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中央银行的中国特色

现代中央银行不一定是发达国家主要央行今天的形态。在经济进入停滞阶段、利率陷入零下限后，西方主要央行都在超常规量化宽松、扩大资产负债表，有些甚至使用了负利率。我国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尽可能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空间。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西方一度奉为圭臬但在实践中被迫放弃的强调货币主导的政策框架？西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市场化改革？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本书第三部分（第九至十一章）立足我国“转轨”加“新兴”的国情，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要求出发，聚焦如何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重点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加强与金融市场沟通三个方面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

在我国建设现代中央银行的制度起点和基础是什么？第九章通过梳理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工具创新和特点来明确走向现代中央银行的制度起点。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向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而是专门行使央行职能以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在1998年取消了信贷规模管理，并重启公开市场业务，实现了货币调控由对信贷直接行政控制转向数量型的间接调控。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初步完成了利率市场化；2018年以来汇率双向波动、灵活性提升，货币政策逐步由数量调控为主向利率主导的价格型调控模式过渡，并形成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本章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和构成的变化来具象化理解我国的政策工具创新，突出货币政策从以汇率为锚到以利率为纲的转型，流动性从外汇占款被动投放为主到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贷款主动投放。目前仍处在数量和价格工具并重的过渡期，且结构性政策工具使用较多。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多重约束之下通过多样化工具创新实现多重目标的转型央行。

与传统中央银行制度相比，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有五个基本特征：更加注重物价和币值稳定；更加注重运用市场化、价格型间接调控框架；更加注重独立性；更加注重公众沟通；更加注重金融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第十章提出，在这五个方面中，我国央行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差距最大的，可能是利率的市场化传导和调控。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资产价格，利率市场化改革是经济金融领域最核心的改革。“利率是车，汇率是马”，在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灵活性稳步提升之后，“马”已经动了，利率之“车”有了发挥的空间。与西方主要央行相比，处在正常货币政策区间是我们的优势，而短板在于货币政策传导仍有待疏通，在隐性利率双轨制、市场分割和流动性分层背后有着深层次的财政金融体制和机制约束。通过2019年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应对两个案例分析，本章发现现阶段建设现代中央银行的主要矛盾仍是利率传导存在堵点，金融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传导不畅，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难、融资贵。结构性问题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打破，未来需要继续在改革、直达和预期管理三个方面下功夫。在这一进程中，由于多重目标和体制机制的多重约束，求解非常困难，央行不仅是科学更是艺术，需要动态把握好四个平衡：松与紧、实与虚、做与说、内与外。

预期管理被视为现代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伯南克甚至说“货币政策98%是沟通，只有2%是行动”。央行沟通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在理念上受益于经济学理性预期革命和对货币政策传导“黑箱”的再认识，在实践中则是央行独立性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第十一章聚焦于央行针对金融市场的沟通和预期管理，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央行为什么要沟通？央行沟通的边界在哪里？边界之内，央行如何实现有效沟通？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较主要发达经济体更充足，央行的独立性相对偏低，因此央行加强预期管理的紧迫性和动力不及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是我国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显著不及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非理性程度更高，预期变化更容易引发金融市场波动。探索央行如何通过沟通有效管理金融市场预期，对于实现货币政策传导、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市场长期发展均有重大意义。本章基于案例分析提出了央行沟通的“六平衡”一般原则，并根据我国实际提出了基于沟通六要素（6W）的六条针对性建议。必须指出的是，多目标和多重约束下的央行沟通面临较大挑战。对货币政策的观点容易两极化。一种倾向是认为货币政策总是做得不够，什么事情都指望货币政策，将货币政策结构化和工具化。另一种倾向是认为货币政策总是做得太多，因为其独立性不够，总量属性和市场化传导不够突出。这些都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