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論
中國自殷代有書契記載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三千七百多年了，我們要想把這樣長久時間内的語言歷史知道得很清楚，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因爲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語言的歷史和社會的歷史是分不開的，我們要瞭解漢語歷史的全部，還要把中國社會發展史研究清楚才行；另外一方面因爲語言不是單純的事，它包括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内容非常複雜，不是輕易可以弄明白的。截至目前爲止，單就語音來説，我們所知道的還不頂多，至於語法、詞彙兩方面現在才有人開始着手進行研究，因此我們感覺到要瞭解漢語的歷史還須要作很多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較單純而又切要的是音韻歷史的問題。研究音韻歷史儘管也有很多的困難，例如要考察古音就不能離開文字和文字的記載，可是漢字本身不是拼音文字，它不能把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讀音表現出來，要從字形上去瞭解古代的讀音有時很難。説到文字的記載，雖然也有不少的資料，可是真正能够完全代表實際語音的記録並不太多，因此，在進行研究時也會遇到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一定要排除困難，儘可能地利用各種資料求得問題的解决。這樣做，漢語史的研究才能有新的發展。因爲語言就是一串含有意義的聲音，語音的問題没有解决，語法、詞彙的研究就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要瞭解漢語的歷史，不能不先從歷史音韻的研究着手。
關於語音歷史的研究，清代學者曾經做了一些工作，他們所着重的是周秦時期語音的研究，用古代的韻文和諧聲文字來考究古韻的分部。但是他們的目的只在於讀通先秦古書，並非想要專門作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所以周秦以後漢語語音的發展就很少留意。同時因爲他們缺乏表音的工具，只能作紙面上分部多寡的考證，不能進一步説明各部類的讀音。直到現代因爲受了外國語音學、語言學的影響，音韻歷史的研究才有了新的進展。我們對於周秦音和隋唐以後語音演變的情况比前人知道得清楚多了。
但是在整個兒語音史上還有很多問題没有解决。譬如：由漢以後到南北朝這一個階段語音究竟怎樣？由周秦音經過甚麽途徑才變成了隋唐音？隋唐以前有哪些方音的區别？陸法言的《切韻》究竟代表哪一個時期的語音？還有，由漢到南北朝語音的發展可以分爲幾個時期？每個時期的特徵是甚麽？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音的發展跟人民的歷史有哪些關係？像這一類的問題還不曾有人作出明確的解答，足見語音史上的空當兒還很多。我們知道由漢初到隋末一共八百二十多年（前206—617），不是一個很短的時期，在這一個時期内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變動都很大，而且是承前啓後的時期，如記録語言的文字和文體等莫不如是，那麽，語音一定也不能例外。我們如果撇開這一段不談，就由《切韻》音跳到《詩經》音，那是很危險的。即便言有所中，兩者中間的脈絡是不能没有的。反過來説，假如我們能把這一段歷史弄清楚，不但周秦音和隋唐音中間的關係可以瞭解透徹，就是這一個時期内的訓詁音義和文學作品中的一些音韻問題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研究這一段的歷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清人在這一方面固然也做過一些工作，但是没有甚麽成績可言。例如顧炎武的《唐韻正》總算是取材很廣的一部書了，他爲證明古韻跟《廣韻》的讀音不同，除引羣經諸子屈賦爲證以外，而且引到漢魏以下直至唐初的韻文和很多史傳雜書的韻語，表面看起來似乎博大精深，事實上完全沿襲宋人吴棫《韻補》的辦法，累積許多的材料，用以表明某字與韻書讀音不同，而對於漢魏以下各時代的音韻流變並没有作精密的研究。即使偶爾説明一兩類字的音變情形，也是很粗疏的。顧氏以後，江永的《古韻標準》、段玉裁的《六書音均表》也常常提到漢魏以後的讀音，但是仍然没有脱去顧氏的成規。