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一位社会事务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清楚地在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

然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加以补充。尽管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但我像任何人一样可以肯定，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1]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大，我无法找出任何理由。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我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点。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不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伴我成长的那些观点，既然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坚持的观点，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使我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对那些依据流行的时尚在每一个政治主张的申明中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容我附带说一声，我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它也迫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

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充分地意识到。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纳，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者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它们罢了。在其他情况下，我本来应当已经乐于把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留给那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发表于《当代评论》1938年第4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H.D.Gideonse)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承蒙上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在此我谨表谢忱。

1943年12月

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

[1]指英国，后文中“这个国家”均指英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