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邺城（一至五月）
一、一声狮吼
没有几天就是新年了。北方正值天寒地冻的时节，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天地一片莽荡。这一年似乎特别冷，风不断从西边的太行山方向吹过来，城外的漳河上结了厚厚的冰，不要说在室外，就是待在屋子里也会让人周身充满寒意。这是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的最后几天。自董卓之乱算起，天下已经动荡了差不多二十年，现在的年轻人多数已经不怎么记得太平年景是什么模样了，对很多人来说，从记事起所耳闻目睹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战乱、逃难与死亡。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每一场大战下来必定有成千上万人死去。
相对而言，生活在邺城的人们算是幸运的，因为这里已经有些日子没打过仗了。三年多前，司空曹操率大军将这座城池攻破，那时长安、洛阳均已残败，曹操又不愿意与汉献帝刘协同在许县，于是选择邺城作为新的大本营。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位置优越，是齐鲁地区进入西北及中原地区进入幽燕的必经之地，称得上是河北的咽喉。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指出：“袁绍据邺，始营宫室。”据胡三省考证，袁绍之前占据邺城时曾考虑以此作为都城，把汉献帝迁到这里来，所以自那时起就开始修建宫殿等建筑。不过，胡三省也许忽略的是，袁绍如果真的在邺城大修宫殿也未必是给汉献帝准备的，袁绍一向对汉献帝不感兴趣，至少曾三次谋划另立新君，在邺城修宫室有可能是为新君准备的。袁绍修了哪些宫殿？是否已具规模？这些均不可考。
不过，这给曹操办了件好事。占领邺城后，曹操接受司马朗、郭嘉、荀攸、董昭等人的建议，把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屯田制引进来，并在邺城周边大兴水利工程，既发展了生产，又安置了流民，一举两得。虽然《三国志》等史籍对此记载不多，但从晋人陆翙的《邺中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史料中可以窥见这项工程的浩大。《水经注》记载，曹操下令在漳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坝，名叫天井堰，将漳河水拦截起来，形成一座水库。《邺中记》说这座水库名叫堰陵泽。如此，昔日经常泛滥的漳河实现了人工调节，枯水时放水，汛期则利用大坝对洪水进行调节。
先进的水利工程使邺城周围乃至魏郡广大地区的农业得到极大发展，数十年后出生的晋代文学家左思写过一篇《魏都赋》，其中提到丰富的水利资源使这里盛产一种叫“芒种”的作物。唐人李善经考证，指出“芒种”就是水稻。当时的人们一般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引水种水稻、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种麦子，这件事在曹丕的文章中也有印证。除农业生产外，漳河引出来的水还用于城市生活。《邺中记》记载，曹操下令在邺城修了一条暗渠，名叫长明沟，漳河引来的水从城西引入，“伏流入城东注”，即通过暗渠向东流。《邺中记》还记载，这条暗渠“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意思是，渠上还有不少小的水渠引出去，通向城中各处。暗渠出邺城后，曹操下令在其上修建了一座稍小些的水坝，名叫石窦堰，进一步控制水流。由《邺中记》中的这些记载可知那时的邺城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当复杂和先进的城市供水系统，水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漳河水的引入使邺城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现代化、最时尚的城市之一。
在此基础上，曹操下令对邺城进行大规模扩建。这项工程更加庞大且充满创新精神，对后世城市建设，尤其是都城建设影响深远。人们熟悉的中轴线设计、对称布局、集中规划里坊等在曹操扩建邺城之前是没有的，它们都是曹操首创，这些规划影响到唐代长安城的布局，一直影响到明清，日本早期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难波京及后来的京都等也借鉴了这种布局方法。修建房舍需要大量木材，并州刺史梁习从上党郡督选木料运到邺城，为大规模城市建设源源不断提供了建材，这些情况从《邺中记》及明人编著的《彰德府志》、清代顾炎武所著的《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中都可管窥一二。
曹操主持大修的邺城城池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不算太大，并非工程预算不够，而是城池规制所限。洛阳号称“九七城”，即南北九里、东西七里，邺城必须小于这个规模。邺城共建有七座城门，全部为曹魏时期重修，南面有永阳门、广阳门、凤阳门三门，东面有建春门，北面有广德门、厩门二门，西面有金明门。东西只各有一门，原因是邺城南北相距仅五里，使东、西两段城墙较短。东、西二门之间有一条横贯的大街，将全城一分为二，北面是官署和贵族居住区，两边是花园；南面规划了四个很大的居住区，分别叫思忠里、永平里、吉阳里和长寿里，是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
年初，曹操亲率数万精锐之师远征乌桓，在那里打了一个大胜仗，目前正在归师途中。大军得胜而还，人们很激动，因为这是继官渡之战、邺城之战、南皮之战后取得的又一场大胜。此战后，北方将完全安定下来，再无战事，这多么令人激动啊！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和平稳定的生活不是梦境，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预期的未来。不过，也有人在激动中夹杂着不安。北征将士的亲属们至今还没有收到关于亲人的确切消息，据说这一仗打得很残酷，单单在路途中就有很多人生病或死去，不知道自家亲人是否还活着。每天都有人来到邺城北门外守候，人们用焦虑的目光向远处张望，期待着一个属于自己家庭的惊喜，更惊惧于听到的只是一个噩耗。
负责留守邺城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今年二十岁。曹操的长子曹昂十一年前战死于南阳，曹丕成为曹操在世儿子中年龄最长的一个，加上是卞夫人所生，因此在众人眼中他是未来接班人的不二人选。此次北征，曹操留曹丕守卫邺城，曹丕尽心尽力，把后方的军政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北方几个州的局势都很平稳。当然，这不是曹丕一个人的功劳，曹操为曹丕留下了一批能臣良佐，除分守于各州郡的州刺史、郡太守外，在邺城也留下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干才，他们协助曹丕治理后方，也让曹操亲自规划的邺城改建工程没有停顿，经过近一年的加紧施工，邺城如今已焕然一新。参加这项工程的人们都很兴奋，他们热切期待着曹操的归来，对他们的劳动成果进行检阅。