段氏《六書音均表》分古韻爲十七部，論到漢以後的讀音時他往往含混其辭地説“某某幾部漢以後多合用，不甚區分”，或者説“某某幾部三百篇及羣經屈賦分用畫然，漢以後乃多合用”，甚至於説“漢代用韻甚寬，離爲十七者幾不可别識”。這些話都是皮相之談。不論漢以後用韻如何寬泛，哪能全無界畫呢？總之這不過是爲證明周秦古韻分類的嚴整而附帶提到的話，並非有甚麽真知灼見要用來和周秦音作比較的。清代對於漢代語音真正做過一些工作的只有王念孫一個人。他在晚年曾經把西漢人的辭賦和《史記》《漢書》《淮南子》《素問》《新語》《易林》等書中的韻字都鉤稽出來，按照周秦古韻的部類列成韻譜跟合韻譜[1]，除了少數幾部書如《急就》《太玄》《法言》之外，西漢的材料幾乎網羅殆盡了。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是想有系統地研究西漢的音韻，但只做到先按周秦古韻分部排比的工作，而没有依據這些韻字本身押韻的實際現象來定韻部的分合，所以仍然是没有完成的工作。王氏以外留心漢以後音韻的人，像張成孫摘記漢代韻文的韻字[2]，洪亮吉和胡元玉搜羅漢魏間古書注解中的音讀等[3]，也都僅僅是材料的纂録，並没有甚麽大的貢獻。
到了近代對於這一段的歷史就很有人注意了。有論著的有三個人。首先我們要提到的是王越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之脂支三部及東中二部之演變》和《漢代樂府釋音》兩篇文章[4]。前一篇據説是他所作三國六朝韻譜叙篇的一部分，篇幅很短，僅略述古韻支脂之三部和東中兩部在三國以後的流變。後一篇是爲解釋漢代樂府的韻脚而作。但是在序文裏曾經舉出漢代音韻和《詩經》韻部的不同，大體都是承襲清人舊説，發明不多。例如他説“陽唐庚時與東冬鍾江合，甚且出入青蒸侵咸諸韻”，又説“之部字有轉入尤部者，甚且與宵魚侯出入”，又説“支脂疆界不嚴，甚且通協之咍”，這一類的話都很含混，到底哪些字可以通協，甚麽人的作品如此，一共見到幾次，都没有加以分辨，所以還不是可靠的結論。其次要舉出來的是王力先生的《南北朝詩人用韻考》[5]。這篇文章是從明張溥所輯的《漢魏百三名家集》中選録南北朝和隋初的四十九家的韻文作爲研究的資料，主要的目的在指明這一個時期内用韻的情形和《廣韻》分韻有甚麽異同。研究的方法是以個人作單位的，找出個人用韻的情形以後，再看他們之間的共同點，由共同點的異同再來畫分時期，這個方法是很好的。但是因爲應用的材料少，一切合韻的例子都擱置不談，所以僅達到預期的目的而止，没有討論更多的問題。
另外在這一方面用力最大搜羅最廣的是于海晏先生的《漢魏六朝韻譜》[6]，這部書分《漢韻譜》《魏晉宋韻譜》《齊梁陳隋韻譜》三部分，取材以丁福保所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跟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漢魏六朝部分爲主，除此之外還收的有《史記》《漢書》《淮南子》《春秋繁露》《急就》《太玄》《法言》《世説新語》《文心雕龍》等書，搜羅之富，可以説前所未有。但是全書的缺點還很多。在摘舉韻字一方面，有的讀破句，有的不合韻例，這些可以不談，單就處理材料一方面來説，還缺乏整理的工夫。他的整理的方法是先把某個時期作品中押韻的字摘記下來，標出《廣韻》韻目，然後再看《廣韻》的哪幾韻在這一個時期内是常常通押的，於是定出一個粗疏的類别來，分别録出，成爲“韻譜”。這種辦法只是完全依傍《廣韻》，既没有類目的規定，又把合韻的例子混在一起，顯出叢雜瞀亂，而不得要領。雖然在時代上因爲前後現象的不同把自漢至隋分爲三個時期，但是同一個時期内有哪些作家用韻特殊？同一個字在前後不同的時期内有甚麽聲音的轉變？《廣韻》一韻的字是否歸類一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現象？特殊的合韻例子應當怎樣去解釋？還有，自漢至隋聲調的分類和隋唐韻書有甚麽不同？這八百年間有没有甚麽方音的分歧？他對於這一類的事情都没有顧到，儘管在卷首有韻部沿革總叙一節，但是不能籠罩那些散漫的材料。所以用力雖勤，而結果很差，這是很可惜的[7]。
總起來看，前人對於這一段的音韻歷史固然費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它，但是“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所作的僅是一些初步開墾的工作，還没有很多的建樹。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材料太多，不是一個短時期所能整理清楚的；其次是因爲問題叢雜，没有適當的方法去處理，自然難得要領。
