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钱志熙
张一南博士的《晚唐齐梁诗风研究》要出版了,邀我写一篇小序。2011年夏天,一南以与此书同题的论文在北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2016年调回北大工作。她的博士论文对晚唐齐梁体的梳理,着重于体制与艺术表现的手法,如三韵诗的研究,晚唐齐梁体比喻模式的研究。三韵诗的研究,受到夏承焘先生观点的启发,而比喻模式的提法,又受到日本学者川合康三的启发。有些地方,如晚唐生命观与齐梁体创作,晚唐齐梁体对赋题传统的继承,受到我的影响。可见她是能转益多师,并且可以后出转精的。前人语焉未详,推究未精处,她的发展很不少。博士论文中关于比喻模式的部分,修改后以《汉唐诗歌中两种比喻模式的交替演进》为题发表于《文学遗产》,深受陶文鹏先生的赞赏。
这本专著虽然与博士学位论文同题,但改动很大。博士学位论文中后来发表过的部分,在这本书中都不再收入。她这个态度是认真的,但这也就意味着论文的主体部分,要重新地发凡起例。如果说博士论文尚多局限在点,更多体现作者的悟性;本书对晚唐齐梁体的研究,则已从点推到面,并且采用了时下学术界更属主流的实证式的研究方法。她的工作径路,首先是考察古人诗话及近人研究两方面关于晚唐齐梁诗风的论述,大略相当于晚唐齐梁诗风的研究史梳理。研究史上对晚唐齐梁体的把握,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诗学流派与研究模式中,无论是内涵还是关键词,都是很不一样的。比如齐梁格诗、齐梁体、齐梁诗风,这样三个概念,内涵的确很不一样。从诗歌的发展史的整体把握来讲,齐梁诗风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本书中也选择了“齐梁诗风”这个概念。又如宫体、艳体、女色诗、玉台诗,这些概念也是前人分别使用过的,其实都侧重于齐梁陈隋至初唐诗风中的绮艳特点,亦即《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所说的“轻险”“淫放”之风。当然两个概念也不能只从其表现对象涉及女性(偏向于情色)主题来理解,就是古人所说的“淫放”两字,不仅是一种情色的文学趣味,也包括反映在音乐风格上的过度华艳与写作作风上的过度修辞这样的因素在内。本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处理晚唐齐梁诗风,主要使用了“宫体”这个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中性的概念来处理,并不特别地寓含贬义。我认为这也是比较可取的。当然,对于齐梁体、齐梁诗风与宫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本书研究晚唐时期的齐梁体,是从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入手的。在唐诗历史业已完成的时候,韦氏这个选本,正如其书名“才调”二字所标榜,选录的标准与此前提倡复古、讽喻的各派的确有所不同,更重视艺术本身,所谓“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韦縠《才调集》序),即体现作者的这种倾向,从体裁来讲,也是以唐人称为“今体”的近体及流丽歌行为主的。虽然不能说《才调集》即是晚唐齐梁诗风流行的产物,但其中的确反映了晚唐齐梁诗风流行的一部分事实。本书依据《才调集》来归纳比较典型的晚唐齐梁体,其思路是可取的。作者认为:“《才调集》提供了晚唐人意识中齐梁诗风的样本,从形式、功能、风格偏好等方面为‘晚唐齐梁诗风’的界定提供了完整的框架。本书对晚唐齐梁诗风的论述,即大体在这一框架下进行。”其后的第二章是从诗人群体方面来建构的,作者以“晚唐齐梁诗风的先声”、典型的齐梁体诗人、齐梁诗风的边缘诗人三种标准来归类齐梁诗风流风之中的作者群,用近乎实证的方法,从诗人方面勾勒晚唐齐梁体流行的事实。对晚唐齐梁诗风的整体性的呈现,终究要落实在具体的文体与文本上面,本书的第三、四章即处理这样的问题。本书作者认为,存在典型的齐梁体与非典型的齐梁体,它们在齐梁格诗、拟乐府及五言古诗、五七言律绝中都有体现。