此时，邺城里有三位官员最忙碌，他们分别管理着州府、郡府和县府。在行政区划中邺城只是一座县城，上面有魏郡，魏郡的上面还有冀州。冀州牧由曹操兼任，日常事务则由州别驾崔琰处理；魏郡太守之前是董昭。《三国志·董昭传》虽记载“邺既定，以昭为谏议大夫”，但极大可能是其仍兼任着魏郡太守，理由是他并没有去许县上任，而是参加了此次北征的后勤保障工作。邺县令名叫杨沛，品级虽不高，却以不畏权势而闻名，曹操亲自点将让他出任邺县令。这几位都热切期盼着曹操的归来，有很多与邺城扩建有关的具体事务需要曹操亲自定夺。
可是，迟迟不见大军归来的身影。最早传回来的消息是，大军无论如何会在新年到来前回到邺城，让将士们好好过个年。此时使用的历法是司马迁等人所创的太初历，还没有过春节的习俗，但正月初一同样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叫正旦节。前一夜，人们会祭祀门神，以求辟除灾厄，通常在门上张贴老虎画像，在门两侧摆上画有神荼和郁垒形象的桃木牌，再在门梁上悬挂一条苇索，供门神抓鬼使用，称悬苇。正旦这一天朝廷要举行大型朝会，称正旦大会，公卿百官和外国使节依次上殿为皇帝拜贺，地方郡国的上计吏也上殿朝贺，并呈上记载有过去一年各地收支的文书，皇帝赐酒宴，通常有奏乐和百戏等表演，非常热闹。各地方的官府也有饮宴和聚会，民间的宴饮则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从正旦前一天晚上开始，持续至第二日。正旦这一天，家人们还要再次聚会，晚辈向长辈或年长者祝寿，类似现在的拜年。如果得胜之师在正旦节前回来，该是多么喜庆啊！可是，这一年的正旦节是在失望中度过的，虽然家家的门上也贴了老虎画像、挂上了苇索，年夜饭、守岁等一律照旧，气氛却热闹不起来。一些人甚至开始担忧起来：难道北方又出了什么意外？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正月里的一天，三更时分，外面还是那么冷，夜色还是那么漆黑，睡梦中的人们猛然被一声巨大而恐惧的怪叫声惊醒了。人们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很多人被吓得翻身而起。天亮后，人们才知道大军已于昨夜返回，那声奇怪的巨吼就是从回师的队伍里传出来的，准确地说来自队伍中的一辆大车。那辆车上有一只大铁笼，里面关着一件稀罕物：一头狮子。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曹军北征时在白狼山遇到一头狮子，派人格杀，但狮子极凶，伤了不少人，曹操“乃自率常从军数百击之”。狮子怒吼，左右皆惊。这时，从林子里跑出一个东西，像是狸子，它跳到曹操的车把上。狮子过来攻击，这个像狸子一样的东西跳起来蹿到狮子头上，狮子一下子趴在地上不敢起来了。曹操命人把狮子捉住，装进铁笼，用车子拉了回去。快到邺城时，这头雄狮大吼了一声。听到这一声怒吼，三十里之内的鸡犬都不敢叫唤。
二、痛失郭奉孝
经过近一年的征战，曹操解决了北方的最后一个难题：乌桓问题。在北方的少数部族中，之前匈奴最强大，不过东汉末年匈奴已经式微，一部分远赴漠北，另一部分南下亲近汉廷，总体而言，匈奴已不再是中原王朝的威胁。乌桓人却随之崛起，人数虽不多，却能征善战，在传奇首领蹋顿的率领下不断内犯。袁绍与蹋顿关系密切，曾将族中一名女子认作女儿嫁给蹋顿，形同和亲。这样一来，在袁曹争霸中，乌桓便站在了袁绍一边。袁绍死后，其儿子袁尚、袁熙逃往乌桓，双方合流，如不将其解决，曹操觉得脊背上始终有一把刀子在顶着自己，所以发动了北征。这一仗取得丰硕战果：在白狼山之战中，蹋顿被斩杀，曹军随后占领了乌桓人的大本营柳城，袁尚、袁熙率残部逃往辽东，辽东郡太守公孙康杀了二人，将首级献予曹操。不过，这一仗打得也相当艰苦，尤其途中异常艰辛，大军一再推迟返程日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进了城，曹操住进司空府。这里已不是原来那座司空府了，现在的府邸面积很大，像一座宫城，坐落在邺城北部，加上紧邻的两排官署和一座大花园，几乎占据了城内一半面积。这一年，曹操五十三岁。在人均寿命不到三十岁的汉末时代，这样的年龄已属“烈士暮年”。此次北征，来去数千里，又要作战，又要长途行军，实在很疲劳，但曹操顾不上休息，很快便召集重要文武官员开会，商议要事。会议在司空府内的议事堂进行，多年后曹操在邺城称魏公，议事堂改名为听政殿，后面就是曹操的内宅。曹操首先通报了北征的简况，接着又通报了一件令很多人吃惊的事：司空军祭酒、洧阳亭侯郭嘉在归途中染病，不幸去世！
在身边所有谋士中，曹操最喜欢和信赖的就是郭嘉。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不仅精通深奥的知识，而且通晓各方面事务，《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曹操曾经对人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现在，这个被曹操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早早离开了人世，曹操如何不悲伤？曹操命人宣读了向天子所上的一份奏疏。这份奏疏记载在《三国志·郭嘉传》中：
故军祭酒郭嘉，忠良渊淑，体通性达。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于临敌，发扬誓命，凶逆克殄，勋实由嘉。方将表显，短命早终。上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
不同于日常上给天子的其他奏疏，这份事关郭嘉的奏疏一定出自曹操本人之手，因为文字间充溢着的丰沛情感是他人所无法代笔的。在这份奏疏中，曹操说郭嘉忠良渊淑、通晓事理、足智多谋，每次讨论国家大事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最恰当的建议，计谋从来没有失算过。十多年来，自己跟郭嘉出门同骑乘，回来共坐一张席子，东擒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河朔之众，越过艰险，荡定乌桓，威震辽东，取袁尚之首。这些功绩虽然凭借的是天子的神威，但具体到执行则都是郭嘉的功劳，正准备表彰他，他却短命而终。郭嘉死了，上为朝廷失去良臣而悲伤，下为失去得力助手而难过。在这份奏疏里，曹操还请求增加郭嘉的封地，加上之前的封地共一千户，爵位由郭嘉的儿子郭奕继承。
郭嘉字奉孝，豫州刺史部颍川郡阳翟县人，少年时代便常有不凡见解，看到天下大乱，二十岁左右选择了隐居生活，不出来做官，也不与世俗交往，只秘密结交各地英杰，故而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曹操奉汉献帝于许县，郭嘉的家乡离许县不远，朝廷大量招募人才，郭嘉应司徒赵温征辟担任了一名掾吏。荀彧对郭嘉的才能很了解，认为郭嘉在司徒府里做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太屈才，便把他推荐给曹操。曹操找郭嘉来谈论天下大事，谈完大为高兴。曹操打破常规，直接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古人凡正式饮宴都要行举酒祭祀之礼，一般长者先祭，“祭酒”有首席之意，“司空军祭酒”即首席参谋，类似现在的参谋长。郭嘉不负厚望，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都做出了精准分析和判断，他的一个个预言被事实验证。这是曹操评价他“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的依据。
