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祜
风雨多经志弥坚，百年华诞颂党情
1947年1月，在那战乱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里，我作为一个失学失业青年，为谋生走进了北京大学这个革命大熔炉，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从动物学系一名练习生逐步成长为学校总务后勤岗位上的一名干部，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服务，为学校发展和校园建设奉献自己的一生。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回首往事，我深深体会到，是党对我的培养、教育、领导，让我没有虚度年华，让我的人生虽然平凡，却不留遗憾。
走进北大，踏上革命道路
走进北大上班的第一天，我看到理学院大门内外，贴满抗议美军强暴北大女生暴行的大字报，这是我在北大上的第一堂革命课。到动物学系工作后，师生们不仅在工作上教导帮助我，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进步思想也在教育、影响着我。
当年人们称北大校园为“小解放区”，我身临其中，更有切身体会。校园里到处都是丰富多彩的进步社团活动，到处都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墙报。我参加过的诸多活动中，至今还记忆深刻的有在红楼后的千人合唱《黄河大合唱》；民主广场文艺室门外平台上演出根据《白毛女》改编的短剧《年关》；还有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它的唱词流传很广，我们都会哼几句。校园内外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也是激烈紧张，“三青团”的反动宣传语、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和抓人布告不时出现在民主广场，在民主广场举行篝火晚会或是各种大型活动时，墙外军警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每有活动，理学院大门外的板凳上都会坐着两个特务，审视每一个出入的学生。在这个校园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革命圣地延安，知道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知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几乎每个人都向往为这个“明朗的天”而奋斗。
进入北大工作后，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以我们练习生为主的读书小组，学习革命道理。之后参加“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天安门前，想起当年五四运动时，革命前辈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声讨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为民请命，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航程，今天我们青年人同样在天安门前，就是要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1948年春，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地下党领导全市学校教工开展要求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斗争。经党组织同意，我们成立了练习生联谊会，团结练习生们在与国民党控制的旧职员会争夺迎接解放军入城仪式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之后，我们又成立了沙滩校区职员会，团结职员们在解放前后的各项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8年，在北大留影
1949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1月31日下午，我们到西直门城门口迎接入城接管防务的解放军。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北平解放了！2月3日，我们带领职员随北大师生大部队在东交民巷西口列队欢迎解放军入城，热烈沸腾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震动古都。2月7日，我随北大工警联合会一路扭着秧歌到东单广场参加纪念“二七”大罢工大会，会后数十支工人队伍在“二七”车辆厂铁路工人的带领下，敲着锣鼓，扭着秧歌，打着腰鼓，从东长安街、天安门到西单，参加庆祝北平解放大游行。7月1日，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先农坛，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第一次现场听到毛主席向大家问好的声音。10月1日，我们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五星红旗升起，这重要的历史一刻，我永记心头。晚上，大家参加了天安门的庆祝晚会，直到深夜。12月，职工中建立青年团支部，我转入青年团任职工团支部宣委。12月24日至31日，北京大学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举行，北大工会成立，我被选为工会委员，在文体委员会工作。当时我除了要做好动物学系的本职工作外，还要承担比较繁重的青年团和工会的社会工作，在党支部领导下，紧张而有意义的革命工作培养我成长。回忆起1949年的燃情岁月，至今我仍然心情激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我在北大教职员抗美援朝上书毛主席的志愿书上签名，并组织动物学系师生制作动物标本、切片出售后，捐献收入支援抗美援朝。1951年9月29日，我有幸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耳聆听周总理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牢记总理的教诲。1952年1月，北京大学开展“三反”运动，我奉命参加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检查小组（俗称打虎队），对1951年学校一批建设工程的相关人员进行审查，也去看守所审讯与工程有关的承建商人。
