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

李国珍握了握拳头。他的右手和右脚已经干裂，手掌和脚底还留有墨水染成的黑色。墨水由煤粉灰和驴皮胶混合而成，后来李国珍将会辩解说，他是被迫蘸上墨水的。他用手捂住颤动的双眼。由于喝了太多白酒，也因为那些仿佛呼啸叫喊着的日日夜夜，他耳鸣得很厉害。慢慢地，李国珍开始渐次拼凑出发生的一切。

李国珍和他的父亲李茂一起，捏造了一个故事。关于那个性命攸关的文书的签署，只有一份描述留存了下来。李国珍22岁，除了与父亲一起耕种的高粱地以外，他所知甚少。他的涉世未深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他的父亲将诉状呈给了宝坻县新上任的知县。1872年深秋，李茂代他儿子递交了一份诉状。诉状上写，那份离书是伪造的。李茂告诉法庭书吏，李家确实穷困潦倒，他家的田地也的确遭洪水淹了。跟其他乡亲们一样，他们也曾想过变卖家当，拆掉外屋当柴火烧。高粱需要定期雨水灌溉，但在多变的土壤条件下，高粱也能生根发芽。1871年雨水丰沛，1872年雨下得更厉害了。今年的雨天对他们种的粮食来说实在是太多，李茂一家费尽全力也只能勉强过活。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他们也从未考虑过要把李国珍的妻子卖了。将陈氏休掉的离书，连同他儿子手掌和脚底漆黑的墨水印子，都是被迫的，不应该作数。这起诉讼非同寻常。

李家父子说，一个叫吴广义的中年男人把陈氏强行扣留在他家，更关键的是，他并未经过她丈夫或公公的同意。李茂这样向知县解释他们的处境：“子李国珍自幼从吴广义读书，因家寒，子媳李陈氏在吴广义家佣工做活。”

这个解释似乎行得通。作为一名年轻女性，陈玉清的女儿会做基本的女红。与华南相比，华北的雇用劳动力比例很低，但也极少有单个家庭拥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自家的生活。19世纪的土地耕作模式意味着，直隶府的每户人家平均要耕种15亩到25亩地。(31)受雇帮别人家干农活，或者接一些额外的计件活以补贴家用，这并不罕见。陈氏正是以这样的身份第一次迈进了吴家的大门。她不仅要给吴广义和他年迈的母亲做衣服、补衣服，也要织布、刺绣给吴家拿去卖。彼时，约有45%的中国家庭生产棉布，拿到当地或附近的市镇去卖，比如宝坻县县城。(32)陈氏离开夫家，为她的丈夫和公公挣外快。夫家负担不起手工活所需的材料，吴广义则能更好地让她施展自己的手艺。根据李氏父子的供词，新嫁娘很快变成了吴广义家的人质。

李茂继续向书吏口述诉状：“讵料吴广义不顾师徒之分，伊遂霸之心，硬将子媳霸留，不容回家。经子李国珍往找吴广义理问，伊生恶念，云称短伊长支二价钱文，硬行逼笃休书。子李国珍不肯写给，伊将子扣留下，不给饮食，不容出门，子被逼无奈，只得允从，方能回家。”

李茂说，他也曾去找过吴广义讲和。他明白，动用法律不利于乡亲之间的和睦。迫不得已时他才会上报官府，因此，他告诉知县：“即往找吴广义言说，子即或短欠长支钱文，亦不应霸留人口。伊悖横不悦情理。”私了行不通，李茂无计可施，只能回到衙门。他向知县喊冤：“实系视父子软弱无能，欺压太甚，情急奔案，呈明下情，仁明大老爷施恩，作主俯准严传究追人口，使伊知有王章，则父子感颂，鸿恩无既矣。”

从衙门的材料来看，起初，丁知县倾向于接受李茂所说的，相信李国珍被扣留了。丁知县开始怀疑确实是吴广义伪造了离书。通常，站在法庭理据的角度思考问题，是清朝州县官的职责所在。他逐渐习惯于神秘消失的证据、做过手脚的案发现场、失踪的证人、弄虚作假的伤痕和伪造的文书材料。(33)即便是像丁知县这样的县级官僚，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要是一名州县官没能建立起合理的怀疑，他就可能被罚以重金，甚至丢掉乌纱帽。丁知县仔细读过这张离书，发现“情词扭捏已甚”。丁知县用严谨的笔触写道，要进一步调查此事，他还暗示，如果李茂所说的情况属实，那吴广义就要接受重罚。必须召吴广义到衙门来接受审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