曹操对郭嘉之死久久无法释怀。郭嘉是荀彧推荐的，而荀彧此时远在许县。《三国志·郭嘉传》记载，曹操给荀彧写了一封信，怀念郭嘉的功劳，信中说郭嘉不到四十岁就死了，与他一块儿共事前后十一年，艰难险阻共同经历过，现在突然死了，真让人难过，天下相知的人本来就少，现在又失去一个，怎么办啊？过了一段时间，曹操仍然忘不了郭嘉，又给荀彧写去一封信，说无法把对郭嘉的怀念从自己心中抹去，郭嘉对时事、军事的见解超过任何一个人。据《三国志·郭嘉传》记载，曹操甚至对荀攸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
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
荀攸是曹操的军师，以职务论是郭嘉的下属。郭嘉死后，荀攸代替了郭嘉的角色。荀攸时年五十一岁，只比曹操小两岁，因此曹操说跟荀攸是一辈人。在曹操眼中，郭嘉年纪最小，等天下平定，准备将后事托付于他，不想郭嘉却中年夭折，因此曹操喟叹：“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吗？”曹操向郭嘉托付“后事”，有人误读为要选郭嘉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曹操的本意当如以后刘备向诸葛亮托孤那样，是要把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交给郭嘉去辅佐。
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让曹操如此伤心、如此念念不忘，看来曹操动了真感情。论智谋、见识和兵法，能超过曹操的人本来就不多，他唯独对这个小他十多岁的年轻人赞赏有加，可见郭嘉确实能力超群。郭嘉料事如神的能力有时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三国志·郭嘉传》记载，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孙策趁势来攻，大家都感到担忧，只有郭嘉说孙策不足为虑，因为此人做事情喜欢冲动，准备工作一向做得很马虎，所以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无异于一个人独行于中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这些只是泛泛之论，那下面的话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后来发生的事已为天下人所知：孙策不久后被许贡的门客刺杀。类似的事情还有，比如这次北征，袁尚、袁熙逃往辽东，大家建议乘胜追击，一举讨伐公孙康，郭嘉听后笑而不言，认为不必讨伐公孙康。不久后，公孙康就把二袁的首级送来了。
后人读到这些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会以为是写史的人编造出来的，只为突出郭嘉惊人的判断力而已，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未卜先知的人。但仔细想想，也许有另外的可能。郭嘉或许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只是这不是来自他的特异功能，而是来自另一项基本功，那就是情报工作。郭嘉二十岁时就隐姓埋名，秘密结交天下英豪，不与俗人交往，这样的作风非同一般，只有干“秘密工作”的人才会把自己埋得那么深。可以这样推测：郭嘉作为曹操的首席智囊，负责曹军的情报部队，所以他得到的信息最多也最快，因而判断也最准。古代军队里有专门负责情报、侦察的士兵，叫作斥候。曹军中应该设有这样独立成军的组织，而负责人可能就是郭嘉。除搜集情报外，他们也经常深入敌后，搞一些策反、暗杀、破坏方面的工作，孙策之死也许正是郭嘉一手策划的。
三、玄武池练兵
郭嘉英年早逝，司空府里的庆功会变成了郭嘉的追思会，会场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郭嘉是曹营举足轻重的人物，之前关于他的病情一直处在保密状态，回来后才对外发丧。人们这才明白，大军一再延误原定的归期，与郭嘉途中生病并去世有关。曹操对郭嘉的葬礼和后事进行了安排，交代说下葬那天自己要亲自去凭吊。
接下来，应该讨论如何奖赏有功将士的问题，或者处理一下眼下最紧急的事务，曹操问的却是此次北征前有哪些人表示过反对意见。听到此问，之前反对北征的人顿时感到了压力。当初他们反对北征，可事实证明北征无比正确，蹋顿被斩、二袁被杀、乌桓降服、辽东归顺，不仅北方四州，就连塞外不毛之地也成了曹公新的势力范围，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众人以为曹公要处罚当初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料曹操反而给这些人以奖赏。《曹瞒传》记载了曹操对众人说的话：
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秦汉时不仅天子可称“孤”，有爵位者也可称“孤”，曹操此时有费亭侯的爵位，所以能自称“孤”。在曹操看来，此次北征是冒着生命危险侥幸取胜的，虽获成功，但实在是上天垂顾的结果，不能总这么干，众人之前的劝谏是稳妥的，应予嘉奖。通过这样的奖励，曹操想让大家今后再遇到类似情况时不要有什么顾虑而不敢多言。《曹瞒传》是三国时吴人所作，作者失考，这部书有“对敌宣传”的味道，目的自然是揭发和批评曹操的。曹操的父亲是夏侯氏之子、曹操割发代首等不少“黑料”多从此书中流出，但这部书作于三国时，即便捕风捉影也不可能完全瞎编，否则就更没有任何可信度了，应当属于虚实结合，所记的事情应该是有些“影”的。从这个角度看，此书尚有一定史料价值。
只不过，出乎《曹瞒传》编写者意料的是，他们费尽心思编的这部书本意想诋毁曹操，却无意中从侧面替曹操做了不少宣传工作。比如说，“割发代首”这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反而说明曹军纪律很严，对百姓很爱护，而曹操本人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至于曹操如何奸猾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对曹操嘉奖反对北征的人，宋人洪迈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容斋四笔》中将这件事与司马师、司马昭做过的几件类似的事情放在一起，题作《曹马能收人心》，认为曹操这样做是一种拢心之术：
操及师、昭之奸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际，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袁绍不用田丰之计，败于官渡，宜悉己谢之不暇，乃曰：“吾不用丰言，卒为所笑。”竟杀之。其失国丧师，非不幸也。
官渡之战中，袁绍大败于曹操，战前田丰向袁绍进言，袁绍不听，败后袁绍想起田丰说过的话羞愧不已。但袁绍的逻辑有些奇怪，认为自己将被田丰嘲笑，所以不仅没有愧疚，反而将田丰杀害。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北征虽获胜，但曹操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想想一路上历尽的艰辛，想想战场上瞬间就可能逆转的局面，曹操一定有些后怕，这次军事行动确实有些冒险了。
议事堂上的会议继续进行，接下来的重点转到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上。如果郭嘉在，这样的分析肯定由他来做，没有人比郭嘉更了解天下的局势了，他讲得一定非常准确和精彩，可惜郭嘉已经不在了。好在一些主要情况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的形势已经比较明晰：孙权趁曹军北上之机，于去年再次率兵沿长江西进，打着为父亲报仇的旗号直指刘表任命的江夏郡太守黄祖，这是孙权第二次征黄祖。黄祖不是对手，节节败退，眼看孙权就将占领江夏郡，但孙吴大后方出了问题，不得不暂时回师。孙吴方面具体出了什么问题不详，一种说法是江东一带的山越人起兵造反，另一种说法是孙权的母亲吴夫人病故。
