码可以说太原举兵没他的份儿。
李渊见了长孙无忌,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典签,这个官职并不算高。不过李世民见了他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两人从小认识,而且就在四年前李世民娶了长孙无忌的妹妹为妻,也就是著名的长孙皇后。此后长孙无忌在建国战争中的作用史书记载寥寥,《旧唐书》说他“常从太宗征讨”。也就是说,长孙无忌这个建国功臣当得实在有些勉强,基本上没什么显赫功绩可供夸赞。后来太宗自己也这样评价长孙无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那为啥长孙无忌能名列凌烟阁第一?首要原因就是他的外戚、关陇集团的身份。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感情很好,是中国古代皇室中少有的真爱夫妻,所以爱屋及乌,长孙无忌也就备受重用了。有的人实在看不惯,就向太宗上表提意见,认为长孙无忌太被重视。长孙无忌自己也不安,怕树大招风,于是向太宗提出辞职。迫于无奈,太宗解除了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的职务,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想提拔他为司空,长孙无忌又委托高士廉请辞,太宗对高士廉说,若是冲着长孙无忌的外戚身份重用他的话,那还不如干脆多给他的子孙后代留些金银财宝,之所以重用他是因为他的高超才能。实际上唐太宗心里看重的还是长孙无忌的身份——外戚,加上关陇集团成员,双重保险,这种人自己用着放心。
第二个原因:玄武门首席功臣。
史籍中频繁出现长孙无忌的名字是从玄武门事变开始的。秦王李世民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矛盾日益尖锐,都在暗地里大做手脚,勾结内廷外廷,私蓄武装,准备将对方置于死地。这件事众所周知,从中可以看出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事变中的作用。
作用之一,首倡发动政变。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事变中的作用——一言九鼎。当时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正在鼓动高祖杀掉秦王李世民,秦王府陷入了一片恐慌中。房玄龄是李世民的智囊,他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但是觉得不好自己开这个口,于是找到了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什么叫“周公之事”?就是指周公杀了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这么要命的话,房玄龄觉得只有拉上长孙无忌才能说出口,可见他知道长孙无忌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分量。
房玄龄刚一说完,长孙无忌就大腿一拍:早都想说这个话了,正合我意。于是他去面见秦王,说出了这番话。这可是第一次把杀死太子和齐王的计划放在台面上说,可以想见当时李世民的紧张与不安。长孙无忌开了这个口,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才敢进一步劝说,给秦王加把火,但是秦王一时还不敢下决心。
作用之二,独自支撑。太子和齐王那边也没闲着,当时他们商议,觉得秦王府里最主要的智囊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把这两人赶走就好了。于是他们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房玄龄、杜如晦被放逐到了外地。如此,李世民的心腹就只剩下长孙无忌了。《资治通鉴》记载:“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长孙无忌没放弃,反复劝说李世民,这才帮助李世民下定了发动政变的决心。
李世民决心举事,于是让长孙无忌秘密将房玄龄、杜如晦叫了回来。这是违背皇命的行为,是掉脑袋的事情,所以做得非常隐秘。房玄龄、杜如晦打扮成道士的模样跟随长孙无忌潜入长安。
作用之三,诛杀建成、元吉。到了玄武门事变这一天,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等骁将一起随同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当然,在诛杀建成、元吉的过程中尉迟敬德才是首功,但是在整个行动策划的过程中,长孙无忌厥功至伟。尤其是他第一个在李世民面前说出了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也就是先下手为强杀死太子和齐王。就冲这个,李世民也得善待他。《旧唐书》说太宗即位后立即奖赏他,“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
第三个原因:能力强,忠心耿耿。
这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行政能力强。长孙无忌在行政能力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这人的确不像一般外戚那样是个绣花枕头,他在太宗朝的宰相当中始终名列第一,处理政务熟练老到,太宗夸赞他:“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第二,主持修订律法。长孙无忌还做过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主持修订律法。唐代建国之初,一切典章制度都沿袭隋朝,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从武德七年(624)开始,唐朝制定了自己的律令典章,但是还不完善。太宗即位后立即开始制定新的律令,《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这就是所谓《贞观律》。贞观律的制定过程长达十一年,比较完备。唐高宗即位之后,再次对律法进行修正,并且增加了司法解释,形成了著名的《唐律疏议》;主持者不是别人,还是长孙无忌。千万不要小瞧这个事,《唐律疏议》是所谓“中华法系”的奠基石,历史影响十分深远,《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都与它一脉相承,就连日本、朝鲜的法律也是模仿它的。都说罗马帝国之所以名垂千古,不是因为它那个战无不胜的军团,而是因为它给世界留下了一部《罗马法》。别人有《罗马法》,我们有《唐律疏议》,这是长孙无忌在历史上的贡献。
