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司马谈的奠基工作

《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父子对话，有云：“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又云：“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里说得很清楚，早在司马迁动笔之前，他的“先人”已开始编次旧闻，从事《史记》的撰写工作了。

对司马谈参与《史记》创作的事实，《隋书·经籍志二》、司马贞《史记索隐序》、《旧唐书·经籍志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均有论述，可惜语焉不详。俞正燮、方苞、王国维、顾颉刚、李长之、赖长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等，又进一步考证了司马谈作史的篇目。各家论列司马谈作史的篇目，多达数十篇，遍及《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各体。虽然研究者对司马谈作史具体篇目的看法尚有分歧，但司马谈作史这一事实，已为许多学者所确认。(2)

司马谈对司马迁以及《史记》的创作，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学术渊源

《自序》称司马氏出于重黎，颛顼、夏、殷之际，重黎氏世序天地，自周宣王时，司马氏世典周史，至司马谈为太史公。司马迁在《自序》中详述祖先世系，一方面是因不凡的家世而自豪，另一方面也表示了继承光大祖业的志愿。司马迁后来成为太史，与老太史公对本职的热爱以及对司马迁的定向培养，关系至为密切。司马谈学识广博深邃。担任史官，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博学。文史星历，囊括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事，几乎涵盖了当时各个主要的知识领域。司马谈是一位笃学君子，他在自己饱学的基础上，更转益多师，精益求精。唐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杨何《易》学，为学者所宗，黄子是汉初显学——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都作过深入研究，而且留下了精辟的论述（这在下面还要提到）。这一切，无疑给司马迁创作《史记》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二、批判的武器

司马谈不仅学问广博深湛，而且目光敏锐，识见非凡。《自序》所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对先秦学术的批判总结。其论断全面、公正而深刻，是一篇极具理论色彩、极有价值的政治、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指》最为突出的贡献有两点。

第一，《论六家要指》致力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先秦学术作出了全面总结，并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家”的概念。春秋战国时代，诸子驰说，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与之相适应，学术批评也空前活跃。但是，先秦的学术批评，有着明显的缺陷，即偏重于对具体人的评论。如《庄子·天下篇》的学术批评分为六个部分：1．墨翟、禽滑厘，2．宋钘、尹文，3．彭蒙、田骈、慎到，4．关尹、老聃，5．庄周，6．惠施、桓团、公孙龙。《荀子·非十二子篇》主要批评十二人。分为六组：1．它嚣、魏牟，2．陈仲、史，3．墨翟、宋钘，4．慎到、田骈，5．惠施、邓析，6．子思、孟轲。《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虽然考虑到了被评者的某些主张和特点，但由于以人为评论对象，未能就学派演变的角度辨析学术源流，亦未能对整个学派作出全面而切实的评论，它们在批评对象的确定及组合、评判角度的选择，甚至在评论内容诸方面，都有很大的随意性。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全面评论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以此来划分流派，分别评骘其长短。《要指》避免了以往学术批评琐碎、随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显示出全面、客观、公正的特点。司马谈留下《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迁研究各种学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现成的武器。《荀子·非十二子篇》大声挞伐“子思、孟轲之罪”，而《史记》将孟子荀卿列于同传，以为“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老子韩非列传》以为庄子于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申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孟子荀卿列传》论慎到、田骈、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都能从学术流派演变的高度揭示各人学说的本质，而不为纷纭复杂的表象所迷惑。

第二，《论六家要指》找到了学术批评的客观标准。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是政治主张、学术理论之争。学派之间，往往党同伐异，对不同的学说加以批评，同一学派之间，也因主张不尽相同而互相抨击。这种批评，没有提出大家可以接受的批评标准，完全停留于理念之争，因而很难让人心悦诚服。《论六家要指》高屋建瓴，不纠缠于各家具体的主张，首先找到了各派学说的根本相同之点：“《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在司马谈看来，六家著述的根本目的相同，它们都着眼于政治，都希望能将自己的学说应用于改造社会。既然如此，那么，各家学说的优劣高下也就不难比较。司马谈正是以此为立足点，展开了对六家的批评：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法名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的评论，顾及六家的主要内容，指出各家学说的精髓和特点，并以其客观效果作为评判臧否的依据，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批评方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量。《史记》对儒、道、法诸家学说的评价，对汉初黄老之学的肯定，以至于对商鞅、吴起、韩非等具体人物的批评，多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看法如出一辙。《自序》全文载录《论六家要指》，反映出司马谈父子认识上的基本一致。甚至不妨说，《要指》是司马谈父子关于学术问题的一篇共同宣言。

