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其他文献证据
可获得的古代世界历史学家的那些非文献证据主要种类是指写在纸草、钱币、铭刻的记录，以及范围广泛的存留遗物，从伟大的建筑到微小的家庭用品，这些都是考古学家所记录、所研究的。纸草文献几乎全部保存在埃及，对我们这卷内容来说意义不大，因此基本忽略。[11]同样，由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这一时期的物质材料我们也不必花费太多精力——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就其属性而言，遗物存在数量庞大，种类也很繁多，有的物质形态巨大，保存的状况也变化多端。这些遗物能够生动地说明历史的许多方面：经济状况、生产手段与开垦方法、贸易、社会组织、城市化，公共建筑的规模和类型所反映的富庶（或其他方面），装备和构件所反映出的军事方法，甚至在物质形态上都反映出政治制度的运作。不过，这种形态的证据并不是很容易解释和应用，和一开始目睹所期待的有所差异。经常存在的情况是确定年代问题，系列建筑秩序的年代问题，背景确定的年代问题，来自同一地点的两件物品之间关系年代问题，或者来自相邻地点或相似地点的两件物品之间关系年代问题；精确的记载记录是不容易的，并不总是像所希望的那样一丝不苟或保持着；通常情况是，这类证据不能提供自身的历史背景，只有当来自文献的资料能够提供相关背景时，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证据价值。
几乎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发现铸币。[12]地中海世界的所有重要国家都可以发行铸币，许多小的国家也发行铸币；这些铸币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信息，而这又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尽管这时常需要大量专业的、复杂的研究才能确定其在多大程度上的可靠性。铸币在解决年代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很多情况下，对铸币模具、铸币模型和风格特征的仔细研究能够使钱币学家判断出发行的正确顺序，对这些结果与相关的发现物结合在一起考察实际，是储藏库里的其他钱币还是其他的可确定时代的物品，至少有一个大致的日期，有时也能给出相当准确的日期。希腊化时代铸币的一小部分在上面通常有明显的、特殊的年代标志，这可参照当地的时代。假如铸币的真实日期或大致日期已经确定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来特定一些目的，确认和这些钱币在一起其他物品的日期，或者位于这些钱币上面的其他物品的日期；或者有时这些钱币也提供更加直接的信息，诸如统治者去世的日期或统治者统治时间的长短。钱币上的设计图案时常对那些特殊的话题或图像也是有用的证据，国家所要发行的钱币无论是有关政治的、宗教的，或是有关一般民族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统治者选择符号时常是其政策各个方面的信号，或者是统治者自己的“形象”，他希望在自己的臣民中提升威望。铸币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和本卷第十章、第十一章所要叙述的很多事件有特别的关联。特别铸币发行的数量、铸币发行的起源和数量的变化、铸币风格的变化或者铸币结构的变化都反映着经济的、政治的重要发展。公元前3世纪晚期罗马激进的铸币再造计划是一项伟大举措，这是对由第二次布匿战争所带来的压力与需求的反映。无论如何，把钱币作为证据进行使用必须慎之又慎，这充满着不确定性和争议。解释所叙述的与历史背景相关的某些结果时常带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和推测因素，反过来说，历史证据至少也时常非常生动地解释钱币。
最后，还有铭文，在木头、石头或金属上刻写的文字，自然保存下来的大多是在石头上或金属上的。[13]金属——以铜板的形式——在意大利的使用比在东方的使用更加常态化，特别是正式的文件或城市文件更是以这种形式出版；这就是此类文件在西方存留比较少的原因，与此相反的是在希腊语世界却比较常见。在这一时期，这方面的实践几乎肯定存在更加本质的差异，因为直到晚期共和时代我们所拥有的来自罗马和意大利各种铭文的数量很少，只是在元首政治时代才真正大量产生。这种对比清楚地表明，残存比例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差异性（这也与近来这种材料再利用与利用的范围有关），尽管这肯定也与我们在希腊化世界的各种城镇、地区所发现的铭文数量有关。
来自希腊化时代地区的众多存世铭文——尽管这仅仅是当时所存在的一小部分——有助于理解当时的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这有许多类型。一些是个人竖立的——墓志铭、题词、感谢词；其他一些是公共部门竖立的——公共部门意味着市政部门（在王朝中甚至也是如此）——题词、公告、公众须知、法令和决定（包括授予那些著名人物的荣誉）、条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从统治者那里获得的书信、训导。最后这类群体以从国王那里获得信件开始，[14]这些群体一开始也包括来自罗马地方官员的信件和法令，包括罗马元老院的法令，来自罗马共和时代这一时期的这类现存文献中的大多数是希腊语译本，很多文本有自相矛盾的说法。[15]这些材料在理解罗马对东方的态度和政策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理解罗马制度运作程序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靠其他各种铭文来说明或生动解释的话题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年代方面的技术要素、城市组织、王室干涉、税收、贸易、价格、社会理想和价值、城市之间的关系、政治忠诚、国王和王朝的政策——所有这些来自当时文献，这不像文献改变或不像一代代抄写者的抄本流传一样发生扭曲变化。
