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北大老同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忆文集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王明珠
九十人生,追忆时代足迹

王明珠,致公党党员,1930年生,上海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1951年参军,1954年退役后进入北京大学,195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英语教学研究工作。

向往革命

我出生于上海,小时候一方面我爱玩、爱热闹;另一方面,上海是一座有着红色传统的城市,我也受到了进步同学的影响。

我在一个教会女中上学,学校里面有一些非常进步的人,其中一些是我十分亲近的朋友,她们带领我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如参观陶行知办的学校及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等。她们的具体帮助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另外,我的大哥在清华大学就读,他经常和我通信,向我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丑恶情况,并介绍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我深受教育。

抗战时期,日本人占据上海。我虽然年龄不大,但对日本侵略者真是深恶痛绝。由于他们的侵略,我外祖父家被炸毁,全家逃难,分散投奔各地亲戚;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大家挤在一起虽然热闹,但是要吃饭粮食不够,只能经常过苏州河去对岸买米,过桥的时候遇到日本哨兵,中国人就必须要鞠躬低头,这种屈辱真让人敢怒不敢言。后来,抗战胜利,我们都非常高兴,认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然而,物价的飞涨和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灾难。许多国民党军人还乱占民房,我家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妻小占据了我们家客厅,而我们姐弟还有家里老人只能挤在小小的亭子间里。他们住我们家也不交房租,连做饭也用着我们的柴米油盐,这就是国民党官兵在我家里的真实情形。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

而上海解放时,我们也见证了解放军的军纪。我亲眼见到,解放军进城,没有强进任何百姓的屋子。他们先是睡在大街上,连弄堂也没有进,一点也不扰民。我是那天清晨出门才见到他们静静地坐在路边休息。由此我深刻体会到新中国和旧中国的不一样,中国共产党就是伟大,因为他们有一片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

投身抗美援朝

1949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刚上大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我至今还记得,同学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自制里面可插蜡烛的红五星灯笼,因为典礼是下午举行的,游行时天色已晚,我们要持灯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由于我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活动,如下乡帮助农民开展土改等。为了宣传,我还上台演过活报剧。

在清华大学就读时于工字厅留影

总之,在清华刚度过两年紧张活泼又很有意义的生活,我就因杨得志将军的一次报告,报名参军了。

那时候,抗美援朝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杨得志将军在清华的圆顶大礼堂里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听得我们热血沸腾。他说,美帝国主义已经打到我们边境了,不可能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让大家安安心心读书了,应该人人立志,誓报祖国。我就立即报名要求参加抗美援朝,我们这一批有十个人参军获得批准,其中只有一名女生,那就是我。当时场面很隆重,我戴着大红花被同学们从清华大学的礼堂里抬了出来。

报名参军后,王明珠(右二)与一同入伍的同学胸佩红花留影

我们参军的接送地点在老北大的红楼,但是很遗憾,我还没上前线,就直接被一所部队学校接走了,因为我是学英语的,他们需要我去培训学员,所以我直接就当了英语教员。尽管没有上前线,但部队的纪律教育却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后来还被派到专门负责纪律管理的部门工作。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结束,许多女同志退役转业,被批准返校读书。

回忆那些名师

回京后我没有再去清华读书,因为院系已经调整,清华的外语学科已转入北大,所以我就随之转入北大上学。

在北大的学习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时候的老师特别好,他们教课特别认真,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就说朱光潜老师,他不仅是著名的美学家,还是知名的翻译家,熟练掌握英、法、德数国语言和文化。有一次朱光潜老师把我叫去,他发现我写的作文中有一个不该犯的语言错误,他不断地追问我为什么那样写,一遍又一遍,硬是要我说出理由来不可。自那以后我写东西就细心多了。还有当时上听说课的时候,老师为了观察我们发音错误的原因,甚至会蹲在地上观察我们发音时口腔里的状态,耐心地帮助我们矫正发音。那时候北大的老师真的是非常严格,也很负责任。

在生活上,老师还十分爱护学生,特别亲切,平易近人。假日的时候还会邀请学生到他们家里包饺子吃。包饺子的时候,老师顺带还教我们口语,一边包饺子,一边用英语告诉我们怎么擀皮、怎么放馅。我们就像上了一堂英语的饺子课,学了,说了,也吃了,大伙都很开心。

我至今都记得老师们亲切而和善的样子,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从事教学工作以后,对学生也比较平等,总觉得虽然学生可能一下子不懂某些东西,但不代表他一辈子不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慢慢清楚的,我们老师一定要有耐心。

毕业以后,我留在北大,先在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英语系教英语,其间承担过数年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的工作,安排与分配每位教师的教学工作并负责聘请外籍教师等。教书育人,一直到退休。退休后,我接任过学校教务部委任的老教授教学督导组工作,同时还担任外院在社会上办的英语学校的副校长,又培养了几批英语学生。我一直是一个好动分子,上学时当过学生会主席,从教后当过学院的工会主席。

1957年,毕业时合影(后排左四为王明珠)

回顾我的教学历程,有一点遗憾,那就是科研做得比较少。我一直认为做老师,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教学,把学生教好了责任就尽到了,但是现在看,单纯教学恐怕不行,做老师还应该做好科研工作。科研和教学应该一致,相辅相成。我希望以后的青年教师也要注意教学科研缺一不可。

如今,我已经是“90后”了,回顾九十年走过的路,风风雨雨,时代足迹。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也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的伟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战略性胜利。然而,不少国家的疫情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形势严峻,这可能和他们的部分思想文化有关,与制度因素有关,比如他们戴不戴口罩都依着自己的意愿办。而我们中国人民相信戴口罩合乎理性、合乎科学,遵守科学规律,信任党和政府。如今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孩子们从小就学习科学,追求真理。我相信,这样下去我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我们的民族前途不可估量!

(采访整理:夏启洋、涂呈颖、张慧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