第三,时刻维护太宗利益。唐太宗一生以善于纳谏而著称,但是也有人总是顺着他,长孙无忌算一个。他对唐太宗的态度跟别人的不一样。别人对待太宗的忠,是对国家的忠,以国家利益为重。他对太宗的忠,是对太宗个人的忠,以维护太宗私人利益为重。太宗屡次让臣下给自己提意见,长孙无忌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您太圣明了,我们顺从还来不及,哪里说得出什么过失。)
在伐辽东的战争中,长孙无忌再次体现出对太宗个人的维护。当时战争的形势是这样:太宗御驾亲征辽东,长孙无忌等随行。辽东早寒,中原军队冬天待不住,一定要在秋季结束之前战胜敌人,可是敌人在辽东地区设立了许多山城,一座接一座地打,很浪费时间。当时有人提议干脆绕过这些据点,由天子亲征,出奇兵直取敌人腹地。长孙无忌站出来反对说:“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天子亲征,安全最重要,跟一般将领打仗不一样。所以他建议按部就班,逐步推进。结果这场战争打成了一场窝囊仗,唐军没有输掉任何一场战役,但就是耗费时间,最后冬季来临,不得不撤离。元代历史学家胡三省评价说:“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胜,独辽东之役,欲以万全制敌,所以无功。”(《资治通鉴》)这是谁的过错?长孙无忌起码要担负部分责任;遇到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怎么维护太宗的利益,国家利益被放在了第二位。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唐太宗手下都是魏徵式的直臣,非也,太宗手下也有长孙无忌这样善于维护他利益,有时甚至会拍他马屁的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明君其实都是用人高手,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善于用人,善于让各种人为我所用,以便维持朝廷的平衡。只用一种部下,只喜欢一种部下的领导不是好领导。
长孙无忌能成为凌烟阁第一功臣还有第四个原因:太宗在交托未来。
唐太宗把长孙无忌放到凌烟阁第一位,还有个动机就是借此烘托其地位,把太子交托给他。不管最后谁做太子,李承乾也好,李泰也好,李治也好,那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图像于凌烟阁之后两个月,就发生了一件大事——皇子齐王祐在齐州谋反被镇压,太子承乾听说之后表示不屑:齐王算什么,我离皇宫一墙之隔,以后你看我的。结果这话被人揭发,太宗勃然大怒,命人将承乾抓起来,命令长孙无忌等进行审讯。
那么此时形势对魏王李泰很有利了,承乾倒了,舍我其谁。不过有件事让他烦心。朝臣中有人支持他,但也有人反对他,谁?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倾向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这时魏王做了一件糊涂事,他私下跑去恐吓晋王李治:“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元昌指的是汉王元昌,太宗的兄弟,他和太子承乾是一伙的,已经被抓起来了。魏王拿他吓唬李治,意思是小心办你个谋反大罪。这招实在是一个昏招,起不到任何作用。李治这个人历来胆小,听了魏王的话真的被吓住了,在太宗面前侍立的时候面带忧色。太宗觉得不对劲,逼他说出实情。李治原原本本地说了,太宗恍然大悟——原来李泰是个阴谋家,绝对不能立他,再加上事先审讯承乾时承乾也说了,自己谋反纯粹是被魏王逼的,他与魏王不共戴天。所以太宗认为承乾和魏王哪个也不能上台,承乾、魏王都不行,只有立了晋王李治,承乾和魏王才可能活下去。所以,太宗最后的决定是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这事让人感慨万千。要知道,在争位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多少人都被卷进来了,包括与世无争的晋王李治。他完全是无欲无求,太宗最开始都没考虑他。斗争进入白热化,立谁都不合适,扒拉开一看,就这小子表现好,不争权夺利,立他吧。这叫“不争是争”,是争夺的最高境界,正如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不争,可以让争夺双方都接受你;不争,可以体现高风亮节。最后这个不争的晋王李治成了笑到最后的人。人生在世,难免要竞争,但是竞争一定要急赤白脸吗?一定要气急败坏吗?李治提供了另一个答案。
立李治为太子的一幕颇为戏剧化。当时朝会结束,其余大臣都退出去了,太宗留下了长孙无忌、房玄龄、李、褚遂良四个人,然后忽然难过地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什么叫“三子一弟”?三子指的是齐王祐、太子承乾、魏王泰,一弟指的是汉王元昌。这些家伙都叛乱谋反,太宗说不想活了,竟然拔出佩刀要自刺。长孙无忌等立即冲上去抱住他,把佩刀夺了下来。这就是演戏,皇帝和大臣议事,大臣离皇帝且有段距离呢,太宗要真想自杀,早一刀捅进去了,他其实在等他们上来夺刀呢。褚遂良把刀夺下来,顺手交给了在一旁的晋王李治。李治在场,说明太宗名义上是和大家商议太子人选,实际上早已内定了。
长孙无忌跟太宗说您究竟打算怎样啊,您别吓唬我们啊。太宗说:“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立即回答:“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听到此话太宗转过头来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你舅舅已经许诺你当太子了,还不拜谢?)李治立即对长孙无忌行大礼。