综观本书的作法,是侧重于选集及诗人群、文体与文本这几个方面来处理晚唐齐梁诗风问题的。相比博士论文的论题式处理方法,这本正式出版的《晚唐齐梁诗风研究》更趋于实证、归纳。但是作者最为优长之处仍在于诗体把握与文本分析,即她运用自己在诗学方面的修养,比较准确,或者说比较明确地描述出晚唐齐梁体的一些特征。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全书易读之处,也在于作者从齐梁体的角度对大量中晚唐作品进行的鉴赏性艺术分析。如第三章第三节,论温李五律中表现女性主题的齐梁体写法时,举李商隐《无题四首》其三“楼响将登怯,帘烘欲过难”两句诗说:“并没有出现女性形象的描写,而只描写了奢华的物象:绣楼、垂帘。然后在‘楼’上加一‘响’字,暗示女主人公脚下的高屐;在‘帘’上加一‘烘’字,暗示居室内的暖香。”像这样的精彩分析,书中比比皆是。又如第三章“典型齐梁诗体的使用”中对于齐梁体咏物特征的归纳。作者在对谢朓《灯》《烛》《席》《镜台》《落梅》的分析中指出,齐梁艳体性质的咏物诗,特点是映带女色,但有些所咏之物本是女性意象而自然体现女色因素,还有些本非女性意象,通过一些勾连让意象指向女性内容。这样的归纳也是有价值的。作者的长处,不仅在对诗歌艺术具有较好的把握能力,更在善于归纳、总结一些具体艺术表现方式。希望作者在不断地积累诗学与艺术修养的同时,将这种归纳、总结、揭示的特长保持住,并向更纯精的境地发展。或许这也应该是新一代“说诗人”(借用叶嘉莹的说法)的一个努力方向。传统的批评方式在于审美判断,其特点是运用传统诗学范畴来评论,重于鉴照与真赏。但这种传统方法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也遭遇了困境。前辈学者如钱锺书、叶嘉莹等家,在古典诗歌的艺术分析方面都有探索,希望新一代的“说诗人”能在融汇古今的基础上,在古典诗歌的艺术分析、艺术研究方面有所发展。但前提是要谙熟中国古代的诗学传统,并且在文体与文本方面,不仅有广泛深入的阅读,而且有所实践,才有可能较好地完成这一学术任务。
唐诗与齐梁体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整体,但在各段又各有其特点。从诗史传统(包括丰富的诗体、诗风、诗语等具体方面的传统)来说,诗骚之外,有三大渊源,分别是中古诗中的汉魏、晋宋、齐梁三段,唐人对于这三段诗风的区别是有体会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明确的。所以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说,唐诗的整个发展进程,就体现为对上述三段诗风的取舍,当然也包含三者之间的融摄。初唐诗风的基本特点就是沿承齐梁诗风,这一点古今诗史家论述甚多,但如以现代的诗歌史研究方法来全面地阐述,应该说仍有很多空白点。初盛唐诗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无疑是复汉魏之古的诗学思想与方法。此一方法于初唐发轫,至盛唐完成,而唐诗的典范风格也因此而建立。揆其要点,就是自然、性情、风骨、兴寄等美学原则的实现。这也是中国传统诗学中被视为主流与典范的盛唐派的基本内涵。其中的复变之迹,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仍有不少。中晚唐齐梁体重新流行,就是相对于初盛唐以复古为主要内涵的诗风而言。正如古人指出的那样,唐人之古体乃唐之古体,非汉魏晋之古体;同样,中晚唐的齐梁体,也是中晚唐之齐梁体,非齐梁人之齐梁体。还有一点,初盛唐复汉魏之古,有一种明确的主张;与之相比,中晚唐齐梁诗风虽流行,却未有明确的主张。即以浸染齐梁体最深的温庭筠、李商隐及吴融、韩偓等人而言,也没有多少明确的主张,至少没有像陈子昂、李白那样大力标榜复古。中唐皎然《诗式》是推崇齐梁的,但《诗式》也并不否定汉魏,只是对学汉魏的陈子昂有所贬低。这大概算是中晚唐齐梁体的一个理论表述了。为什么初盛唐复汉魏之古与中晚唐重新学习齐梁体这两种相对的作风,在实践与理论上的表现会有上述的差别呢?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齐梁体或齐梁诗风,的确是很复杂、多层次的问题,古今人因此有不同的把握。但我想,把握齐梁体,仍要与汉魏体相对来处理。同样,把握唐人的学齐梁体,也要与唐人的学汉魏体相对来处理。从语言的表现来看,汉魏体是倾向于自然地、更多地体现诗歌的音乐特性的一种语言艺术;齐梁体的最大特点是人工藻饰,包括对汉魏晋宋语料的采用。它是更加案头化的诗,也带有近于雕绘的特点。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另一部分则是社会生活与意识的影响。还有,盛唐复汉魏之古重在性情的自然表现,中晚唐的齐梁体则将精力更多地放在藻饰上。但中晚唐诗人没有扬弃初盛唐诗复古的实绩,他们主要还是继承初盛唐的艺术传统的。只在局部,如一些需要极力发挥人工藻饰的写作对象上,或者一些特殊的趣味上,如女性主题,重新学习齐梁诗的艺术方法。这也是盛唐风骨气象盛极而难以为继的一种变化。当然,社会生活及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忽略的。
总之,唐诗中齐梁体是一个大问题。张一南的这部专著解决了晚唐一段的不少问题,尤其是建立了一个把握晚唐齐梁诗风的框架。这是很有意义的。循此以往,作者以及其他的研究者,可以对唐诗中的齐梁体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庚子年七月十二日草于京北龙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