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1]

我家祖上不是东北人，而是从关内到东北落户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家族不是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而是清末从山西过来的，有可能是山西太谷曹家的后裔，也就是近代山西最著名的晋商曹氏家族的后代。

大约在我爷爷十几岁时，山西太谷曹家破落，我太爷爷太奶奶带着我爷爷到东北落户。爷爷是买卖人。我小时候，爷爷在老扶余的主要街道上租了一间门面房（前店后家），开了一家杂货铺，卖杂货、鞋帽和文具等。我爷爷很善于经营，账目清楚，精于计算，很少亏损。真是有点晋商遗风。

小时候，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靠爷爷杂货铺的收入维持生计。1953年我8岁时杂货铺歇业，爷爷奶奶到长春我二叔家生活。直到1965年我考上北大路过长春，才又见到爷爷。爷爷很瘦，留着山羊胡子，同越南领袖胡志明长得有点像。爷爷的身体一直还算健康，就是老咳嗽（也许是遗传吧，我们家的人都有咳嗽的毛病）。后来我每次放假回扶余都要在长春停留几天同爷爷住在一起。爷爷从1953年起到我二叔那里生活，二叔还是比较孝顺的，因此爷爷的生活也算安定，吃喝不愁。但总体上爷爷是比较压抑的，他是买卖人，闲不住，刚到长春时，他拿着个小筐，在胡同口卖点花生、瓜子和一些小杂货。后来个体工商小贩一律取消，爷爷随便卖东西有违法之嫌，他不服气仍然去卖，市场管理部门就找到我二叔（他是长春电业局的干部、党员），对他说，共产党员的家属绝不能搞资本主义（有一段时间小商小贩、长途贩运等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二叔就不让爷爷再去卖东西了，爷爷只好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很不开心。

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大，爷爷知道我能挣钱了，就几次写信给我，希望我寄点北京的油炒面给他。他年岁大了，做饭不方便，饿了可以冲着喝点儿。我记得每次写信的头几句话都是一样的：“吾孙曹凤岐见字知之……”我没有给爷爷寄过钱，那时我刚毕业，手里没有多少钱，但我隔一段时间就给他寄一包油炒面。1971年夏天我回扶余休假，回来路过长春又住在爷爷那里。爷爷平时很少说话，那次却一反常态，乘没有其他人在场，主动跟我长谈了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凤岐呀，你明年再回来休假就看不到爷爷了，因为爷爷的寿限到了。”他还说：“年轻的时候扶余很有名的算命先生给我算过，我的寿命是65岁，但65岁时我没有死，后来我找到算命先生说：‘你算得也不准啊！’算命先生又掐指一算，说：‘曹先生你做了不少善事啊，阎王爷又给了你15年的寿命，也就是说你可以活到80岁。’算命先生还说了一件具体的事情，他说：‘在一个雨天，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面对一条一尺多宽的深沟不敢过，你是不是趴在沟沿上让妇女抱着孩子踏着你的背迈过沟去了？’我说是有这么回事。”爷爷继续对我说：“我现在已经80岁了，所以你明年休假回来时再也见不到我了。”爷爷还叮嘱我：“你一定要做善事啊！”我半信半疑地听着爷爷的讲述，安慰爷爷说：“您的身体很硬朗，可以活到100岁。”但爷爷的话还真的应验了，第二年（1972）5月，爷爷在没有任何征兆和痛苦的情况下在睡梦中离去，可以说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爷爷膝下有三子，即我的父亲曹会林（长子；曾用名：曹惠霖）、二叔曹春圃（次子）、小叔曹焕林。二叔原名曹沛林，一直在长春电业局工作，1981年因病去世。小叔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离开清华，曾任首都宾馆总经理，现已退休。