走进北大五年多来的革命经历使我得到锻炼，政治觉悟有所提高，遵循党的教导继续成长。1952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搞好后勤，服务师生员工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和清华、燕京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在海淀原燕大校址组建成新的北京大学。8月，学校任命我为北京大学膳食科科长。当年燕京大学有800余名学生，校园内的教学、生活设施周到，一切安排都很妥当，而新北大有3600多名学生，再加上从北大、清华等各个院校来到燕园的1000余名教工，人员突增数倍。三校建委会突击建设，扩建新北大校园4.8万平方米，工程一直在紧张施工。确保师生能按时上课、住宿、吃饭是后勤职工的重要任务，是院系调整进程的重要保障。
院系调整将原北大膳团的职工大部分都留在沙滩，分配到新组建的政法学院等院校，我仅带领10多名炊事员来到燕园，以原燕大的职工为基础，招聘了大批新职工，组建成膳食科。在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下，努力克服困难，使容纳2400人用餐的大饭厅顺利竣工，新组建的学生食堂、留学生食堂、员工食堂、工人食堂等陆续开伙，满足了各类人员对膳食的不同要求，保证了院系调整任务圆满完成。新北京大学10月4日在东操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开学之后，后勤党支部提出“为教学科研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的工作方针，膳食科组织职工认真贯彻。当时的炊事员有来自北大、燕大的老职工，有在社会上招聘的酒店饭铺师傅，还有大批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团结教育好这支队伍是办好伙食的关键。为此，膳食科在党支部领导下设立教育干事，负责炊事员的管理和思想教育、文化学习、业务培训工作。在工会、青年团的支持和党团员带头下，业余学校的文化政治学习、班组的每周生活会都热火朝天。学生会经常组织学生们帮厨，并组织小型文艺演出慰问炊事员，教师们年节都到食堂慰问炊事员和送春联，师生们尊重炊事员劳动，老炊事员又爱护照顾学生如子女。师生们和炊事员的良好互动关系，提高了炊事员们的工作热情，伙食越办越好。膳食科办起豆腐坊做豆浆、豆腐供应食堂，豆渣和食堂的泔水用来喂猪，发展副业生产，这些措施更加促进了伙食的改进，那个时期师生们对伙食都比较满意。膳食科的工作对学校的安定局面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1956年，我调任总务处秘书，仍兼任膳食科科长。总务处经常会参与组织一些大型活动，因为大型活动管理交通、准备饮食等保障工作都离不开后勤。1957年，我有幸直接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也是最难忘的一件大事。4月，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主席来京，我和团委一位同志率百余学生到南苑机场欢迎，毛主席和各位领导与我们只有数米距离。5月1日晚，在中山公园举行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游园晚会，北大学生在中山堂前围成一个圆圈唱歌跳舞，毛主席陪伏罗希洛夫来到这里，学生们更是欢欣鼓舞。因为探照灯刺眼，我搀着毛主席，毛主席搀着伏罗希洛夫在北大学生围起的圈子里整整走了一圈。8月1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30周年军民联欢晚会，同五一晚会一样，北大学生在中山堂前围成一个圆圈歌舞，学生们抢着和朱总司令跳舞，总司令年岁大了，警卫员找我设法“救”出朱老总，我拦住学生陪他到中山堂内休息。他同周总理、陈毅、贺龙等一桌，总理听说我是北大的，就让我坐下，问了些北大的情况，聊了十来分钟，我就礼貌地退了出来。
1958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战在各条战线上。4月16日，北大党委副书记崔雄崑、团委书记张学书和我三人带领6000多名师生，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师生们从河滩下游顶着风沙铲挖砂石，装筐抬上火车，运到水库坝顶，再卸下来铺到坝体，艰苦的劳动让每个人都手肿腰酸，但大家仍坚持不下火线。26日，北大师生超额完成了装运10万立方米砂石的任务，胜利返校。
6月，总务处职工为改变校内没有游泳池的状况，决心发动全校师生义务劳动，将校景亭北侧鸣鹤园遗址的小湖改造成游泳池。全校师生总动员，从早到晚两班倒，清挖湖底淤泥，脸盆挖坏了几十个。我带领30名后勤各单位选拔的壮汉，组成突击队，每晚从10点上岗，清除湖底回流的稀泥，修整湖底，干到早上6点。经过18天日夜苦战，游泳池按期建成放水。在庆祝游泳池完工的大会上，马寅初校长亲自授给我胜利红旗，表彰突击队的贡献。游泳池命名为“红湖”。
