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真诚的奥勃隆斯基
该怎么办，告诉我，该怎么办？
妻子老了，你却充满活力。
转眼之间，你就感到无法再爱妻子了，
不论你怎样尊重她。
一
小说以出轨开篇，出轨的是安娜的哥哥奥勃隆斯基。奥勃隆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丑恶的浪荡子吗？
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这样评价：“奥勃隆斯基是托尔斯泰创造的所有人物中最最温馨甜蜜的之一。他在安娜和她丈夫间充当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调解人，也体贴地给基蒂和列文牵线。所到之处，他总是带来活力与善意。”（Bloom，237）[1]乍一读，这似乎荒谬绝伦，难以理解。但事实确实如此。奥勃隆斯基最让人难忘的，是那招牌式的善意微笑，甚至在偷情被妻子发现时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脸上。
小说的开始，是奥勃隆斯基与家庭女教师的偷情无意中被妻子多莉发现后的第三天早上。由于愤怒的多莉拒绝和解，拒绝管理家务，家里天翻地覆。奥勃隆斯基是个政府要员，吃过早饭，仆人报告来了个请愿者。得知这人已等了半个小时，奥勃隆斯基叱责仆人：“要跟你说多少遍，（来了请愿者）必须马上通知我！”虽然来人提出了一个根本办不到的荒唐要求，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请她坐下来，认真倾听她的陈述，没有打断一句，然后仔细替她出主意，如何如何去找某某人，甚至用他那粗犷、奔放、漂亮而清晰的字体，迅速流畅地写下一封便函，让她带给那个能帮她的人”。（1.3）
后来安娜也出轨了，卡列宁准备和她离婚时，在莫斯科遇到了奥勃隆斯基，本想“立刻采取一种必需的冷冰冰的态度，但没料到善意的海洋甚至溢出了奥勃隆斯基灵魂的涯岸”。听说卡列宁要离婚，“奥勃隆斯基做出了完全出乎他意料的举动。他叹了口气，瘫坐到扶手椅里。‘不，卡列宁，你说什么呀？’奥勃隆斯基叫着，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即便知道离婚无可挽回，他还是无法接受要跟卡列宁断绝关系的现实：“恕我冒昧，我想除了亲戚关系之外，你对我，至少部分地，也同样抱有我一向对你抱有的亲切友好的感觉，还有衷心的敬意。”（4.8）
奥勃隆斯基有过很多情人，但绝没有玩弄女性的猥琐想法。恰恰相反，他对交往过的家庭女教师、舞女等出身贫寒、被迫外出谋生的女性，充满了同情。为此他完全支持女权主义。
对妻子，奥勃隆斯基很体贴。偷情被揭发时，他正“从剧场回来，高高兴兴，心满意足，拿着一个巨大的梨要给妻子吃”。（1.1）面对妻子的冷战，他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实实在在觉得妻子可怜。他甚至后悔，“早知道这会给她带来那么大的打击，应该想办法更好地在妻子面前隐瞒自己的过错”。（1.2）
当奥勃隆斯基鼓起勇气，主动寻求和解时，他没料到，妻子的痛苦会击溃自己。“当奥勃隆斯基想到妻子的时候，他还能心平气和［……］[2]，心平气和地看报纸、喝咖啡。可当他看到她憔悴的痛苦面容，听见她那听天由命、绝望的嗓音时，他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口，眼里闪烁着泪花。‘天哪，我干了什么啊！多莉！看在上帝分上！毕竟……’他说不下去了，呜咽堵住了他的喉咙。”（1.4）
“所有认识奥勃隆斯基的人都喜欢他，因为他善良、开朗，又无可置疑地诚实。不仅如此，在他身上，在英俊、灿烂的外貌，闪闪发亮的眼睛，乌黑的眉毛与头发，和白里透红的脸庞上，有一种能让遇见他的人从生理上感到亲切和愉快的东西。‘啊！斯蒂瓦[3]！奥勃隆斯基！这家伙在这儿！’碰到他时，人们几乎总是带着高兴的笑容这样说。”（1.5）
没人有理由不喜欢他，除了妻子：“这让人恶心的好脾气，人人都因此喜欢他，夸他，——我恨他的这种好脾气！”（1.4）
二