面对这样的形势，曹操感到了忧虑，对北征有了更多的悔意。此次北征，即使不考虑军事冒险的因素，从战略层面看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表面上看，北征用时不到一年，为准备此战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很大，仅运河就修了上千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一场付出巨大代价的战役，这场战役把曹军主力长时间吸引至北方，从而无暇顾及南面的敌人，给孙权一个趁势快速壮大自己的机会。在曹操看来，刘表不过是冢中枯骨，荆州近十年来未有大战，兵无斗志，根本不是孙权的对手。现在，孙权得知自己回师，想必正加紧集结兵力准备三征黄祖。用不了多久，黄祖、刘表都将败给孙权，荆州七郡尽归孙权之手，益州的刘璋还不如刘表，恐怕会立即倒向孙权。这样一来，孙权的势力将西起成都、东至吴郡，占据整个长江防线和江南的大片土地，天下将一分为二，形成划江而治的死局。
形势是明摆着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全军将士及各级官员的思想从北征大捷尽快统一到与孙权抢时间的赛跑中来，务必赶在孙权前面把荆州抢过来，避免出现划江分治的局面。为此，曹操立即进行了布置：北征军团暂不解散，将士暂不按例轮休，同时调集其他地方的人马，尽快组成南征军团；向幽、并、青、兖、徐、豫等北方六州下达命令，尽最大可能征收粮食；邺城扩建工程暂停，集中人力物力在城外玄武池修建一处可供训练水军的场地。通常情况下，一场大战役结束后应好好休整一段时间，最少也要几个月，符合轮休条件的将士要放假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只有这样，军队的战斗力才能持续。但现在已经顾不上了，虽不符合用兵之法，但形势逼人，似乎已无其他选择。
上面提到的玄武池，其具体情况史书记载很少。《三国志·武帝纪》仅记载：“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肆舟师。”左思生活在距建安时代不远的晋代，他来过邺城，曾作《魏都赋》，其中写到“苑以玄武”，由此得知邺城外当时有一处玄武苑。《魏都赋》被唐人李善收入《文选注》，李善为其作注：“玄武苑，在邺城西，苑中有鱼梁、钓台、竹园、蒲陶诸果。”“蒲陶”即葡萄，这是曹丕的最爱，那时还很稀罕。李善的这条注解有些奇怪，因为玄武为古人眼中“天之四灵”之一，通常在北方，故玄武用于地名时多代表方位，“玄武门”通常为北门，“玄武池”的字面意思应该是“北门外的水池”，李善却认为它在邺城以西。无论是在城北，还是在城西，玄武池都应该是玄武苑中的一个人工湖，想必规模不小，不然无法在里面训练水军。在此之前，曹军几乎没有打过水战，也没有整建制的水军，只在北方一些大河上的津渡设有部分舟船及水兵，目的不是攻城夺寨，而是负责保护运输线或揖盗。接下来的南征，将直接面对刘表及孙权的水军，如不熟悉水战，难免吃大亏，这是曹操急于训练水军的原因。
接下来，陆续有部队开往玄武池参加训练，从各处临时征集的大小船只也汇集到了漳河，再由漳河开往邺城附近，经过临时开挖的运河驶进玄武池。昔时寂静的玄武苑顿时热闹无比，参加训练的将士都很认真刻苦。只是这样的场面多少有些滑稽，水池里怎么能还原出水战的战场呢？演得再逼真也都有点儿像小孩子们在玩游戏。没出正月，池上仍结着冰，将其清除干净并不费事，只是苦了训练的人，穿着冬衣，手冻得通红，还要紧握各式兵器，在摇晃不定的船只上训练。好在船摇晃得并不厉害，与平地相比只是行动受到了一些限制，其他方面似乎容易掌握。
四、爱子与名医
按照最佳的出兵时间，玄武池上的练兵不能超过三个月，因为最迟五月中旬必须完成人马的集结，六月初务必到达荆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赶在荆州稻谷成熟前将其占领。北方的主要作物是小麦，而荆州主要是稻谷，一般在年初播种，于六月中旬收割。尽管为南征已开始了大规模军粮筹集工作，但精通兵法的曹操一定知道“因粮于敌”的重要性。曹操曾亲自为《孙子兵法》作注，在注《作战篇》中“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一句时，曹操指出：
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驰车，轻车也，驾驷马，凡千乘；革车，重车也，言万骑之重也。一车驾四马，卒十骑一重，养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装；厩二人，主养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车驾牛。养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装，凡三人也。带甲十万，士卒数也。
曹操认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战役，首先得计算各项花费。驰车即轻型战车，由四匹马拉着；革车即重型战车，车上装载的是全军的辎重。每辆由四匹马拉着的战车，配属有十名骑士，另有二人负责做饭，一人负责保管衣服和装备，马厩里还配属有二人负责养马，以上是五个人。每辆重车由大牛拉着，配属十名步兵，另外二人负责做饭，一人负责保管衣服和装备，以上是三个人。曹操把这些说得很细致，是在强调“千里馈粮”的难度。按照曹操的算法，一支十万人的大军长途行军作战，在交通运输条件非常原始的情况下要保障各类后勤所需，至少还要动员三十万民夫负责运输。也就是说，平时只需考虑十万人吃饭的问题，到了战时就要考虑四十万人吃饭的问题，粮食消耗增加三倍。因此在考虑粮食保障问题时就不能用平时思维而必须用战时思维，战争期间粮食需求较平时有数倍乃至十数倍增长。同时，战争本身也会造成粮食大量减产，为保证军队基本需求，必须做出更周密的筹划。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很容易懂，其出处不是古代哪部经典著作，而是民国文人编纂的《南皮县志》。在该书收录的一首歌谣里首次出现了这句话。曹操之前多次为粮草所困，最窘迫时发给将士的粮食里曾出现过“人脯”这种可怕的东西，也就是人肉干。这件事记载于晋人郭颁所著的《魏晋世语》里。要想保证此次南征顺利进行，必须先保证粮草供应，而要保证十多万大军每日所需的粮草，全部千里转运无疑不是最好的办法，从敌占区直接获取一部分粮食才是明智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玄武池上的练兵就必须加速。然而，一直到五月初，曹军仍未出发。这或许有些奇怪，精通兵法的曹操怎能不知道天时的重要性？行动延后对曹军是不利的，除了错过稻谷成熟的季节以外，还将面临江南多雨期、长江涨水等困难，如果战事拖到年底，还会面临南方冬季瘟疫多发等可怕的事情。
对曹军错失先机的原因，有人怀疑与曹操的爱子曹冲此时病逝有关。这让人想起八年前的旧事，那时袁绍率大军准备从邺城出发南征，目标是曹操当时的大本营许县。大军集结完毕，袁绍最小的儿子袁尚却得了病，袁绍茶饭不思，大军因此迟迟不发。《后汉书·袁绍传》记载：“绍辞以子疾，未得行。”谋士田丰悲叹：“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几，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曹操当然知道这段往事，他不是袁绍，固然爱儿子，但不会因此耽误大事。曹军未能及时南下，也许是玄武池上的练兵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延长了训练时间；也许是从各处调集军队的命令下得过于仓促，南征军团的组建尚未完成；也许是南去的运输线没有全部打通，仍需要一些时间。不过，曹操在本年内南征的决心十分坚定，而且越来越迫切。情报显示，就在这个春天里，孙权果然发动了对黄祖的第三次西征，这一次调集的兵力更多，准备更充分，黄祖已岌岌可危。每当接到从南方传来的情报，曹操都焦急万分，他怕黄祖撑不住，怕刘表撑不到自己率大军出现在襄阳城外时。
