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史》《宋会要辑稿》有关大理国佛教记载

大理国时期的史料，《宋史》有《大理国传》，还有涉及大理国历史的各纪、志、传(7)。《宋史·大理国传》文字少而记事略，有“（政和七年二月）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之文(8)，亦见于《宋史·徽宗本纪》与《玉海》卷一五四，而以《宋会要辑稿》第一九七卷记载最为翔实：

徽宗政和六年（1116）四月，诏：“大理国入贡仪制，令尚书省别行措置。其经由路分，各差监司一员，专一管勾排办，应干支费，并从官给，不得骚扰。”十二月二十三日，大理国遣使贡方物。七年五月五日，诏：“大理国王段和誉可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五百户。”制曰：“朕绍承先烈，绥御多方，惟声教之所加，俾克畏慕，顾舟车之所至，靡不和宁；彼外蕃，奠居南服，能向风而慕义，宜孚号以示恩。大理国王段和誉，躬禀沈雄，性资忠孝，居茂勤王之略，允怀敌忾之心；临遣使人，恪修臣职；奉珍致贡，备著于多仪，款塞来庭，益彰于诚节；式厚懋功之赏，不忘柔远之仁；授以命书，增其官秩，克峻将族之宠，绍开王爵之封，申衍爰田，并敦真食。于戏，办诸侯之命，朕既加以王，灵殿天子之邦，尔其奋于武卫，无替厥服，永孚于休。”(9)

关于大理国的风俗与佛教信仰，《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乾道九年”条记载说：

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1173），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1173）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1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条记载说：

乾道九年冬，有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诩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换所须《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犒遣之而不敢奏也。(11)

同一史料，多次见于宋代史籍，互有详略，说明宋朝对于此次大理国至横山寨“市马”之举非常重视。而此条史料中，有“一姓一名加佛号”的四字姓名，还有“利贞二年”的大理国年号，以及求购书单中的佛经与儒书，引发宋人关注。宋人对大理国的印象是“字画略有方法”，“其人有礼仪”，尊孔重儒，擎诵佛书，其佛经“碧纸金银字相间”，有释儒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