“对待自己，奥勃隆斯基是真诚的。他不能自我欺骗，让自己相信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一个三十四岁的情感丰富的英俊男子，对只比自己小一岁、已经是五个活着的孩子和两个夭折孩子母亲的妻子，没有感觉了。”（1.2）“最糟的是这事都怪我，我的错。可我又没有错。全部悲剧就在这里。”（1.1）出轨固然有错，但对美的追求是无从反抗的天性。“修复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可能唤回失去的惹人怜爱的魅力，而他也不可能变成麻木的老人。”（1.3）短短的第一部第三章中，托尔斯泰两次强调，虚伪与撒谎“违背他的天性”。“该怎么办，告诉我，该怎么办？妻子老了，你却充满活力。转眼之间，你就感到无法再爱妻子了，不论你怎样尊重她。”（1.11）
诚如布鲁姆所言，奥勃隆斯基和多莉都觉得被生活欺骗了。对奥勃隆斯基来说，婚姻像一个圈套，妻子容颜已老，魅力不再。（Bloom，237）不爱了，他有什么法子？另一位研究者亨利·吉福德（Henry Gifford）说得对：“尽管奥勃隆斯基有种种道德上的麻木，但不虚伪。”（Gifford，204）
奥勃隆斯基甚至还保留了一些贵族的尊严与荣誉感。开销日增，他只能卖掉妻子陪嫁的林地。就在多莉宣告冷战之时，一个买主的信来了，这让他感觉极为不快：“这中间让人最不舒服的，是金钱上的利害关系和有待解决的夫妻和解问题搅在了一起。难道他努力与妻子和好，是受了金钱的蛊惑，是为了卖掉林地吗？想到这里，他感到受了侮辱。”（1.3）
奥勃隆斯基和列文是世交、少年的伙伴。列文在小说中第一次出场，是从乡下的庄园来到莫斯科，准备向基蒂求婚，为此羞涩的他约奥勃隆斯基一起吃晚饭，旁敲侧击，打探他小姨子的消息。在和列文商量晚餐地点时，奥勃隆斯基选择了英吉利酒店，他在那儿欠账最多，“因此觉得避开这家是不对的”。（1.9）
三
奥勃隆斯基信奉的是快乐哲学，他全身心地追求快乐。快乐是一种感觉，感觉来自肉体。所以，他精心保养身体，胸膛宽阔，身躯丰硕，但步伐轻快，毫无笨拙感。小说开篇的那天早晨，他用过早餐，“站了起来，掸了掸西服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宽阔的胸膛，愉快地笑了。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只是良好的消化让他愉悦”。（1.3）
对于感官，他几乎倾注了全部注意力，发自内心地严肃对待。他对感官体验的一丝不苟，非常传神地体现在他和列文的晚餐的描写上。
两人相约在动物园碰头，一起坐马车去英吉利酒店。“一路上，两个朋友都沉默不语。”列文是因为在动物园见到了基蒂，她似乎有意躲避他。而奥勃隆斯基呢？他“全神贯注地思考晚餐该点什么菜”，直到马车到达酒店，才完成了审慎而完美的抉择。（1.9）
但坐下来后，得知餐厅刚到了牡蛎，奥勃隆斯基重新“陷入了沉思”，“脸上露出了严肃的犹疑神情”。（1.10）反复确认了牡蛎是来自弗伦斯堡的新鲜货后，他决定重新设计菜单——因为牵一发即动全身。
对于偷情曝光后，面对妻子的那一刻，不由自主浮现的傻笑，奥勃隆斯基自己解释为“脑神经的条件反射”。（1.1）一切都只是生理反应，都只和肉体，和肉体自身无法控制的运动规律有关。
美国学者唐娜·奥文（Donna Orwin）指出：
因为除了物质之外，别无存在，一切都遵循前定的物理规律，所以奥勃隆斯基将其发挥到极致的身体的生活，是唯一可能的生活。他的身体根据他很难影响、常常完全无法控制的规律行事。有时候部分身体——比如他和多莉对质时条件反射的微笑——甚至会做出违背整体利益的事，这时奥勃隆斯基干脆顺其自然。和他妹妹一样，他也拥有优雅的体态和对微妙情感的非凡感受力。［……］在古代的伊壁鸠鲁主义者[4]和当代的物质主义者同样设想的自然的漫无目的的不断变化中，他如鱼得水。（Orwin，176）
在奥勃隆斯基的潜意识中，他可能觉得自己就像天性调皮的小孩，在捣蛋时被抓，有些小尴尬。他是真诚的，无法假装严肃。一定意义上，他真的像个天真的孩子。
四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说是天真的孩子，还不如说是头快乐的猪。
小说开篇的那天，也就是因偷情曝光家里天翻地覆的时候，奥勃隆斯基“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保养得很好的丰硕身躯在富有弹力的沙发上翻了个个儿，仿佛还想睡一大觉，紧紧抱住另一边的枕头，把脸贴上去；但突然一激灵，他坐了起来，睁开了眼”。想起了梦中的宴会、歌曲，还有幻化为女人的小玻璃瓶，他的“眼睛快乐地闪闪发亮，微笑着陷入思索。‘是，是个好梦，非常好。梦里还有许多美妙的东西，只是表达不出来，甚至醒了就记不清楚了’”。奥勃隆斯基“高高兴兴地把腿从沙发上垂下来，用脚去探那双妻子为他绣上花的金色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并不起身，抬手伸向卧室里挂晨衣的老地方。这当儿他才猛然想起，他并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而在书房，和为什么会这样”。（1.1）