三、体例和内容

（一）通史形式

《自序》载司马谈之言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又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在司马谈看来，孔子树立榜样在前，需要有人继《诗》、《书》、《春秋》而作史，孔子以后“史记放绝”，亟需有人来做一番补救工作，而汉兴以来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容埋没。太史公父子生当五百年之期（实际上不足五百年），应当全面继承六艺，继周公、孔子而有所作为。《尚书》所载史实，涉及到尧、舜及夏、殷、周三代，虽不太详备，但时间跨度很大。太史公综述六艺，将《诗》、《书》、《春秋》熔于一炉，完成春秋以前历史的写作，已经具备通史的规模；作者立志继《春秋》而作史，继续排比史料，自战国、秦楚之际以至于汉武，一部纵贯三千年的通史便最后完成了。因此，《史记》通史形式的创造，实源于司马谈的主张。

（二）本纪世家列传

《孝文本纪》赞云：“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赖长扬先生说：“‘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这个‘于今’理当迄于作者记述之时，显然是在‘改正服封禅’之前。”(3)这一论断完全正确。司马谈作史，在元封元年之前，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三件事均未能举行，而司马迁则是在太初之后才开始“论次其文”，三事都已大功告成。据此判断，《孝文本纪》应出于司马谈之手。

《卫康叔世家》赞云：“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俞正燮云：“《卫世家》赞云：‘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则《史记》世家谈所造，迁特作赞，自称太史公也。”(4)俞氏的结论，可以信从。《卫康叔世家》赞语所称“世家言”，为太史公自称其书。《陈杞世家》、《管蔡世家》称殷、周、秦“有本纪言”，陈、杞、宋、齐、鲁、蔡、卫等“有世家言”，都同出一例。《五帝本纪》称从有关资料中择取雅言，“著为本纪书首”，《秦本纪》称诸侯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滑稽列传》称齐威王威行天下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管蔡世家》称将管、蔡等人事迹“附之世家言”，《鲁仲连邹阳列传》称邹阳事迹“附之列传”，尤可证明《史记》自称其书的情况。《卫康叔世家》的赞语，也显然是针对正文而发。由此可知《卫康叔世家》当为司马谈所作，司马迁“读”其文有所感慨而写成赞语。

王国维云：“公孙季功、董生（自注：非董仲舒）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5)王氏的论断较为谨慎，顾颉刚先生经详细考证，认为《刺客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三传成于谈手无疑”，(6)当属可信。

其余书、表各体，和本纪、世家、列传的其他篇目，也存在司马谈创作的可能，因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这里不一一列出。

（三）内容

如上所举，司马谈作史的篇目有《孝文本纪》、《卫康叔世家》、《刺客列传》等篇，涉及到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而且有正文，有赞语，有合传，有类传。更为重要的是，孝文帝载入本纪，卫康叔及其子孙入世家，一般人物入列传，分工已经明确。《史记》以纪传体为主体，五体中本纪、世家、列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司马谈亲自规划本纪、世家、列传诸体，对《史记》的内容也有巨大影响。《自序》司马谈称欲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迁则云：“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看来司马迁不仅“论先人所次旧闻”，还有意识地贯彻着司马谈的作史意图。

四、一家之言的精神实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再宣称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这一目的的提出，也与司马谈大有关系。司马迁所言“家”的概念和内涵，以及“一家之言”的表达方式，都直接来源于司马谈。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六家著述着眼于社会政治，它们之所以能自成一家，是因为它们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司马谈认为，各家学说的高下之分，取决于它们作用于政治的实际效果。很显然，《论六家要指》中“家”的概念，与政治学说很相似。而司马谈、司马迁高度赞扬《春秋》，也与《春秋》的政治作用有关。司马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又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他认为《春秋》蕴含着褒贬美刺，与“王道”相关。司马迁更是把《春秋》的政治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太史公父子对《春秋》的议论，实为夫子自道，他们仿效《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用意不言自明。司马谈、司马迁十分重视《春秋》的政治作用，又都以继承孔子《春秋》作史自任，表明他们所要完成的“一家之言”，正是像孔子的《春秋》一样有思想、有主张的一部政治著作。

《报任安书》说自己作《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笼统地看，都可以说是《史记》的创作目的。如细加区分，则前两句话是方法和手段，是作者成一家之言的途径。“天人之际”、“古今之变”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作者叙述历史，目的在于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系统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理想、见解和主张。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统一，是《史记》一家之言得以成立的前提。

《史记》的“一家之言”，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影响，但很难将它们归入儒、道、墨、名、法、阴阳任何一家。《史记》的思想体系兼容百家，自成一体，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为这一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司马谈意欲继孔子而作史，决定了政治成为《史记》全书的核心。因此可以说，司马谈最早赋予《史记》以灵魂，《史记》“一家之言”得以成立，离不开他的苦心经营与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