像其他各种证据一样，铭文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而且时常需要特别的专家才可以使用。其中许多并没有精确的日期；字母时常脱落，难以阅读；大多数是损坏的，文本有脱落的地方，有时甚至是重要的部分脱落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所存留下来的许多铭文或者说大多数铭文是不完整的。此类问题对于熟练掌握铭文中所使用语言、惯用文法和风格的专家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熟悉那些经常在铭文中出现修辞套路的专家能够通过“修复”来填补那些缺失；但损坏是很严重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曾经存在的大量铭文文献已经彻底丢失了。此外，几乎所有的铭文，特别是那些公共铭文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文献隔离的。我们几乎没有其他方面的文献来弥补这些铭文所属活动的特别细节，或者所属具体的环境背景，假如文献材料提供了背景，这几乎也全是非常宽泛的背景，缺乏特别的细节可以用来描述独特的文献，也无法确认其全部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本章一开始会说铭文带来了希望，通常是精确的，但时常也是令人振奋的。就令人振奋这个意义而言，在于铭文有特色的价值。铭文能够提供简单的细节，而这是文献资源几乎不能提供的，铭文还时常提供对组织的细密认识，提供对先前流行态度和动机的进一步认识。铭文在本卷好多章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读者很快就可以注意到铭文的贡献，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非常特别的。
陈恒 译
[1] 参见本书第四章。
[2] 把这些内容与菲拉尔库斯（Phylarchus）的历史，阿拉图斯（Aratus）的回忆录结束部分相提并论是比较合理的，两者所涉及的欧洲希腊部分的内容都到公元前220年，波里比阿在第一卷、第二卷导论性的材料中也使用了这些文献，这两卷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也到这一年。
[3] 像本章所涉及的所有作者一样，波里比阿也是PW 中专门文章的主题。亦可参阅Walbank 1972：（B 59），具体细节译述，见Walbank 1957-79：（B 38）。
[4] 这些说法不但可以从波里比阿现存的而且可以从其他作家现存残片的研究中得以表明。关于这些存留于世的残片，见Boissevain and others 1905-10：（B I）。
[5] Fabius Maximus，Marcellus.，Cato the Elder，Flamininus，Aemilius Paullus，Philopoemen.
[6] Nissen 1865：（B 23）的论述是有关波里比阿和李维之间关系的基本研究。
[7] Klotz 1940-1：（B 13）；Walsh 1961：（B 40）；Ogilvie 1965，1-22：（B 25）；Luce 1977：（B 15）.评注与这一时期相关：Weissenborn-Müller 1880-1911：（B 43）；Briscoe 1973：（B 3）及1981：（B 4）（books ⅩⅩⅩⅠ-ⅩⅩⅩⅢ and ⅩⅩⅩⅣ-ⅩⅩⅩⅦ）。
[8] 有关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讨论，见《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7章第1部分。
[9] 各个历史作品和演讲的残篇，参阅Peter，HRRel.12：（B 27），and ORF 4：（B 16）.
[10] White 1970 passim：（H 120）；Astin 1978，chapters 9 and 11：（H 68）.
[11] 关于纸草作为证据对于希腊化时代的意义，参见CAH 2 Ⅶ.i，16—18和118—119部分。
[12] 罗马共和时代的铸币，可参见Crawford 1974：（B 88）。希腊化时代的铸币情况在一些论文集中处理得并不理想，但在一些具体的方面也有大量的特殊研究，参见本卷参考书目，特别是B（c）部分。
[13] CIL第一卷收集了共和时期的拉丁铭文；ILLRP 是有关这类信息重要的文献集。新出版物名称都罗列在L'Annke épigraphique中。关于希腊铭文，IG和IG 2仅仅包括欧洲部分。OGIS 是有关东方铭文的重要文集，但许多希腊化时代的文献大多数是可以在特别领域的文集中接触到的，参考后面书目，特别是B（b）部分。
[14] 相关收集与研究，见Welles 1934：（B 74）。
[15] Sherk 1969：（B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