曹操最疼爱的儿子曹冲确实是这时得病死的，这让焦虑中的曹操更增添了许多悲伤。曹冲有“天才少年”之称，是环夫人所生，当时才十三岁。有史书说曹冲字仓舒，这并不准确，古人到弱冠之年，也就是二十岁后才有表字。再者，曹操的长子曹昂字子修，曹丕字子桓，曹植字子建，此外还有子整、子勤、子乘、子京、子安等，曹操的儿子的表字中都有“子”字，曹冲不可能字仓舒，仓舒应该是曹冲的小名。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一的颛顼帝高阳氏有八个儿子，号为“八恺”，其长子名叫仓舒。曹操给曹冲起这个小名，有望子成龙之意。
在所有儿子中，曹操确实最喜欢曹冲。这个孩子从小就惹人喜爱，特别聪明，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曹冲称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记载在《三国志·曹冲传》中，发生在曹冲五六岁时。那时，曹冲的智力水平已经跟成人差不多了，孙权从江东送来一头大象，在北方这是极稀罕的动物，曹操出于好奇，想看看这头象有多重。一头大象通常有两三吨，折合汉代的度量接近一万斤，那时还没有什么东西能称出它的重量来。曹冲说出了自己的方法：把大象放到船上，在船帮的水痕处做个记号，然后再换成其他可以分次称重量的东西放上去，比较一下它们的刻度，再称这些东西就行了。曹操大为高兴，马上照办，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除了聪明，曹冲还很有爱心。《三国志·曹冲传》记载，曹操治下一向极严，对违反制度的人处罚相当重。曹操的马鞍放在库房里被老鼠咬了，库吏吓坏了，想向曹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但也害怕曹操不能原谅自己。曹冲知道后，对库吏说不用急，三天后再去自首。曹冲用刀子划破了自己的衣服，弄成老鼠咬过的样子，然后故意露出愁容来见曹操。曹操很奇怪，问：“怎么了？”曹冲说：“大家都认为老鼠把衣服咬了是一件不吉利的事，现在我的衣服被老鼠咬了，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将要发生。”曹操听完，笑了，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不必当真。”正说着，库吏来报告马鞍被老鼠咬了，曹操果然没生气，也没有追究。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三国志·曹冲传》记载，曹冲“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而曹操太喜欢曹冲了，“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但天不遂人愿，曹冲还是得病死了。生病期间，曹操亲自主持祈福仪式，为儿子请命。曹冲死后，曹操非常难过。曹丕等人过来劝慰曹操，曹操叹道：“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追赠曹冲为骑都尉，颁发印绶，后来还把曹据之子曹琮过继给了曹冲。魏明帝曹叡继位后，追封自己的这个叔父为邓哀王，历史上便以邓哀王称呼曹冲。史书只记载曹冲死于建安十三年（208），没有记载具体月份。《艺文类聚》载有一篇《曹仓舒诔》，或名《弟仓舒诔》，是曹丕为弟弟曹冲写的诔文，序中说“五月甲戌，童子曹苍舒卒，呜呼哀哉”，说明曹冲死于这一年五月。
有一部叫《先贤传》的书讲了一件事，说有一个名叫周不疑的孩子，比曹冲大三四岁，也属于神童一类的人才，聪明绝顶，“有异才”，曹操很喜欢他，认为他跟曹冲不相上下。曹操甚至想把周不疑招为女婿，但周不疑很有主见，没有答应。曹冲死后，曹操密令把周不疑杀了，曹丕知道后赶紧来劝父亲，认为不可这么做。曹操说：“此人非汝所能驾驭也。”最终还是派人把周不疑杀了。关于周不疑的事迹，《北堂书钞》载有一条记载：“曹操攻柳城不下，图画形势，问计策，周不疑进十计，攻城即下也。”如果周不疑只比曹冲大三四岁，那此时也只有十六七岁，不大可能在曹操北征乌桓时出谋划策。上面这两条记载都有问题。
对曹操来说，建安十三年（208）竟成了伤心之年，郭嘉死了，仓舒死了，生命之花不断凋落。难道曹操的身边没有好医生吗？其实是有的，而且是当时最好的医生之一，他就是华佗。华佗生年不详，推测起来大约出生于汉冲帝永嘉元年（145），比曹操大十岁左右。与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华佗年轻时专心于经学，曾到徐州一带求学，通晓几门经书，陈珪当沛国相时推举他为孝廉，太尉黄琬曾征辟他做官，都被华佗谢绝了。华佗专心于医学，无意仕途。华佗的这种选择是一个谜，一般认为这是华佗出于对医学的热爱，出于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华佗可能出于无奈，因为这不符合当时人们的主流选择。
华佗的杰出贡献在临床医学方面，同时在外科学、养生学和针灸学方面造诣很深，他发明的“麻沸散”是早期的麻醉药，有了它可以对病人实施外科手术。《后汉书》《三国志》都记录了华佗的不少故事，说明他的医术高超之处。找华佗治过病的汉末名人有不少，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正史中却没有记载，从时间上推断也不大可能。史书有记载的，一个是陈登，另一个是周泰。陈登担任广陵郡太守时得了重病，华佗曾将他救活。周泰是孙吴名将，有一次受了重伤，华佗把他治好了。
由于长期的心理压力加上劳累，曹操中年以后患上了头风的毛病，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请过很多医生，但治疗效果不佳，也无法除根，有人便把华佗介绍给了曹操。曹操见到华佗，一来是自己沛国谯县的老乡，二来听说华佗名气很大，故而对他很敬重。华佗给曹操看了病，决定用针灸的方法治疗，从曹操胸椎部的膈俞穴进针，没有多大工夫，曹操就感到脑清目明，头也不疼了，大为高兴。曹操把华佗留在身边，成为自己的专职医生。
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医生，不能经常接触更多患者便无法提高医术，对华佗来说，这是一件苦恼的事。华佗便找了个借口，说接到家中来信，自己的妻子病了，要回家看看。曹操准假，但华佗去后迟迟不归，曹操几次写信催他，华佗仍没有回来的意思。曹操大怒，再派人去核实，交代说如果华佗的妻子真的有病，对华佗不予追究，并赏赐给小豆四十斛，宽延其假期；如果有假，就把他抓起来。手下人去了一看，华佗的妻子果然没有病。曹操大怒，华佗于是被抓了回来，被关进了许县监狱。荀彧等人向曹操求情，曹操不仅不原谅，而且大骂华佗是鼠辈，下令将华佗处死。
曹操因一件看似不大的事情杀了华佗，对曹操、对华佗、对医学事业都是一件可惜的事。曹操一向“唯才是举”，又很能容人，为何容不下一名对自己很重要的医生呢？分析一下，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法理分析。曹操带队伍一向法令很严，华佗来到曹操的身边就是曹操的属下，有令必行、有征必应这是基本纪律，无论你是名将，还是名医，找个借口不执行命令是不允许的。如果可以例外，今后还怎么要求别人？曹操对纪律一向很看重，在纪律面前一向无例外，包括曹操本人在内也是如此。曹操认为华佗犯了罪，把他押回许县审问，华佗认了罪，具体罪名虽不详，但应该是“不应召”“大不敬”这些当时通行的罪款。