現在我們根據這一個時期内的材料重新做一番研究，從歷史發展的觀點出發想考察下面幾個問題：
（1）由漢到隋音韻的歷史，可以分爲幾個時期？每個時期的特徵是甚麽？
（2）周秦音經過怎樣的途徑才變成了隋唐音？
（3）隋以前有甚麽方音的區别？
（4）《切韻》究竟代表甚麽時代的語音？
（5）高本漢所擬的上古音、中古音是否可靠？
（6）由周秦到隋代“四聲”是怎樣演變的？
（7）漢魏晉南北朝的文學作品中有些問題可否由音韻上來解决？
（8）由漢到隋語音的轉變跟人民的歷史有哪些關係？
這裏所討論的只限於“韻”的問題。研究這些問題可以根據的材料很多，除韻文和子史的韻語以外，像漢魏間的聲訓，魏晉以後的字書音義等都可以作爲參考。不過材料愈多，駕馭愈難，有些特殊的材料是要個别處理的。因此現在但以嚴氏所輯《全文》和丁氏所輯《全詩》爲主，其餘的材料爲輔。
不過，這兩部大書所搜羅的材料都很豐富，運用起來仍然有很多的問題。例如作品的真僞，作者的年代，押韻的條例和韻脚有無譌字等問題都須要留意。舉例來説，譬如相傳的蘇武李陵的五言詩是後人依託的，我們就不能和其他西漢人的作品相提並論；還有像嚴輯《漢文》裏無名氏的《湓城井銘》《鍾山壙中銘》之類材料本身可能有問題，我們也不能作爲研究漢代音韻的根據。又如程曉，嚴氏列爲三國人，但是他的作品中有答傅玄的詩，那麽我們就應當把他算爲晉人[8]；王粲、應瑒等人嚴氏列爲後漢人，但是他們的詩賦多半是在曹魏時所作，因此也要歸入三國一個時期。這是作品的真僞和作者的年代問題。至於押韻的條例和句讀譌字的問題更多。在採擇韻字的時候，我們首先要理清作者用韻的規律，例如四句一韻，二句一韻，上下間韻，句中間韻和换韻的首句入韻或不入韻之類[9]；但是有時依例明明是應當入韻的字，然而在聲音上相差極遠，這就要考量了，其中可能句讀有誤或文字有誤，那還須要加一番校勘的工夫[10]。還有嚴氏輯録《全文》有時一篇是從好幾處搜集來的，片語單文都儘量按照文義補綴在一起，他説“合而訂之，可成完篇”[11]，這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但是從韻脚上來考察就有很多可疑的地方，也許還有脱文，也許這幾句根本不在這個地位，像這樣的情形就須要審慎，不妨寧缺勿濫。例如漢李尤《德陽殿賦》嚴氏據《文選》李善注補“曰若炎唐，稽古作先”兩句，“先”字應當是韻脚，但是未必就跟下文“楹、經”爲韻，所以只好割棄不取。這些都是審覈材料的問題[12]。
可是最主要的問題倒不在此，而是韻文所表現語音真確的程度問題。换句話來説，就是韻文用韻是否完全跟語音相合，它是一種甚麽性質？根據韻文來考察語音是否完全可靠？這個問題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然而我們首先要承認大部分的韻文是充分表現語音的真相的，因爲韻文本身須要讀得上口，如果根本讀不上口，那就失去了韻文的意義；尤其民歌大都是人民口頭創作，當然不會和語音不一致。所以用韻文做爲研究語音的資料是可以的。其中可以顧慮的是文人的作品有没有擬古的作品。因爲文人一向是貴古賤今的，他們受了古人的影響就會去摹擬古人，唐代韓愈的詩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因此聯想到漢代的楊雄，晉代的陸機，恐亦不免。這誠然是一個難以解决的問題。其次可以顧慮的是同一個時代的作家用韻有寬有嚴，不很一致。例如東漢的張衡，曹魏時的王粲，晉代的張華，南北朝時的謝莊、謝朓、王融、沈約、常景、江總、顔之推等人用韻都比同時的人謹嚴，像東漢的班固，晉代的陸機，南北朝時的謝靈運、江淹、庾信等人就比較寬泛。這是怎樣的一個問題呢？其中是不是方音上的不同？就很費考較了。陳寅恪先生在《東晉南朝之吴語》一文裏論東晉以後的情形曾説[13]：
東晉南朝疆域之内，其士大夫無論屬於北籍，抑屬於吴籍，大抵操西晉末年洛陽近傍之方言，其生值同時，而用韻寬嚴互異者，既非吴音與北音之問題，亦非東晉南朝疆域内北方方言之問題，乃是作者個人審音之標準有寬有嚴，及關於當時流行之審音學説或從或違之問題也。
這種看法認爲同一時代内作家用韻的寬嚴互異是由於作家審音的標準有不同不能説不對。舉例來説：由晉張華批評陸機的文章“音楚”一件事就可以解釋明白爲甚麽張華用韻比陸機謹嚴了[14]。這當然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問題。至於其中是不是還跟方音的異同有關，那還要從材料去確定，不宜輕易下斷語。除了以上兩項問題以外，作家會不會因爲受了意思的約束在押韻上也有很勉强的呢？這又是一項問題。據我們想這是免不了的。例如晉陸雲作《九愍》，其中《悲郢》一章有這樣幾句：“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永日；怨谷風之攸歎，彌九齡而未徹。願白獻於承閒，悲黨人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訴，卷永懷而淹恤！”[15]這裏“日、徹、膝、恤”四字是韻脚，但是“徹”字和“日、膝、恤”不是一韻，他寫信給陸機説：“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字。”[16]足見他本人是知道的，可是因爲没有别的合適的字可用，所以陸機也没有能够給他改正。這正是作者有時勉强用一個字來押韻的例子，如果作者自己不説，我們就無從知道了。
