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暴露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羞成怒。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境域，而我们又难能瞥见前途是什么样子。假如我们能够运用来自先前见闻的全部知识，把同样的事件重新经历一番，情况就会不相同了。对我们来说，事情将会显得多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少注意的变化将会显得多么重要，而且往往是多么令人后怕啊!人们从未有过这种体验，而且对历史必然遵循的法则毫无所知，这也许是一件幸事。
然而，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须成为一位预言家，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经验和兴趣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一个人揭示出事件中很少有人了解的方方面面。
以下文字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相当近似于重新经历了一个相同时期——至少也是对一种颇为相似的思想演变过程的再观察。虽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获得的经验，但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通过长期轮流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获得。尽管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中思潮所受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们不一定在相同时间或以相同速度发生作用。因此，通过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人们有时可以再次观察到类似的智识发展阶段。那时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灵敏。当人们再次听到他在20年或25年前首次接触到的主张或方策时，它们就有了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指向明确趋势的征兆。它们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不是必然地，至少也可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现在，有必要说出这句逆耳的忠言，即我们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确实，这种危险并非就在眼前，而且这个国家的形势与近年来德国所出现的形势尚相距甚远，以致人们很难相信我们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然而，这条道路虽然漫长，但却是一条愈往前走就越难回返的道路。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这个国家并非与希特勒德国，也就是目前这场战争[1]中的德国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研究思潮的人们很难对此视而不见，即在上一次战争[2]期间及战后的德国思潮与目前这个国家的思潮之间存在着并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性。现今，在这个国家中肯定存在着同样的决断，要把出于防卫目的而建立的国家体制保留下来用于创造。这里，也有着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同样蔑视、同样的伪“现实主义”乃至犬儒主义，对“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样的宿命论式接受。而且，在我们那些最吵吵闹闹的改革家竭力要我们接受的教训中，十有八九是德国人从上次战争中得出并且助长了纳粹体制产生的那些教训。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将有机会表明，尚有一大批其他问题，会在15年至25年间，使我们看起来会重蹈德国的覆辙。尽管人们不喜欢回想，但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被进步派人士普遍奉为仿效的榜样，正如近年来瑞典已成为进步派人士众目所瞩的典范之国一样，这并没过多少年。那些追忆得更久远的人们都知道，至少对上一次战争之前的那一代人，德国思想与德国实践对这个国家的理想和政策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作者的成年生活大约有一半时间是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度过的，与德国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一半时间则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的。在这12年中，这个国家现已成为他的家乡;他在此期间日益相信，在德国摧毁了自由的力量，至少有些也在这里作祟，而且这种危险的特征和根源，可能比在德国更少为人认识到。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在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而我们要避免相同命运的机会，有赖于我们能否正视危险而且准备修正哪怕最为我们所珍视的希望和抱负，一旦它们被证明是危险的根源的话。不过现在还很难看出来，我们有向自己承认可能犯了错误的精神勇气。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泛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
对不同国家中各种发展的一切类比当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我的论证主要不是以这些类比为基础的。我也并不认为这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不可避免的话，写这本书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人们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努力会引起的后果的话，他们就能防止这些发展。不过直到最近，使他们看到这种危险的任何尝试还很少有希望获得成功。然而，对整个问题更充分地加以讨论的时机现在似乎成熟了。不仅现在问题已更广泛地为人们认识到，而且还有种种特殊的理由，使我们在此关头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还不是提出这种意见针锋相对问题的时候。但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党派问题，我们正讨论的问题也与政党之间争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某些集团可能比另外一些集团较少地需要社会主义，某些集团需要社会主义是出于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另外一些集团则是出于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些对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重要之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须要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大多数人试图做的也不过是按照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改变这个运动的方向而已。
正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希望，我们才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没有什么客观事实使它不可避免。我们在后文中必须提到所谓“计划”的不可避免性，主要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如果那些现在由于他们的深信不疑而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不可抗拒冲力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只有少数人所忧虑的事情，那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去进行的那种追求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使我们在此时应当认真地努力理解那些已创造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人和我们之间重大攸关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迄今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明确理想还很少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己的观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很有分量，但还不够。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种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对这种敌人，仅仅认识这一点还不足以使我们具有抵抗他们所需的坚定信念。当我们必须在敌人所控制的国家或其他地方反对这种宣传时，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便更不够了，在那些地方，这种宣传后果不会随着轴心国的失败而消失。如果我们要向别人表明，我们正为之奋斗的东西值得他们支持的话，仅仅认识这一点是不够的;要它引导我们建立一个能避免旧世界所曾遭到的那种危险的新世界，也是不够的。