其次，从曹操的性格分析。曹操的性格有两面性，一方面很能容人，不管是对手，还是仇人，只要有了共同的目标，愿意走到一起，都不计前嫌，不仅任用，而且信任。徐晃、张辽都是降将，张绣、贾诩是欠下曹家血债的仇人，他们日后在曹营都发展得很好。还有刘备、关羽等人，曹操都曾真诚接纳过，在这方面基本上都是别人负曹操而曹操很少负别人。但在另一方面，曹操又特别痛恨欺骗自己的人。在这方面，他的眼里揉不进沙子。华佗请假久不归，曹操多次写信叫他回来，已经给了华佗机会，但华佗仍不归，这让曹操极为不快，曹操派人去探视，意在查明真相，如果华佗说的属实，曹操还会原谅他，如果不属实，自然会把违纪和欺骗两项罪责一并处罚。
最后，从曹操的人才观分析。曹操很认可华佗的医术，但曹操不认为华佗是天下唯一的好医生。正如曹操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不担心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医生。在曹操后来颁布的《求贤令》中，他一再强调唯才是举，但紧接着还有一句“吾得而用之”，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能为我所用才是真正的人才，不为我所用又有什么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能为我所用的人才本事越大越有害，因为他们不为我所用就有可能为对手所用，这样的人只能除掉。因此，华佗的名气和能力不仅救不了他的命，而且会让曹操坚定处死他的决心。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上面的东西可以救活人命。但这个狱吏胆小，不敢要，华佗也不勉强，便在狱中把那卷医书烧了。华佗留下了很多故事传说，却没有留下一部医学著作，更加可惜。史书明确记载华佗死于建安十三年（208），这一年的下半年，曹操一直南征荆州，推测起来杀华佗应该是上半年的事，而且曹冲死时华佗已经被杀了，更说明了这一点。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病又犯了，但曹操一开始认为不必后悔。《三国志·华佗传》记载，曹操对人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曹操认为，华佗虽能医治自己的病，但又不好好去治，故意慢慢拖着，想以此自重，自己不杀他，他也不会为自己断除病根。等到曹冲生病时，曹操不再嘴硬，叹息道：“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曹操后悔杀了华佗，让爱子仓舒眼睁睁地不治而亡。
五、田畴让封事件
尽管北征乌桓在战略上值得商榷，在战役层面取得的成果却是实实在在的，无论如何也应当奖赏一番。但就史书记载来看，曹操除奖励过反对北征的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赏赐，这与曹操之前的做法不太一样。推测起来，并非曹操全面否定了北征的成果，而是时间太仓促，马上还要南征，索性想着等南征归来一并奖赏。
也有例外。北征乌桓之战中田畴立下大功，曹操决定先单独奖赏他，拟封田畴为亭侯，食邑五百户。田畴是原幽州牧刘虞的部下，公孙瓒与刘虞相攻，之后刘虞被杀，田畴率族人躲进无终山不出。袁绍消灭公孙瓒后几次派遣使者召请，又送上将军印绶，都被田畴拒绝。袁绍死后其子袁尚又来征召，田畴始终未去。曹操北征乌桓时路过无终山，田畴却主动来见，向曹操献上奇策，建议由卢龙道出其不意发起攻击。田畴还率族人为曹军带路，曹军能大胜乌桓，与田畴的贡献密不可分。田畴不是曹操旧部，曹操大概担心南征归来再行封赏显得有所冷慢，所以专门先为田畴论功。
可是，田畴拒绝受封。田畴认为自己当初为避难而率族众逃入山中隐居，自己不问仕禄，如果因此得封，将不是本意，故而反复推让。田畴这样做并非对曹操有什么意见，因为他虽然没有接受封赏，但把自己的亲属、族人共三百余人迁来邺城居住，曹操赐给的车马谷帛等物田畴也都接受，都拿来散给族人。田畴不肯受封，确实如他所说，出于本心。曹操尽管不甘心，但试了几次，见田畴意向坚决，也就不再勉强。
可这件事在曹操心中始终挥之不去，曹操认为田畴辞封虽然成就了个人志向，于国法而言却是不合适的。曹操于是又一次下令，给田畴封爵。命令下达，田畴继续上疏陈述心志，表示拒绝，甚至以死自誓。曹操不听，想强迫田畴接受封赏，但尝试四次都没有成功。如此一来，事情就变了性质，面对荣誉，推辞是一种美德，但到了这种情形仍在拒绝，似乎就变成了固执。有的人甚至认为田畴的做法很有问题，属于以自己的小名节来对抗公理，建议免除田畴的一切职务，并追究刑事责任。
曹操对这件事很重视，如何处理迟迟不能决定，于是交给曹丕，让他与大臣们讨论。曹丕认为田畴的举动跟当初子文辞禄、申胥逃赏相同，应予鼓励，而不是强夺他的志愿。曹丕的观点得到了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等人的支持。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大臣，曾担任令尹，为减轻民众负担坚持不接受俸禄；申胥即申包胥，也是楚国大臣，曾立下大功，楚王要奖赏他，他就逃跑不接受。
可是，一向开通的曹操偏偏在这件事上固执了起来，仍然要给田畴封侯。曹操心中有些不快，不仅是面子问题，而且担心田畴让封的举动会在社会上产生消极影响。《三国志·田畴传》记载，田畴一向跟夏侯惇关系很好，曹操便让夏侯惇去做田畴的工作。夏侯惇不仅去了，而且找了个借口索性住进田畴家里，想跟他长谈，不答应就不走。田畴知道夏侯惇的来意，任凭他怎么说就是一言不发。夏侯惇没招儿了，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老兄，主公如此盛情，能不能给个面子？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了，田畴仍不松口。田畴动情地说：“是何言之过也！畴，负义逃窜之人耳，蒙恩全活，为幸多矣。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雅知畴者，犹复如此，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于前。”田畴说，自己只是个负义而逃难的人，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难道是通过出卖卢龙塞来交换赏禄吗？即使国家照顾，自己也心中有愧。你一向是了解我的，居然也这么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自刎于将军面前吧。田畴一边说，一边涕泣横流。夏侯惇看到这种情景，知道确实没有再劝的余地，据实报告曹操。曹操慨叹无语，只好作罢。
田畴确实是一个不慕功名利禄的人，所以一再让封。田畴举动的背后没有对曹操或者朝廷的敌意，相反，田畴一再恳切表示自己对现状已经很满足，对曹操也充满感激之情。对田畴的忠诚，曹操未必会多想，但这件事让曹操有了另外的想法。曹操想到的是，田畴是个影响力很大的名士，如果有才能的人都效仿他，连出来做事也不屑一顾，那问题就大了。曹操一向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在群雄对峙仍在继续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曹操后来三次颁布《求贤令》，宣传自己“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鼓励人才出来效力，建安十三年（208）发生的田畴让封事件可能是触发这些政策的原因之一。