“奥勃隆斯基穿好衣服，洒上香水，整了整衬衫袖口，用习惯的动作把香烟、钱包、火柴、系着双重链子和各种小坠子的怀表塞到几个口袋里。抖了抖手帕，自我感觉洁净、芳香、健康，尽管遭遇不幸但依然能体验到肉体的愉悦，他走向餐厅，每一步都轻盈飘逸。”（1.3）
看到痛苦的妻子，他哭了，“心里对她有说不出的怜惜”。多莉毫不妥协，让他觉得找不到出路。经历了这样的心理波动，走出妻子的房间，路过餐厅时，他注意到在给钟上发条的德国钟表匠，“想起了他给这个一丝不苟的秃头编的笑话——这德国人‘为了不耽误给钟上发条，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笑了。奥勃隆斯基喜欢俏皮的笑话。‘说不定（出轨的事）真会顺利解决！’”。（1.4）
正因为健忘，奥勃隆斯基从未被生活中的困难吓倒，目光永远积极向前，总是以最阳光的心态迎接每一天。
与列文共进晚餐时，奥勃隆斯基这样调侃他：“看烙印我能识别烈马，看眼神我知道哪个少年在钟情。”随后献上美好的祝福：“再没有比这事更让我盼望的了——没有！真是再好也没有了。”（1.10）为了帮助列文克服犹疑与不自信，他甚至告诉列文，多莉有预测婚姻的神秘能力，她断言基蒂会嫁给他，并宣称，在与弗龙斯基的竞争中，机会在列文这边——此时弗龙斯基还没有遇到安娜，尽管他并无意与基蒂结婚，依然暧昧地与她调情，惹得基蒂春心荡漾，并让社交界以为，他和基蒂的婚事已成定局。
但第二天上午，当奥勃隆斯基遇到弗龙斯基时，居然脱口而出：“看烙印我能识别烈马，看眼神我知道哪个少年在钟情。”和对列文说的一模一样。他“完全忘了昨天对朋友的真诚关心，现在对弗龙斯基产生了同样的感情”。（1.17）
奥勃隆斯基与弗龙斯基的这场相遇，发生在莫斯科的火车站。奥勃隆斯基去接妹妹安娜——为了说服嫂子与哥哥重归于好，她专程从彼得堡赶来，而弗龙斯基是去接与安娜同车到来的母亲。哥哥的出轨引出了安娜的故事——正是在车站，她与弗龙斯基第一次相遇。也就在车站，发生了一场悲剧，从一开始就给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爱情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一个护路工不小心被正在倒车的火车轧死了。奥勃隆斯基去了现场，看到了血肉模糊的尸体，他“显然很难过，紧皱着眉，好像要哭出来”。可几分钟后，他已经在跟弗龙斯基的母亲“讨论一个新来的歌女”。（1.18）
甚至妹妹的悲惨结局也不能改变他。因为与弗龙斯基的冲突，安娜在车站卧轨自杀，事情刚过了两个月，在另一个车站，奥勃隆斯基去欢送远征塞尔维亚的兄弟们，偶然听说弗龙斯基也要坐这趟车去塞尔维亚参战，“一刹那间悲伤在奥勃隆斯基的脸上浮现，但一分钟后，踩着轻快的步伐，捋着络腮胡子，他走进了弗龙斯基所在的候车室，已经完全忘了自己曾趴在妹妹的尸体上绝望地痛哭，只把弗龙斯基看作一个英雄和一个老朋友”。（8.2）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评价奥勃隆斯基：“（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享乐至上主义者［……］通常人们是把这种人看作是天真的和可爱的、只知享乐的人，不妨碍别人的、令人感到愉快的自私自利者，过着自己心满意足生活的机敏的人。这类人物通常都有一大家子人，他们对待妻子和儿女都很亲切，但是却很少为他们着想。”（陀思妥耶夫斯基，639）
奥勃隆斯基代表了一类非常现代的人：心地善良，开朗阳光，从生理到心理都非常健康，永不疲倦。但另一方面，他非常肤浅，只关注感官愉悦；非常健忘，哪怕是真诚的同情、怜悯与哀伤，也转瞬即逝，完全被忘却。
[1] Bloom代表作者姓氏，237代表页码，详细出处见书末“引用论著目录”。
[2] 本书用“［……］”代表引用时对原文的省略，而“……”则代表原文中的省略号。
[3] 奥勃隆斯基名字的昵称。
[4] 享乐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