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7)他的父亲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长期担任史官，并有志于继孔子《春秋》而作史。司马迁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精心培养，他读书、游历考察、求诸侯史记、出仕，向董仲舒、孔安国问学，都是在为作史做准备，而《史记》的撰述前后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

一、多方学习积累资料

司马迁在《自序》中称“年十岁则诵古文”。据《索隐》引刘伯庄说，古文是指《左传》、《国语》、《世本》等书，这说明司马迁已具备了相当的小学基础。根据卫宏《汉旧仪》的记载，司马迁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司马谈曾让他乘传外出，“求古诸侯之史记”。

《自序》详细记载了司马迁二十壮游的经历，《史记》许多篇目记录了司马迁的行踪，有不少也与此次出游有关。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具体描绘了这次游历的路线：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浮于沅、湘；窥九疑；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会稽，探禹穴；上姑苏，望五湖；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适淮阴；行淮、泗、济、漯；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厄困鄱、薛、彭城；过薛；适丰、沛；过梁、楚以归，适大梁之墟。(8)

这次壮游，是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是一次目的明确、针对性极强的专业训练。通过实地考察，调查访问，司马迁得以最大限度地接触自然和社会，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丰富了阅历，提高了眼界，更锻炼了意志。这对于他创作《史记》，帮助极大。《史记》对山川地理、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有许多直接得益于作者行万里路的亲身实践。

也正是在游历前后，司马迁曾向董仲舒、孔安国请教过学问。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著称，孔安国则以治《尚书》名家。通过向这两位大师学习，司马迁深化了对史学的认识，更充分地占有了文献资料。

二、接受父亲遗命

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作为太史，他立志继孔子《春秋》而有所著述。他深感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故有意识地培养儿子司马迁，使之成为自己的助手和接班人。司马迁十岁而诵古文，十余岁外出寻求诸侯史记，二十而南游江淮，在此前后向孔安国、董仲舒请教学问，都与司马谈的刻意培养有关。据《自序》记载，司马谈曾多次明确表示，希望司马迁继承自己的事业，完成《史记》的创作。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

元封元年初，仕为郎中不久的司马迁完成出使西南的使命，风尘仆仆地赶回京师。不想他的父亲司马谈因未能参加向往已久的封禅大典，竟“发愤且卒”。司马迁在河、洛之间见到垂危的父亲，聆听了老太史公的最后教诲。《自序》真切地记录了这一令人动容的场景：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司马谈念念不忘的是《史记》的创作。他的深情，他的期望，他的殷殷嘱托，极大地感染了司马迁，司马迁当着父亲的面，立下了庄严的保证。就从这一刻起，创作《史记》的重任完全落到了司马迁的肩上。对于司马迁而言，完成《史记》已不仅是个人的意向和爱好，也不仅仅是孝道的体现，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使命和责任。

三、作史过程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实现了父亲遗愿的第一步，当上了太史。他立即开始“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从事写作的资料准备。

太初元年（前104）在司马迁人生历程中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此年，他积极倡导并参与制定的《太初历》完成并颁布施行。太初改历，标志着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改制的最终完成。与此同时，司马迁开始“论次其文”。在最初的创作实践中，司马迁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修正作史断限。《自序》叙述《史记》记事断限的地方共有两处。一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二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两处文字所言《史记》上下限各有两个：陶唐与黄帝，麟止与太初。对于这两个不同的断限，以前学者取舍各异，众说纷纭，有人甚至认为《自序》经后人窜乱。其实，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同作史的观点出发，这两个断限各有所属，并不矛盾。顾颉刚先生云：“获麟，《春秋》之所终也，帝尧，《尚书》之所始也。谈既欲继孔子而述作，故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9)司马迁认为太初正值《天官书》所云“百年”之期，当西汉鼎盛之际；而太初改历，是西汉盛世的象征；也恰恰是从太初元年开始，司马迁正式投入了《史记》的创作。因此，司马迁将作史下限延伸至太初，是极为自然的。太初共有四年，故《史记》将述史最后断限定在太初四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夏、殷、周三代君主，列国诸侯，无不源出黄帝。司马迁从文献资料的辨证入手，又通过考察风俗教化，了解口碑传言，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选择鉴别，将黄帝定为作史的上限。

太初元年以后的六、七年，司马迁一面任职，一面作史。他受到汉武帝的信任，过着较为舒心的生活，对现实社会，对汉武帝本人的看法，都带有许多理想化的成分。他在与壶遂的对话中，透露出此一时期的作史宗旨，是以歌颂为主调：“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天汉三年（前98），巨大的不幸降临到司马迁的身上。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得罪汉武帝而被处以腐刑。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身心打击沉重之极。以此为契机，司马迁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变。这对《史记》创作影响深远。

司马迁把维护人格尊严，不受屈辱分为若干等级：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10)

面对死亡与腐刑的严酷选择，司马迁经过极为激烈的思想斗争，认真思考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生活的哲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11)司马迁认为，从容赴死并不困难，甚至连奴仆婢妾都能做到，但正确对待死亡，真正做到死得有价值，却并非易事。为了保存一具躯壳而苟且偷生，固然为人们所不齿；而身死名灭，也与蝼蚁无异。当《史记》草创未就之际，如果自己一死了之，无疑有悖于史官的职责，也会辜负父亲的殷勤嘱托，父子两代人的理想和心血就会付之东流。这时去死，不是勇敢，而恰恰是怯懦。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反复思考权衡，司马迁的思想得到升华，建立起了卓越的生死观和荣辱观。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才使他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无以复加的耻辱。孔子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司马迁对此深表赞同，《孔子世家》、《伯夷列传》中一再提到这句话。《自序》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12)《报任安书》云：“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立于君子之林矣。”(13)立身扬名，不仅是孝道的最高准则，而且是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人生际遇，荣辱无常。自古以来，富贵之人而名姓不彰者，不可胜记，相反，有的人生时寂寞，死后却得以名垂后世。司马迁认为，只要能完成《史记》，就可以“偿前辱之责”，即便是死一万次，自己也无怨无悔！

通过李陵之祸，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了西汉盛世的另一面：所谓“明主贤君”并非完人，朝廷大臣多随声附和、阿谀奉承之辈，亲朋之间，人情淡薄如水，酷吏凶神恶煞，令人不寒而栗。更为主要的是：冷峻的现实如同清醒剂，大大冲淡了司马迁的激情、天真和幻想，使他以更为冷静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周围的世界，更加深入地思考社会、历史和人生。司马迁这一段痛苦的经历和人生体验，后来成为他从事创作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受辱、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物，如王蠋、田横、项羽、李广；写了许多身处逆境，却能忍辱负重，终于成就功业，扬名后世的志士，如越王句践、伍子胥、荆轲、韩信、季布等；对孔子、孙膑、屈原、虞卿等人“发愤著书”的精神，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彰扬。司马迁卓越的生死观和荣辱观，他对社会、人事的敏锐洞察，在《史记》的许多篇章中熠熠生辉。

征和二年（前91），《史记》的创作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报任安书》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14)《太史公自序》叙述全书及各部分篇数，与《报任安书》全同，而补充说明一百三十篇总字数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自序》完成以后，《史记》全书已最后定稿。

四、作史时间

赵翼曰：“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历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15)赵翼所论司马迁作史的时间，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史记》是太史公父子两代人辛勤劳动的产物，司马谈发凡起例在前，司马迁继志作史在后，讨论《史记》创作时间，不应忽视司马谈作史这一因素。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任太史之职长达三十年。太史公父子用于《史记》创作的时间，理应超过赵翼所说的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