9月，为应对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决定全国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北京大学成立学生师独立团，周华民为团长，体育教师马士沂为副团长，张学书为政委，我任参谋长，负责全团的枪支武器管理、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每天由解放军教官来校训练队伍，并多次进城参加夜间天安门合练。10月1日国庆活动，在首都民兵师方队中，北大民兵持枪受阅团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10月20日，由副教务长尹企卓、学生会副主席王家俊和我带领1000多名师生到密云县西田各庄参加秋收劳动，当年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但农村的壮劳力大都去了密云钢铁厂，为大炼钢铁做贡献，丰收的粮食在地里收不回来，市委紧急通知各高校组织秋收劳动。和我们同在西田各庄参加秋收的还有前门街道组织的居民妇女大队，她们打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口号，和我们并肩战斗在丰收的田野上。劳动十天，秋收任务完成，我们胜利返校。这次劳动让师生们见识到了农村火热建设的场景。
在全国万马奔腾、大干社会主义的50年代，后勤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经费紧张、物资匮乏的困难，齐心协力、苦干巧干，在为教学科研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保证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建设北大，发展高教事业
1960年，国家计委批准北京大学在昌平建设理科分校，建设规模为35万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元。2月，学校任命我为基建处副处长，负责建设昌平理科分校。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北京大学建设昌平理科分校非常重视，并给予有力支持。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大学报送的关于北京大学发展规划和新建理科校址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亲自为北大理科分校寻找校址，非常关心理科分校的规划。在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期间，陆平、宋硕和我向他汇报分校规划。他回京后，一天晚上来到北大临湖轩，找来规划局、设计院有关同志和北大领导同志一起商量，最后确定了理科分校的建设规划。施工期间，他还一个人来到工地，由我陪同视察建设工程进度，听取工程施工情况汇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同志，根据中央发展高等教育的指示，肩负着办好北大的使命，决心将国际上先进的尖端科学技术在北大发扬光大，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一心想将理科分校早日建成。每日清晨上班前，他在燕南园寓所听取我汇报前一天的工程进展和当天重要工作的部署安排，直接指挥理科分校的建设工作。
1960年春，理科分校开始规划设计，拆迁征地。5月，第一栋宿舍楼开工建设，到1961年暑假，建成4栋宿舍楼、1栋教学楼和附属配套设施及用房，共5万余平方米，具备开学条件。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教育部指示暂停迁校。1963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教育部和北京市同意北大启用分校，万里副市长亲自开会要求市计委、市建委支持北大迁校工作，必须确保一些配套工程如运动场、煤气厂、教工小食堂、无线电工厂改造等按期完工，调拨两辆大车作为开学后的班车。1963年暑假后，无线电系、力学系部分专业迁到分校上课。据1963年10月统计，分校共有师生1181人、服务行业职工和家属56人。
1973年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任命我为基建组副组长，负责建设图书馆。北大图书馆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城内迁来燕园，由于原燕大图书馆书库过小，大量图书报刊存放在红一、二楼和俄文楼楼顶阁楼，这些书刊不能开捆上架、不能借阅利用。50年代末，已规划在物理大楼西侧兴建图书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工。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书刊增多，存放和阅览问题更为严重，如再不解决，将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北京市革委会批准了建设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计划，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建设的唯一的大型教育工程项目，这项工程得到刚刚恢复工作的万里同志的关怀和支持。1973年4月项目开工，1974年12月30日竣工，建筑面积24813平方米，可藏书350万册，1975年5月1日开馆启用。
改革开放后，高教事业步入正轨，北大汉中、昌平两分校师生返回总校，学校各类用房全面紧张，严重影响教学和生活，基建工作已成为学校工作的当务之急。1979年1月，学校任命我为基建处处长；1980年8月1日，我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总务长兼基建处处长。1981年12月25日，校党委再次就基建问题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和教育部报送《关于北京大学基本建设问题的报告》，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北大的基建问题，国家计委、教育部认真研究北大的报告后，批准北大扩建工程29万平方米，列入国家重点工程计划，其中重点是11.3万平方米的理科楼群。中央和北京市十分重视北大的扩建工程计划，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北京市领导同志亲自来北大审查理科楼群的规划设计，我陪同领导视察，并协调校园东部建设规划与大市政的道路、管网、公交站点等方面问题。理科楼群第一批于1989年春开工，1991年竣工。
从1973年我恢复工作到1993年我借调到国家教委的二十年间，我共参与征用校园周边土地360余亩，建成校舍43万余平方米，其中教学科研用房13万平方米，教工住宅18万平方米，学生宿舍食堂等8万平方米，工厂等附属用房4万平方米。
