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前人诗话对晚唐齐梁诗风的指认
在古人的叙述中,已经存有不少将晚唐某类作品与齐梁诗歌归为一类的说法。这种看法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一种传统的叙述。本节无意于穷尽这些说法,仅在此举出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生活在晚唐五代的人们对自己的时代存在着齐梁体创作这一事实是有所察觉的。诗人们喜欢在诗题中标注“拟齐梁体”的字样。开成君臣也对元和诗风有所反思,在科举考试中鼓励超越元和而复盛唐之古,甚至要求在科举考试中“诗则依齐梁体格”[1]。在五代人韦縠编选的《才调集》中,便专门有“齐梁体”之目,且将晚唐诗人温庭筠标举为代表。《才调集》的自序也有模拟《玉台新咏》自序的痕迹[2]。
尽管如此,宋人却对晚唐的齐梁体很少提及。宋人对齐梁和晚唐多有抨击,却很少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与韩愈对齐梁的批判有关。尽管唐人从未终止过对南朝这一与自己相去不远而又表现得不甚成功的前朝加以批判,但韩愈对齐梁的批判即使在唐人中也显得格外不遗余力,他曾在《荐士》诗中激烈地写道:“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遵奉韩愈的宋人对此语印象极为深刻。大概正是因此,很多宋人认为,初唐是直接继承齐梁的,而在韩愈“振起”之后,晚唐已不再存在齐梁体。在宋人心目中,“晚唐”往往意味着幽冷清瘦的姚贾体,或自白体演化出来的平淡疏野的闲适诗。
北宋范温在《潜溪诗眼》中论及:
这是很明显地将齐梁与晚唐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但遗憾的是,这只是《竹庄诗话》的引文,而《草堂诗话》的引文恰无“温飞卿”三字,故尚不足以证明时人已将晚唐和齐梁联系在了一起。
北宋张戒又曾在《岁寒堂诗话》中论及:
将一些六朝诗人与李商隐、黄庭坚放在一起批判。在这些诗人中,鲍照、徐庾和李商隐长于艳体,而颜延之和黄庭坚不长于艳体,因此这一批评并非就香艳题材而发,而晚唐其他诗人也尚未被提及。从诗人评价的角度看,张戒的这种说法或许道出了这些诗人注重技巧的共同本质,但这种批评显然并非着眼于某一流派的特性,或几种流派之间的相似性,因此,仍然不能看作对晚唐齐梁诗风的描述。
又洪迈在《容斋诗话》中提到:
从具体文体的角度,指出了晚唐诗人对齐梁文人拟乐府的学习,但仍未从整体诗风的角度来考察齐梁诗风对晚唐的影响。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明确从诗体的高度,将晚唐的侧艳诗体与齐梁的诗体联系起来。《沧浪诗话·诗体》将选体、柏梁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并列在一起,其中,玉台体和宫体都属齐梁体,而西昆体下注“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香奁体下注“即韩偓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有《香奁集》”[6](按,此语有误,冯班《严氏纠谬》已辩之),则西昆体和香奁体是指晚唐的诗体。在这里,严氏虽是以罗列为主,评释很少,但他已明显将齐梁体与晚唐齐梁体混杂排列,视为一类。又南宋刘克庄有《鹧鸪天·戏题周登乐府》,起首有“诗变齐梁体已浇,香奁新制出唐朝”之语,亦是将齐梁与香奁并称。但总的来说,这种后世习见的提法在宋代还是很少见的。
到了元代,将齐梁与晚唐并称已成为常见的说法。如吴复在《铁崖古乐府》序中说:
元人将晚唐与齐梁并称之时,也并非都有贬抑之意,如杨维桢本人的《冶春口号·寄昆山袁郭吕三才士》即称颂对方曰:
到了明清,关于晚唐齐梁诗风的讨论开始多了起来。明代杨慎指出:
明确提出了“学”的概念,而非将二者简单归为相似。杨慎将温李拆分开来,以为一学杜甫,一学六朝,看到了温李之间的差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亦指出温李学六朝:
并列举了温李效法齐梁的诗作,称赞其“此作杂之《玉台新咏》中,夫孰有能辨之者”,标举其与齐梁诗歌相似的程度。何氏所列的作品,大多确为温李直接模拟齐梁的作品。
许学夷《诗源辩体》指出:
明确从“体”的角度指出晚唐诗人对六朝的学习。且从温庭筠的实际创作来看,此“六朝”,当不是指晋宋,而是指齐梁。
陆时雍在论及温李的艳丽风格时指出:
不仅仅着眼于晚唐是否学习齐梁,更关心晚唐与齐梁的相似性,试图探讨这一相似性背后体现出的诗歌发展规律。
钱龙惕有《玉溪生诗笺》,又曾称赞李义山曰:
亦认为李商隐学齐梁之精华。
冯班《钝吟杂录》卷三《正俗》,系统阐述了齐梁体在唐代的地位,又在卷五《严氏纠谬》中辨析了“齐梁体”这一概念。这些成为我们研究晚唐齐梁体的重要依据。同时,冯班也是较早地注意到声律意义上的“齐梁体”在篇制上介乎古律之间的特点,并从这个角度展开论述的诗学家。冯班另有多处论温李学齐梁、似齐梁的言论,散见于《钝吟杂录》《钝吟文稿》中。钱良择《唐音审体》采冯班之说,并取初唐诸家、白居易和温李作为齐梁体的代表。程梦星在《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凡例》中也说,李商隐“转益多师”,“有学齐梁者”。赵执信从声律角度研究齐梁体,其成果见于《谈龙录》和《声调谱》。
又钱良择在评论李商隐《南朝》(玄武湖中)一诗时指出:
咏史诗并非香艳题材,此诗为七律,亦非齐梁本有的体裁。但钱良择认为,这样的作品是与齐梁体存在渊源的,因为这样的诗是“艳体作咏史”,亦即以齐梁的辞藻、笔法写齐梁故事,实际上带有代齐梁人写齐梁事的性质。齐梁人以艳体写当时之事,则与《玉台新咏》之体有了相近之处。因此,这种作品虽不是齐梁曾有之体,却不妨为晚唐人想象中的齐梁之体。故此体为李商隐所开创,而为宋代的西昆体所效仿。事实上,在西昆体之前,晚唐的诗人,如温庭筠、唐彦谦等,亦多有此体。钱良择将艳体咏史作为晚唐齐梁体之一格,是有其独到见解的。
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指出,李商隐《小园独酌》与《小桃园》“皆是宫体”[15]。何焯所称的两诗分别为:
这两首诗均为五律,刻画工细,多涉香艳意象,故何焯直称其为“宫体”,认为其为标准的齐梁体。这种说法是符合晚唐齐梁诗风的实际创作情况的。何焯同样注意到了李商隐七言诗受到齐梁影响之处,如其评李商隐《人日即事》云:
《人日即事》原诗为:
此诗为七律,非齐梁时所有的体裁。但在写作对象上,本诗着眼于“人日即事”这样的题目,近于齐梁风气,仍显示出齐梁的影响。晚唐诗人在使用与齐梁相去较远的题材创作时,所受到的齐梁诗风的影响,也是应当引起充分注意的。
纪昀论及温李与齐梁关系之处甚多。如《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定义齐梁体曰:
此论作为“齐梁体”的定义,至为简明。“永明体”和“宫体”着眼于齐梁体的声律篇制,“喜作艳词而乏风旨”则着眼于齐梁体的诗学特质。纪氏之论齐梁,往往能兼顾篇制特征和艺术特征,较为公允详尽。其《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玉溪生诗说》《瀛奎律髓刊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著作,对晚唐与齐梁的关系往往有精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