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这类来访者

行为模式

这类陷阱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大多数身为女性的来访者并没有准备好为自己的状况改善和治疗变化承担责任，并且变得积极主动。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她们期待通过其他人的行为使自己变得更好。这些“其他人”主要是来访者周围的人，通常是她们的父母或伴侣。总而言之，与承担自己的责任相比，具有依赖模式的人往往赋予其他人更多的责任。

来访者可以非常积极地表达对他人的期望。罗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明确地说明自己的需求，希望父母转变对自己的行为态度。然而，来访者也可能会压抑这种期望，并相对含蓄地表达出来。正如玛吉特的情况一样。她一成不变地抱怨丈夫，但没有认真考虑过和他分居。她们对某人感到不满或抱怨总是意味着存在这样的前提假设：可以找到倾听者聆听她们的抱怨或愤怒，并可以带来改变。即使这种哀告持续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即“一直很糟糕，永远不会变”，但是只要这种关系不中断，就表明她们尚未放弃由他人做出改变的期待。

案例研究

在一次治疗中，当玛吉特再次对丈夫喋喋不休地抱怨时，治疗师感到些许厌倦。她敦促玛吉特要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不要寄希望于自己的丈夫做出改变。所以，一直生气只能是权宜之计。玛吉特对此闪烁其词，她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让自己显得“卑微”：她开始哭泣，表现出自己不开心。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她请求得到治疗师的安慰和情感支持。当治疗师拒绝她并指出这样不会有进展时，玛吉特说：“我很清楚你是对的，但我就是不愿意承认。”然而，在下次见面时，这种明确的认识又恢复原状——她仍然“不愿意承认”。

治疗关系

来访者对依赖关系的期望通常也会针对治疗师。然而，这种期望往往在治疗开始时并不明显，而是在治疗过程中变得清晰。典型迹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来访者对治疗师有非常高甚至完全夸张的期望（“你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与你面谈总是能使我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来访者觉得治疗非常重要，即便自己并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进展；

•当治疗师因缺乏进展而尝试终止治疗时，来访者经常进行有力的抵制（且对此十分擅长）；

•治疗师被“霸占”，治疗师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调用，但它们并未能使来访者做出转变。

案例研究

罗拉的治疗师越来越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她觉得自己的治疗并没有为罗拉带来任何帮助。罗拉对此的反应非常戏剧化：“你不能在我这么需要你的时候丢下我，我现在这样实在是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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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特一再强调，治疗过程的谈话给她带来了很多好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对待我的人”“你如此理解我，我甚至都没意识到这一点”“那正是对我有利的”是她对治疗的典型表态。她借此保持并加强治疗师与她的联结。

依赖性陷阱往往是治疗过程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很明显，许多治疗师发现与这类来访者打交道特别困难，特别是面对治疗过程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如果治疗师自己经常处于救世主陷阱这种最常见的治疗师陷阱中（见第8章 ），那么来访者的依赖性陷阱就变得更加如鱼得水，因为处于救世主陷阱的治疗师特别容易接受“依赖性来访者将自身本应承担的责任加诸其身上”。这类治疗师只是单纯地想帮助每一个人，即便由于他们与来访者存在距离而很难做到这点。

与症状的关系

当具有依赖模式的人存在严重的精神障碍时，依赖与症状之间往往有所关联。

例如，焦虑障碍或强迫症患者没有伴侣的陪伴或宽慰就无法适应，或者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在危机中需要最大程度的个人看护和支持。

案例研究

依赖性与症状的案例研究

情绪不稳定：罗拉是上述案例研究中情绪不稳定的来访者，当她渴望治疗师帮她稳定情绪和关心她时，症状会更加严重。在她与家人见面后，又会受到创伤，情绪不稳定变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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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患有强迫症的20岁来访者莱娜在进入职场和踏出独立自主的第一步时，由于强迫症而受限。因为强迫症和随之得到的关心，她强迫自己的母亲在日常生活中承担很多责任，并拒绝发展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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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症：48岁的佩特拉患有慢性恐惧症。多年来，她一直无法自己处理许多日常琐事，总是需要伴侣的支持。他们的关系中存在很多冲突，分居问题总是被提起。然而，没有人能想象佩特拉将如何独自应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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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失调：帕梅拉是一位非常容易适应且勇敢的来访者，但青春期时遭遇的一些逆境导致她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这种症状在她踏入职场并独立生活时恶化了。她只能吃特定的东西，她的母亲也被她的病症牢牢拴住，严格按照她的规则做饭，“这样做她至少会吃一点东西”。

在玛吉特等病情不太严重的来访者身上，我们难以察觉到症状与依赖性之间的显著关联。然而通常比较明显的是，在依赖模式中，关系虽然令人不满意，但一直在维持，由此导致该模式的强化，这至少说明依赖性是症状的触发因素或维持因素。

