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原版自序

《清史大事编年》原是《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的一个部分，已经出版三十年，它的缘起和经过，在这里补个交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本书的两位主编张习孔和田珏二位先生分别找我，谈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一书编纂的动议。因此，我从同张习孔和田珏两位先生的关系说起。

张习孔（1925—2007）先生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后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今北京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室（历史系）任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他接受一项任务：为吴晗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和《世界历史小丛书》做具体组织、联络工作。习孔先生为此而广为人知，也为此而蒙受不白之冤。“文革”初起，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习孔先生因同吴晗的特殊关系，并以“羽白”笔名发文为吴晗辩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怜外地有位笔名“羽白”者，因此也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文革”后期，任该院历史教研室（历史系）主任的田珏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为人和蔼聪慧，博学多识。他为张习孔先生蒙冤抱不平，四处奔走，上下呼吁，力促为其“平反”。田珏先生常跟我谈到为习孔奔走“平反”之事，也关切我的事情。张习孔先生获得“平反”后，恢复正常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我和习孔先生是街坊，经常串门，喝水聊天（那时没有茶叶，以一杯白开水招待师友）。他派给我一个活儿，是为《中国历史小丛书》写《北京史话》，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而后，我们多次议及编写《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之事。大体同时，田珏先生也找我说此事。当时“文革”刚结束，惊魂未定，心存疑惧，未敢轻允。经田、张二公邀劝，由我撰写该书的清代部分，因有上述关系，我便答应下来。

这部书从远古到“五四”，多人参与，我负责撰写清代顺治元年（1644）到鸦片战争（1840）前的重大史事。

当时《清实录》没有影印出版，更没有数字化。我曾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实录》，是为专题研究而阅读的，并不系统。当时要重读《清实录》可不容易，因《清实录》原本属珍贵历史档案，影印本也列为善本书，借阅条件苛刻，受到极大限制，如必须开具单位介绍信，且每封信期限两周，阅读时间也极不方便。幸好我在“文革”前，从琉璃厂旧书店买了蒋良骐的《东华录》和王先谦的《东华录》，并买了《清史稿》，还有其他相关书籍。这就为撰写《清史大事编年》准备了基本的文献史料。于是，我将清史二百年的重要事件、人物、典制、灾异、文献等，做卡片，梳辫子，参酌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先做史料长编的经验，拉出一个清史大事史料长编，择其要再核对《清实录》和清宫档案，然后参考其他历史典籍，吸收近人学术成果，历时三年，日夜爬梳，三易其稿，终于杀青。

这部书于1985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全书凡五册，共三千八百四十一页，近三百万字。出版后，一印再印，一版再版，被教育部列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计划，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在编纂《清史大事编年》的三年过程中，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部分）六朝的《东华录》重新通读了一遍，用力虽苦，获益却大。后来同《清实录》对照阅读，奠下了我系统研究清史的一块史料基石。

时光荏苒，事至当下，重见旧稿，感慨万千。其中一点，当今学子治学，有电脑，有网络，有文献的电子版，查阅和检索史料便捷，与往昔比，事半功倍。

事属既往，因是旧稿，基本不动，发现疏误，即予纠正，其余文字，保存习作原貌，留着初始记忆。特此赘言，敬希鉴谅。

阎崇年补记

2014年春

于四合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