田畴的事让曹操心情有些郁闷，但还有一件事也让他不快。曹冲早夭，按当时的风俗，要找一个合适的亡女跟他合葬，算是冥婚。刚巧，从辽东归来的名士邴原这时死了女儿，曹操派人向邴家表达合葬的意愿。虽然儿女都不在人世，但冥婚也形同于正式的婚姻关系，如此一来就跟曹操成了儿女亲家，这么好的事换作别人一定很高兴，邴原却一口拒绝了。邴原与管宁、华歆等人并知于世，三人号称为一条龙。曹操在名士面前又碰了个“软钉子”，感到很没面子。但他仍善待邴原，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曹丕新娶的夫人甄宓知道这件事后，觉得是个机会。她娘家刚好死了个女孩，辈分和年龄与曹冲正合适，于是主动提出合葬请求。甄宓是曹冲的嫂子，要与曹冲合葬必然是甄宓的姐妹。甄宓比曹丕年龄还大，合葬的应该是甄宓的妹妹。甄宓共有兄弟姊妹八人，其中姊妹五人，与曹冲合葬的究竟是哪一个妹妹，无法考证，不过，由此甄家跟曹家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
六、才女蔡文姬
就在建安十三年（208）上半年的这段异常紧张的日子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一代才女蔡文姬归来。这件事最早记录在《后汉书·列女传》中：“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这里并未载明蔡文姬归来的具体时间，郭沫若根据《后汉书·列女传》的记载，结合曹丕《〈蔡伯喈女赋〉序》和丁廙《蔡伯喈女赋》，推断其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郭沫若在《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说：
我推定她的出嫁是在初平三年，倒退十六年上去，当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她归汉于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时年三十一岁。
考虑到上一年曹操还在北征途中，而这一年的下半年又在南征途中，因此曹操派人将蔡文姬赎回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安十三年上半年，即动身南征前的这几个月里，只有这段时间，曹操才有精力处理这件事。由于此事与曹操有关，所以一般人把“文姬归汉”视为“三国故事”。其实，严格来说它应该是“东汉故事”。也因为这个原因，《三国志》没有提及此事，而是被《后汉书》记载了下来。
蔡文姬本名蔡琰，文姬是她的表字。南朝梁人刘昭编了一部《幼童传》，记录了之前各代一些神童的故事，其中一则是蔡文姬“六岁辨琴”。一次，蔡文姬的父亲蔡邕鼓琴，弦断了，当时只有六岁的小文姬看都没看就说断的是第二根弦。结果证明，那根断弦确实是第二根，蔡邕很惊讶，以为她是瞎蒙的，于是故意弄断了另一根弦，问女儿是第几根。结果女儿说是第四根。又答对了。这件事传出后，蔡文姬被认为是神童。《后汉书·列女传》说蔡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除音乐外，蔡文姬还擅长文学、书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文姬集》，但其中绝大多数篇章已失传，保存至今的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皆文学史上的名篇。
蔡文姬是公认的一代才女，她的传奇经历让人感叹，故而文姬归汉的故事历代以来都是人们歌咏、传诵的题材，唐玄宗时著名琴工董庭兰将《胡笳十八拍》谱成曲，诗人李颀在《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中写道：“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宋朝画家李唐创作《文姬归汉图》，共十八幅，反映的也是文姬归汉的前后经过。自古至今，“文姬归汉”是诗文、绘画、戏曲、影视等文艺作品经常表现的内容，相关故事早已人尽皆知。
然而，《后汉书》在写到蔡文姬归来时并没有用“文姬归汉”这样的说法，一直到宋朝之前这一说法都不存在，尽管这个故事为许多人所知晓，但没有“归汉”这样的标签。直到宋朝，蔡文姬的归来才被称为“归汉”。宋朝诞生了一批以“汉姬归汉”为主题的画作。据《宣和画谱》记载，北宋时画家李公麟画过蔡文姬归来的画，只是没有保存下来，画作的内容及标题都不清楚。随后，画家李唐绘制了《文姬归汉图》册页，共十八幅，基本遵循的是《胡笳十八拍》的诗意，描绘了蔡文姬被迫入胡中、在胡地思念汉土及终于回归汉土的故事。这幅画至今仍能见到，真迹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王铎曾题此画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但据清代学者胡敬在《胡氏书画考三种》中考证，此画实为李唐所画。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一幅《文姬归汉图》，画上本无名款，清代学者考证认为是南宋画家陈居中所作。画作描绘了蔡文姬辞别左贤王及儿子、随汉使回归的情景。与李唐所画不同，此画非册页，只有一幅。但画中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蔡文姬与左贤王及儿子告别，另一部分是汉使的迎接队伍。值得注意的是，此画中汉朝使者穿的是宋人服装，匈奴人穿的则是金人的服装，“借古说今”的意味十分明显。此后，以蔡文姬“归汉”为主题的画作还有不少，如刘辰翁的《文姬归汉图》、张瑀的《文姬归汉图》等。“文姬归汉”的故事主题逐渐形成并强化，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清各代，并被以小说、诗歌、戏曲等体裁一再演绎，在人们心中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
宋朝距蔡文姬回归已有数百年，为何到了宋朝，蔡文姬回归突然成了热门故事了呢？这与宋朝的外部形势有关。“靖康之难”后，辽、西夏及之后的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两宋国力虽远强于它们，却在战争中连连败北，社会情绪整体很低落。这时，人们想到了蔡文姬的故事，并将其定位为“归汉”，其实是对往日辉煌的怀念与留恋。因此，“归汉”是后人加给蔡文姬故事的主题定位，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站在东汉末年的角度看，“归汉”的定位却未必成立。
把蔡文姬从南匈奴人那里回来称为“归汉”，潜在含义是承认南匈奴与汉朝是对等关系，认为南匈奴人的地盘不是汉朝，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东汉末年，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两部，南匈奴亲汉内附，北匈奴被打败北走。北匈奴原有地盘被后来崛起的乌桓、鲜卑等部族瓜分。南匈奴没有建立独立政权，其部族首领接受汉朝册封，无论南匈奴，还是东汉朝廷，都认为南匈奴只是东汉政权的一部分。内附的南匈奴主要居住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河东郡平阳，即今天的山西临汾附近；另一个是所谓的“西河美稷”。关于后一个地方，至今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是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也有人认为它在山西离石。南匈奴的首领称单于，当时有呼厨泉、于扶罗等著名单于，左贤王应该是他们手下的部族首领，叫什么名字已不得而知，究竟生活在平阳，还是生活在“西河美稷”，也无法推断。