我父亲1921年出生，但具体出生日期他自己也说不清。我看到他在填履历表时，出生日期填的是1921年8月1日（把建军节作为自己的出生日）。我记事的时候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在一家兽医桩子（兽医院，主要给牛马看病、钉马掌）学徒和帮忙。194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但没有扛过枪打过仗，而是在后勤部兽医院（在齐齐哈尔）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本来要派遣一支骑兵部队，父亲准备作为随队兽医赴朝参战，志愿军军服已经换好了，但后来因骑兵部队没有过江，就没有去朝鲜。再后来，父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院学习和工作（地点在长春市南关区，1951年母亲曾带我们三姐弟去探亲）。1954年正当准备实行军衔制的时候，父亲复员回家。父亲回扶余后，一直在扶余商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工作，主要负责生猪检疫。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当时并没有冷藏设施，生猪都是现宰现卖，工人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宰杀生猪，这时我父亲必须在现场检疫（那时农村卫生条件很差，收上来的病猪很多，主要是痘猪，人吃了这种猪肉会得绦虫病），由他同意盖检疫合格章后才能上市。对于病猪，由我父亲决定处置方式，是掩埋、炼油（工业用）还是高温蒸煮，都是由我父亲根据病猪的病情、程度做出决定。父亲的工作非常重要，关系到全县人民的健康。父亲十几年如一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去上班，但他毫无怨言，而是认认真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父亲身体不好，年轻的时候因为照料一位患了肺结核（东北俗称痨病）的朋友，自己也被传染了，整天咳嗽不止。由于每天早起，终日辛劳，一直得不到真正的休息，又由于家庭的拖累，我上大学后父亲又得了高血压。1970年，父亲因一次医疗事故而去世，年仅49岁。

父亲年轻时在部队的照片（大约摄于20世纪50年代初）

父亲的革命军人证书，他是1947年参军的

我母亲梁桂芬与我父亲同岁，也是1921年生人。但我们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母亲的生日，也从来没有给她过过生日。母亲的娘家是扶余的殷实人家，我们小时候得到姥姥家很多的帮助。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女人。年轻时父亲参军几年都不回家一次，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活，很是辛苦。母亲是一个非常老实、不善言辞的人，从不跟人争吵，小时候我即使受到邻居孩子、家长的欺负，母亲也连一句护着我的话都不说。母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家庭妇女，只先后两次出去工作过一段时间，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单位都大办工厂，母亲也参加了工作，不过是在县商业局幼儿园做保育员，1959年左右回到家里。第二次是1970年我父亲去世后，商业局为了照顾我们家的生活，给我母亲在商业系统的企业里找了一份临时工干。母亲先是在屠宰场搬猪白条肉（重体力活），后来实在干不动了，就被安排在副食商店里扫地。其间刚好赶上中央有一个关于长期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文件，以母亲的条件完全可以转为正式工，但商业局的领导欺负母亲老实，以种种理由把母亲转为正式工的名额拿掉了，母亲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母亲在精神和身体上长期受到摧残，已经垮掉，1978年得了乳腺癌，1980年3月去世，终年59岁。

母亲的照片（摄于1952年左右）

父母生了8个孩子（其中一胎是双胞胎，就是我和死去的弟弟），成活7个。大姐曹凤琴1943年生，1995年因病去世，年仅52岁。我排行老二，我下面还有4个妹妹和1个弟弟，最小的是弟弟，比我小19岁。现在我们一奶同胞的姐妹兄弟都已经儿孙满堂，从我们这辈算起，又是三代近四十口人了。第三代人中，已经有人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曹氏家族又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了。

现在回想起我的父母真是百感交集，感恩之情和愧疚之情同在。父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我们曾长期住在父亲当解放军时分的一间半房子里，1980年母亲去世后我最小的弟弟还不到18岁，一个人很难独立生活，在姐姐们的撺掇下，竟把房子卖了，当时才卖了3200元，以至于他后来连安身之处都没有），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精神财富。父母都是普通人，但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自己虽然生活艰苦，却仍不忘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人。他们教育我们这些孩子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要诚实、讲信用，要诚恳待人。我们的生活一直很苦，揭不开锅的时候常有，但父母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尤其母亲比较乐观，做饭时常哼着小曲。他们都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困难总会被克服的。父亲曾是解放军战士，对党、对祖国的感情很深，他常教育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人后报效国家。父母的教育对我的健康成长起了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现在具有的与人为善的品质和认真做事的作风，与小时候父母对我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父母结婚照（1942年）

我4岁时照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是同我的大妹妹一起照的，那时她还不到1岁

使我感到愧疚的是，我没有机会好好孝敬他们。他们可以说一天福都没有享就早早离去了。我1970年3月中旬大学毕业，父亲当年6月初就去世了，他一生中就花过我在4月份寄给他的15元钱。1980年我的生活刚开始有所好转时母亲也离开了。

这是1972年我同妻子孙立军结婚时回家照的全家福。前排中间的是我母亲（怀里抱着的是大姐的大女儿瑛子），左边是小弟曹凤龙，右边是小妹曹凤敏。中间一排左起：三妹曹凤莲，孙立军，我，二妹曹凤华。后排左起：大妹曹凤云，大妹夫及孩子，姐夫及孩子，大姐曹凤琴

2019年8月探亲时与部分家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