校园文化景观是校园的灵魂，北京大学周边特有的环境，古典园林历史文化，革命传统文物设施，优美的绿化自然风景，成就了北京大学独特的校园文化景观，万千学子在北大校园感受到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受教于无形之中。70年代以来，我有幸参与建造了多处校园文化景观建筑设施，有埃德加·斯诺墓，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美国教授葛利普的墓，为纪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所建立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等。
80年代，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我承担了多项社会工作，先后当选中共北京大学第七届、第八届党委委员，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区人大常委会委员等。
发挥作用，建设教师住宅
1993年春，我已65岁，准备退休。国家教委找到学校希望我能暂缓退休，借调我代表国家教委参加北京市的教师住房建设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诸多困难中，教师住房问题尤为紧迫。市教工委调查得知，全市72所高校93585名教工中有27962人是住房困难户。1992年12月26日，国务院听取并同意北京市解决教师住房困难的方案：“政府划拨土地，高校联合征地，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国家重点支持，地方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部委、学校及个人集资，组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房地产公司进行运作，建成后由房地产公司继续管理，一条龙服务到底。”12月31日，以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为顾问、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为组长、张天保等人为副组长的北京市教师住房建设领导小组成立，市政府副秘书长陈书栋为办公室主任，市高教局副局长马淑珍任办公室副主任兼高校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教师住房建设工作。我被任命为北京市教师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高校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教师住房的建设。之后又从各高校抽调了一批多年从事基建管理工作的老同志，组成工作班子，建房工作正式启动。
在高校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工作时留影
从1993年教师节育新花园奠基，到2002年望京花园东区竣工，历时十年共建成育新花园、静淑苑、望京花园西区、望京花园东区四个相对集中的教师住宅小区，前三个小区归中央部委在京的47所高校教工分配，望京花园东区归北京市属高校教工分配。教师住宅小区共占地655.55亩，共建房111万平方米。
北京大学在育新花园分到住房447套，在静淑苑分到住房83套，这批住房不仅缓解了当年教师住房紧张的状况，而且改善了教师们的住房条件。学校还利用这批住房搬迁了朗润园、镜春园的平房住户和校园内各处的零散住户，这为校园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教师住房建设得到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与关注，国务院多次开会讨论教师住宅建设工作并印发会议纪要，李岚清副总理在审阅育新花园规划时提出中心花园要有一个音乐池以满足教师们对文艺活动的需要。露天音乐池建成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区的文化品质，更加符合教师住宅小区的文化特点。李岚清非常关心小区的建设，亲自审批我们的工作报告和简报，亲自参加育新花园、望京花园的奠基仪式和育新花园的竣工典礼并看望入住的教师。
教师住宅小区建设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不仅为高校统一建房开创出新的经验，它的意义还在于拓展校外房源，逐步将校园内住户迁出校外，将校内土地留给建设教学用房，同时集中建设教师住宅小区、集中管理物业，逐步实现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学校领导可以集中精力抓教学，教师住宅脱离校园也可以为房改打下基础。
1999年，学校分给我一套育新花园的住房，退休后住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到处都是记忆和故事，到哪里都觉得亲切有感情充满怀念，在这样的环境里安度晚年也是一种幸福。退休之后，我除了参加社会活动外，还为《校友通讯》写一些回忆文章，参与撰写北京市教委组织的《北京高校校园建设》。2015年秋，我和老伴儿住进育新花园里的老年公寓，在这里既得到社会照顾，又仍生活在原来的环境里，老友们聊天散步，畅谈国事家事，其乐融融。
2020年春节，一场突发的天灾降临，新冠病毒突袭人间，党中央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领导全国军民，战胜疫情，控制全局。我虽然是一名在老年公寓里被保护的老人，但从电视里看到我们国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战胜病毒、抗洪救灾、全面脱贫、恢复经济，各条战线都在胜利前进，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我衷心祝愿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率领全国人民奋力拼搏，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