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概述

隋末唐初，云南洱海区域分布着被称为“六诏”的六个部族，他们“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资治通鉴》称六诏“兵力相埒，莫能相壹…蒙舍最在南，故谓之南诏”(1)。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支持蒙舍诏“合六诏为一”，建立统一的南诏政权，并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以此为基础，巩固并拓展了两汉以来中国西南疆域，发展成为幅员辽阔、雄踞中国西南的民族政权。

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为权臣郑氏所篡。此后三十余年间，郑氏“大长和国”、赵氏“大天兴国”、杨氏“大义宁国”竞相更迭。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中国西南边疆迎来了三百余年的长治久安。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以“斡腹之谋”率蒙古大军攻灭大理国，进而挥师江南，统一全国，中国历史由此跨入元代。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2)。《元史·地理志》所载大理国辖境与此相当。大理国继承了南诏的制度并有所发展，无论是政体、官制，还是文化、宗教，都体现出一脉相承且更为繁荣、发达的特质。

南诏大理国统一西南边疆的五百余年间，统治者奉行佛教治世的策略，用佛法治理社会，教化人民，佛教因此融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举凡设官选士、教授子弟，乃至普通民众的人生礼仪、日常生活、社会风尚都受佛教影响，整个社会深度佛教化。浓厚的佛教色彩，成为南诏大理历史文化显著的特征。与佛教信仰的不解之缘，使南诏大理研究离不开对佛教的关注与讨论。

1920年代大理地震，千寻塔塔刹被震落，原收藏于塔刹内的文物流散民间，由此引发南诏大理佛教文物搜集与研究的热潮。百年来，佛教文献史料辑佚、整理成果日渐丰硕；文物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南诏大理佛教研究队伍日益壮大，领域逐渐拓展，水平明显提升，学术积累越来越厚重。然而，从总体上讲，研究资料不足的情况仍然十分突出，厘清基本学术问题还是关键点。而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涉及的知识既广且深，譬如佛教文献、佛经、画卷、石窟寺、造像、火葬墓遗存、梵文与白文研究，都需要特别的知识与专门的技能；要理解南诏大理佛教信仰的社会历史情境，需要对东亚佛教交流史，特别是汉代以来西南边疆与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内在关联有深刻的认识。因此，要科学、完整地呈现南诏大理佛教的真实面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学术使命。笔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开启《南天佛国》的书写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