由以上所説看來，一個時代的韻文對於當時語音所表現的真確程度有時是不够的。在做爲研究語音的資料的時候，對於這些性質我們必須要認識清楚才不致爲其所誤。但是我們也不必過分擔憂，像文人擬古的作品和勉强湊韻的韻字，我們固然無法確切知道，可是只要另外還有很多和語音相合的資料，即便偶爾夾雜這一些東西是不會害事的；甚至於儘管作家用韻的寬嚴有時不一致，如果材料多的話，真正語音的現象自然也會透露出來，只要看我們整理材料的方法和解釋材料的觀點是否正確了。
本書在審覈材料和瞭解材料一方面已經注意了以上所説的問題，在整理材料一方面也盡力求其正確。韻譜是全書基本的部分，一切結論都是由這些實際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有一分材料，才説一分的話。在編定韻譜的時候最主要的工作是分别韻部。韻部的分合是從縱横兩方面來考察的，横的方面，在一個時代内應當根據各家用韻的一般現象來决定，縱的方面要照顧到前後時代的流變。其他所有個别的例子只可作爲“合韻”看待，另外處理。這就是段玉裁整理《詩經》韻部所説“不以本音蔑合韻，不以合韻惑本音”的辦法[17]。不過有時材料太少，不易下結論，有時材料太多，通合較廣，不易定分合；那麽在“考證”之外就要注意“審音”了。有了韻譜以後，再就作家的籍貫或特有的押韻現象來看方音的問題，並且進一步來考察由漢到隋音韻演變的途徑，構擬讀音。這是本書進行研究的步驟。
經過這一番研究以後，我們知道由漢到隋音韻的演變粗略地可以分爲三個大的時期：兩漢是一個時期，魏晉宋北魏是一個時期，齊梁陳北齊北周隋是一個時期。這跟于海晏先生的看法是相近的。但是每一個時期内前後時代韻部的分合並不完全一致。例如西漢與東漢，魏與晉宋，齊梁與陳隋，前後都略有不同。如果分得更細一點還是可以的。不過無論如何聲韻的轉變互有先後，參差不齊，並不是按照時代可以截然分之爲三的。如果單從大處着眼，這八百多年之間齊梁是最大的分野，齊梁以後和齊梁以前迥然不同。因爲由兩漢到魏晉宋六百八十年間（前206—478）聲韻總在隨着時代轉變，由齊梁直到隋末一百四十年間（479—617）變動就很小了。所以也可以分爲兩個大的段落。可是前六百多年裏兩漢時期去戰國不遠，後一百四十年裏和《切韻》相近，中間魏晉宋正是上承兩漢，下啓齊梁，而是轉變最厲害的一個時期；因此我們分爲三個時期也是很有理由的。底下我們按照這樣三個時期分别討論。
[1] 原書未刊，手稿本藏北京大學。詳見1932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卷一號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
[2] 見所著《説文諧聲譜》附録下，武林葉氏印本。
[3] 洪亮吉有《漢魏音》四卷，收在《洪北江全集》内。胡元玉有《漢音鉤沉》一卷，收在《長沙胡氏雜著》内。
[4] 前一文見廣東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一卷二期，1933年2月。後一文見《月刊》二卷一期、二期，1933年10月、11月。
[5] 見《清華學報》一卷三期，1936年7月。
[6] 1936年著者自印本。
[7] 錢玄同批評這部書説“雖超於吴才老，尚未至於顧寧人”，是很確當的話。見《韻譜》前答書。
[8] 《藝文類聚》《古文苑》都題作晉人。
[9] 詳見本書《兩漢詩文韻譜》前《兩漢詩文韻例》一節。
[10] 詳見本書各譜所附韻字校勘記。
[11] 嚴氏原書凡例語。
[12] 其他問題統見本書《韻譜總説》。
[13] 載《史語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
[14] 見陸雲《與兄平原書》，《全晉文》卷一百二，頁5上。《文心雕龍·聲律篇》説“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也是本於陸雲的這封信。
[15] 見《全晉文》卷一百一，頁2上。
[16] 見《全晉文》卷一百二，頁6上。
[17] 見《六書音均表》四《詩經韻分十七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