通常，有依赖模式的来访者具有低自尊水平。他们对一个人的依赖往往因为害怕找不到其他人而维持下去。得到他人认同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得到认同。然而，这个问题并不能完全用自卑来解释——因为几乎所有抑郁障碍患者都或多或少有严重的自尊问题，但并不是所有抑郁障碍患者都具有依赖性。

依赖性个体的典型发展背景

从发展背景的角度看，一方面，这些来访者的自主性发展往往并不顺利。来访者要么被过早和过多地给予自主性，要么被过少地给予自主性。另一方面，这些来访者可能有过相互依赖的经历或曾处于虐待关系中。然而，他们可能并不真正承认这一点，而是仍然期盼这类关系能够以某种方式得到改善。

自主性过少。对于一些具有依赖模式的人，他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自主性似乎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他们的父母过度保护，对他们不够信任，且不让他们承担责任。因此，这些被过度保护的儿童和青少年不必学会应对与他们年龄相匹配的挑战，而是总有其他人对此负责。然后，这种模式继续下去——他们认为他人应当为自己负责，并且因自己对此缺乏练习而感到不知所措。人们可能想知道，这些儿童和青少年是否从小就很脆弱且无所适从，以至于他们的抚养者很难培养他们的自主性。然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证实，甚至根本不是决定性因素。

案例研究

卡琳娜是一位24岁的大学生，有广泛性焦虑障碍和安全感缺失的问题。她发现自己很难对即将到来的与她学业相关的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很明显，她总是希望被“牵着手”。她还会经常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让她替自己做日常生活中的决定，如穿什么或做什么。她对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的描述表明，她的母亲总是非常焦虑和操心，自始至终都在试图照顾卡琳娜，并替她做生活中的所有决定和排除所有的困难。

自主性过多。有一些来访者表示，他们过早开始独立自主。例如，当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弟弟妹妹负责，或者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自己克服看病的困难。这通常会带来强烈的亲职化特征，例如，在父母生病或虚弱时，她们需要在很小的时候就承担照顾父母的角色。这可能会与第2章 所述的系统替代家庭陷阱的情况有所重叠。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卫生系统可能在早期阶段提供了一种家庭的替代，例如，护士或医生对孩子表示关注，因为她们小小年纪就不得不照顾自己的父母。

案例研究

索尼娅是一位缺乏安全感和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43岁来访者，表现出很强的依赖性特征，特别是在医疗系统内的各类关系中。她曾接受过许多治疗师和医生的治疗，但是到目前为止，许多治疗对她都不起作用。她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因此在儿童期就必须接受许多眼科检查、治疗和手术。她的单身母亲患有重性抑郁障碍，几乎无法应对自己的生活。因此，只有十几岁的索尼娅不得不经常独自看医生。她讲述了童年时期长期过度劳累的感觉。

虐待。一些来访者讲述过各种受虐待的经历。罗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虐待可能是情感上的、性方面的、身体上或言语上的。通常，这些经历无法“结束”。有依赖模式的人会不断重复相同的经历。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招来新的（或重复旧的）虐待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依赖模式的人会表达出“他不能再这样做”或“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等愿望，这并不鲜见。另外一种反应是受虐者对施虐者表达责备，或者徒劳地要求，希望施虐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做出某种形式的补偿。

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一个表现是对伴侣抱有期待，希望这段关系能够影响自己，让自己克服对于伴侣的依赖。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的幸福安康也与对方的行为有关。然而不幸的是，相互依赖具有很强的惯性，因此难以被撼动。同时，来访者始终抱有对方将有所改变的幻想。就这点而言，前文所描述的依赖性和这里所描述的相互依赖之间存在高度重叠。

案例研究

40岁的社工泽尼雅感到不堪重负，因为她长期处于重压之下，既要面对繁重的工作，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及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吸食大麻多年，完成大学学业后从未在职场中站稳脚跟，生活相对被动。即使她的丈夫处于失业状态，他承担的家庭责任也很少。泽尼雅一次又一次试图说服他去工作，帮他寻找招聘信息和修改简历。即使她从自己的工作中了解到许多类似的情况，她仍然坚信，自己的丈夫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实际上，她应该知道，如果他继续吸食大麻，前景并不乐观。当治疗师谨慎地谈起这一点时，泽尼雅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她的最新计划。显而易见的是，她竭力回避看到事实的真相。泽尼雅的父亲酗酒，但是她的父母仍然一起生活。泽尼雅也会频繁地与母亲通话，倾听母亲对父亲的抱怨，并在情感上支持母亲。在治疗过程中，泽尼雅的症状并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整体情况带来的压力并没有得到改变。

我们在谈到“发展背景”时，常常想到的是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然而，成年期也不容忽视，特别是那些已经长期处于这个阶段的中老年来访者。玛吉特或泽尼雅从几十年婚姻中习得的经验肯定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必须被视作能对她们的依赖行为产生强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