蔡文姬落于南匈奴人之手后，可能生活在伊克昭盟，也可能生活在今天的山西北部，甚至生活在山西西南部的临汾一带，而且后面两种可能性更大，这与一般人印象中的情形会有所不同。但即便生活在伊克昭盟，在当时这里也在东汉行政区划之内，并不是“外国”。所以，蔡文姬归来不能称为“归国”，称“归汉”也不够严谨。宋朝人之所以说成“归汉”，是因为宋朝与辽、西夏、金的关系和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宋朝人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这件事的，站在历史的角度就不能这样看了。蔡文姬的家乡是“陈留圉”，即陈留郡圉县，此地在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圉镇，该镇目前建有“蔡邕蔡文姬纪念馆”。蔡文姬回归后，没有居住在曹操的大本营邺城，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蔡文姬，一个中原女儿，在命运的驱使下，来到内蒙古或山西生活了一段时间，最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圉县，这个过程称“文姬归圉”似乎更合适。
蔡文姬能够归来，于国于家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在当时，其实这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蔡文姬落入左贤王部，左贤王是南匈奴单于手下的部族首领，当时的南匈奴听命于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朝廷，蔡文姬在南匈奴生活多年，并在那里结婚生子。曹操如果以命令的形式去要人，势必破坏与南匈奴之间的关系，故而曹操专门派出使者，还带上了丰厚的礼物，包括珍贵的“金璧”，这才妥善解决了问题，将蔡文姬接回。
曹操一向有大局观，在即将发起南征的关键时刻，他还特意去做这样一件事，显然不是随意之举，也不是心血来潮。对此，一个十分流行的解释是，曹操与蔡文姬从小“青梅竹马”，曹操打听到蔡文姬的下落后，出于“旧情”才不惜代价要把蔡文姬接回来。一些小说、戏曲、影视剧就是以此为主线演绎曹操与蔡文姬之间故事的。曹操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确实“有旧”，他们都曾担任过品秩六百石的议郎一职，任职时间大致相同，故而蔡邕是曹操的“故人”，曹操早年与蔡文姬有接触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从年龄上看，二人不可能“青梅竹马”。曹操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蔡文姬生年不详，根据她没入胡中前的婚姻状况及主要经历推测，郭沫若等学者认为她出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前后，也就是说二人的年龄相差了二十多岁。曹操和蔡邕同为议郎是在汉灵帝光和年间，当时曹操已三十岁左右，而蔡文姬只是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他们不可能“青梅竹马”。还有人认为曹操看中了蔡文姬在文学上的成就，把她接回是为了“繁荣文学事业”。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多少说服力。蔡文姬固然有才华，曹操也固然喜欢写诗作文，但此时的曹操满脑子都是军事和政治问题，哪有心思考虑文化方面的事？况且，曹操的身边其实不缺一流文人。儿子曹丕、曹植不必说，还有众星闪耀的“建安七子”，似乎并不缺少蔡文姬这一个。
曹操耗费心力将蔡文姬接回，“青梅竹马”和“繁荣文学事业”的理由都没有说服力，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似乎是故人之情，曹操出于对老朋友蔡邕的旧情，听到他后人的消息后，便想把蔡文姬接回故乡来。然而，仅仅因为这一点，曹操就在建安十三年（208）上半年的这个日理万机的多事之秋，专门派出使者，带上重礼，还冒着破坏联盟的危险去要人，理由看起来仍显得不足。
曹操把蔡文姬接回，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关于这一点，似乎可以到蔡文姬的父亲蔡邕那里找答案。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也是一名耿直的大臣。除此之外，他还承担《东观汉记》部分篇目的撰写工作。东汉建立之初，汉光武帝刘秀即下诏修撰本朝国史，朝廷为此专门设立了修史馆，因该馆位于洛阳南宫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的东观内，故而将国史命名为“东观汉记”。与《汉书》《后汉书》不同，《东观汉记》是一部“当朝史”，时间每向前发展一段就续写一部分，所以在东汉一朝有许多著名学者都参与了这项工作。
汉灵帝时，蔡邕及杨彪、卢植、韩说等人参与了《东观汉记》的编撰工作。其中，蔡邕撰写的篇目最多，包括《灵帝纪》及其他列传四十二篇、志十篇。后来，王允借故要杀蔡邕，但这项工作还在进行，蔡邕便向王允说，《东观汉记》尚未修完，自己愿像司马迁那样以刑赎罪，以便继续撰写《东观汉记》。这句话反倒提醒了王允，坚定了杀蔡邕的决心。蔡邕死后，《东观汉记》的主要撰写者是杨彪，也就是曹操身边著名谋士杨修的父亲。曹操与杨彪之间关系微妙，曹操曾将杨彪治罪。在曹操看来，杨彪显然不是撰写当朝史书的合适人选，但要再找其他人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修史的条件极为艰苦，朝廷经过董卓之乱和西迁，所保存的档案、图书已散失殆尽，许多珍贵的史料只能靠个人典藏进行补充。蔡邕就是当时最著名的藏书家，蔡文姬归来后，曹操专门向蔡文姬打听过蔡邕所藏图书的情况。《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曹操问蔡文姬：“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蔡文姬告诉曹操，她父亲留下了四千多卷书籍资料，但“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不过，蔡文姬从小就有默记的过人天赋，能背下来的有四百多篇。曹操一听十分高兴，马上派十名书吏做她的助手，让蔡文姬把她所默记的那些内容写出来。
蔡文姬流落胡中前曾多年生活在父亲身边，对蔡邕创作的东西很熟悉。蔡邕那时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东观汉记》的撰写上，蔡文姬所能默记的要么是最重要的内容，要么与《东观汉记》有关，故而曹操才如此重视。杨彪之后，曹操心目中续写《东观汉记》的最佳人选就是蔡文姬，这大概才是曹操竭力促成文姬归来的原因。不过，后来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曹操死后，曹丕禅代称帝，东汉灭亡，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被降为曹魏的山阳公，《东观汉记》里不再有《献帝纪》，写到上一任汉灵帝就终止了。即便蔡文姬后来真的续写了《东观汉记》，她所写的篇章也无法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