英国在战前同独裁者打交道时，同他们的宣传努力和战争目标的讨论一样，表现出目标内在的不可靠性和不明确性，这种情况只能用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和他们与敌人之间各种不同之处的性质认识上的混乱来解释。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被迷惑，是因为我们拒不相信敌人在表白我们所共有的某些信念时是真诚的，也同样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某些其他主张是真心实意的。左翼各政党不是和右翼各政党一样，由于相信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为资本家服务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上当受骗吗?希特勒体制中有多少特点，不曾从那些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推荐给我们模仿，而不了解它们是那个体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与我们希望维持的自由社会不相容呢?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而酿成错误的数量是惊人的。好像我们不想去了解那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仪的幻想。
在没有了解现在支配德国人那些观念的特征和成长之前，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它污辱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英国思想家，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德国思想中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东西。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Goethe)和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吸取的灵感比其他任何人都多[3];它也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对那些接受了德国种族主义中最恶劣的特点借以维持自己的看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的粗陋形式也是一种耻辱。问题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他民族坏;问题在于确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再说，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恐怕这种态度常常不过是一种逃避主义，其原因在于不愿意认识那些并不限于德国的倾向，也在于不愿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放弃那些从德国接受过来的信念，即我们现在仍和德国人过去那样沉迷于其中的那些信念。仅仅由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导致了纳粹体制，这个说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口实，把恰恰是产生那种邪恶的制度强加于我们头上，因而，它是加倍危险的。
本书将要提出的对德国和意大利发展的解释，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流亡者所作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本书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它也就会说明，一个像大多数流亡者和英美报纸的国外记者那样持有现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从正确的角度来观察那些事件。[4]将民族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在社会主义进展下其特权和私利受到威胁的人们所推行的一种反动，这个肤浅而又使人误解的看法，很自然地受到所有这样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虽然曾在那导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活跃一时，但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却中止了活动，并且因此和纳粹发生了冲突，被迫离开了本国。但是，就人数而论他们是仅有的重要的纳粹反对派这一事实，只不过说明了，在广义上看，所有德国人几乎都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旧有含义所指的自由主义已为社会主义所排斥。像我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右翼”和“左翼”现存的冲突，是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常常发生的那种冲突。但是，如果这个解释没错的话，那就意味着许多仍然坚持他们信念的流亡社会主义者，现在虽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却正在帮助其寄居的国家走上德国所走过的道路。
我知道，我的许多英国朋友有时会在偶然听到德国流亡者表达出来的半法西斯主义观点时感到震惊，而这些流亡者真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虽然这些英国观察家将这归咎于他们是德国人的缘故，正确的解释则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经验已把他们带到远远超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已达到的各个阶段。当然，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本国曾从普鲁士传统的某些特征中得到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在德国为双方都引以为荣，这更加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观点。[5]但是如果相信产生极权主义的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因素，那就错了。民族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普鲁士主义——同时，民族社会主义是从群众中兴起，而不是从深受普鲁士传统熏陶并深受其惠的各阶级中兴起的。
[1]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这场战争”均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2]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上一次战争”均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3]由于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因而值得引用莫利勋爵(Lord Morley)的陈述。他在《回忆录》(Recollections)中提到“公认之处”即《论自由》(On Liberty)一文的主要论点“并非原创的，而是源于德国”。
[4]整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即使是最保守的方面所持有的种种看法，会受到该国新闻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左翼偏见的歪曲，其彻底程度可以通过美国对大不列颠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所普遍持有的看法得到充分的说明。那些希望以正确的角度观察欧洲大陆上各种事件的英国人，必定会认真地考虑他的观点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并出于相同的理由受到歪曲的可能性。这绝非意味着对英美驻外记者的真诚性进行反省。但任何人如果熟悉驻外记者们愿意与之密切接触的当地的圈子的话，那么，他要了解这种偏见的来源就根本没有什么困难。
[5]在社会主义和有意识地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普鲁士国家组织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渊源，这是不可否认的，法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就坦白地承认这一点。早在用管理一个单独的工厂的同样原则去治理整个国家这个理想鼓舞了19世纪的社会主义之前，普鲁士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就已叹息:“从来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逝世以后的德国那样，像一个工厂一样被治理过。”引自诺瓦利斯(弗里德里希·冯·哈登堡)［Novalis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信仰与爱情》(Glauben und Liebe)或《国王与王后》(Der Knig und die Knigin)(17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