这些重臣都在场,太宗特地向李治强调长孙无忌的重要性,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他们是一家人,关键时刻其他大臣的重要性都不及长孙无忌。
可是太宗当天晚上后悔了,他又想立另一个儿子吴王恪为太子。吴王恪不是长孙皇后亲生的,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旧唐书》说“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吴王很有才干,太宗认为他像自己,喜欢他,舆论也倾向他。可是他那个血统让人为难,他是隋炀帝的外孙,所以长孙无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力劝唐太宗放弃这个想法,还是坚持最开始的人选——晋王李治。此时这个舅舅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太宗最终下定决心,召集在京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宣布废承乾,立李治为太子。从此长孙无忌就有了另一个使命——保护李治。
太宗临终前选定的顾命大臣就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长孙无忌是他的亲信,是外戚,是继承人的舅舅,同时也是关陇集团最主要的代表。有他在,意味着太宗政治生命的延续,此时的长孙无忌已经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顺便说一句,唐太宗想换吴王恪的举动让长孙无忌从此对吴王恪心存芥蒂。高宗永徽年间,他找了一个借口,说吴王恪想谋反,于是吴王恪被赐死了。吴王恪临死前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他被杀完全是冤案,“海内冤之”。
吴王恪的这个诅咒真的实现了,不过实现者不是别人,而是武则天。武则天是如何获得高宗青睐的,又是如何成为皇后的,这个过程以往研究多有涉及,本书就不细说了。这里要分析长孙无忌力保王皇后的动机和他的失败带来的历史影响。
高宗王皇后是太宗在世时钦定的太子妃。王皇后年轻时美丽,同时出身名门望族——太原王氏。王氏的祖父是西魏大将王思政,所以王皇后家是显赫的关陇集团成员,也正因为如此,太宗特别看重这个儿媳。去世前,太宗当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面,拉着李治的手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正因为有了太宗的托孤,所以长孙无忌、褚遂良特别有底气,无论高宗、武则天如何低声下气求他们,就是坚持不废黜王皇后。最后武则天决心绕开长孙无忌,高宗和她获得了另一个重臣李的支持。
帮助武则天成为皇后的除了李之外,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一群中下级官员。他们或者出身寒门,或者是没落贵族,一句话——都不是关陇集团成员,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物有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等,其中李义府是所有朝臣中最先站出来支持武则天的。此人是个小人,长孙无忌厌恶他,上奏皇上将他贬谪。消息还未公布就被他知道了,他慌忙找朋友商议,朋友给他出主意:现在皇上最苦恼的事情就是想换皇后没人支持,要不你第一个站出来?说不定能争得富贵。于是李义府第一个表态支持高宗和武则天,高宗像捞到救命稻草一般高兴。
随后,和他一样的人也加入了进来,比如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这些人很快成了武则天的心腹。在他们的拥护下,武则天终于如愿以偿,在一场盛大的典礼中被立为皇后。
也正是借助这个集团,武则天最终依靠一个子虚乌有的谋反案扳倒了长孙无忌。武则天及其心腹首先剪除了长孙无忌的羽翼,比如褚遂良、韩瑗、来济等人;最终又找到一个机会,扳倒了长孙无忌。许敬宗在审理太子洗马韦季方朋党案的时候,韦季方自杀未遂。于是许敬宗故意编造谎言,说这是与长孙无忌合谋造反败露而自杀。高宗听了表示惊讶,许敬宗还吓唬高宗说:“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您要下手就赶紧下手,就怕长孙无忌知道事情败露起兵谋反,国家就危险了。)高宗哀叹一声,竟然听从了许敬宗的建议,削去长孙无忌的官爵,抄家,然后将其流放到了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开始还给长孙无忌保留一品大员的待遇。在武则天授意下,许敬宗等继续罗织罪名,说长孙无忌曾与当时已经死去的褚遂良等谋害皇上,罪不可赦。于是,没过多久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杀了。
当时天下很多人都为长孙无忌之死感到惋惜,《旧唐书》说:“无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
武则天铲除长孙无忌的行动无意中影响了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武则天被立后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中国中古史的转折点。长孙无忌倒台是个标志,意味着寒门士族集团战胜了关陇贵族集团,中国的贵族政治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唐末黄巢起义大杀贵族,中国的贵族阶级就此消失了。宋代以后,中国是有贵族而再无贵族政治。从此以后,中国的皇权专制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速发展,到了明清时代达到了巅峰。有贵族辅政,对皇权是个约束和制衡;没了贵族,皇权也就无限膨胀了。这样看来,武则天被立后这事影响甚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孙无忌是凌烟阁上的第一臣,也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