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众志成城：巩固新政权，发挥好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共同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民主党派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五大社会运动中，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密切了与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关系，为巩固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支持土地改革

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新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总的来说对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其中不少人自己就是地主，或者和地主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这部分人的自身现实利益和土地改革是矛盾的。

1950年6月，中共中央提交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土地改革法（草案）》。为了统一认识，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并在各种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批驳那些怀疑、反对土改的错误言论，在统一认识后才提交讨论。各民主党派通过反复讨论，认识到土改是“中国独立、民主、富强和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分别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拥护土地改革，号召各自党派的成员为土改的彻底完成而努力奋斗。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障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应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他号召民革的“全体同志为全会决议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一些和封建土地制度关系密切的爱国起义将领，现身说法，表示拥护土地改革。民革成员、曾率部起义的爱国将领刘文辉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的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与刘将军同举义旗的邓锡侯将军也表示：“这样一个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挚地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地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服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土地改革法》正式公布后，各民主党派立即发布了拥护、支持土地改革的指示、决议，号召动员其成员学习贯彻土改法，积极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7月1日，《土地改革法》公布的第二天，民盟即举行第七次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在本年实行土改各地区，凡有本盟组织者，应即发动盟员积极参加。”8月4日，民盟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动盟员参加土地改革的通知》，重申中央常委会决议，并对参加土改工作的盟员，提出“须有决心”“须参加训练”“须遵守并执行法令政策”“须服从统一领导”等四项要求。9月23日，民盟中央又发出《关于动员盟员在土地改革中加强宣传工作的通知》，希望各地组织，“动员盟员实际参加土改外，尤应针对土改问题，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经常广泛开展学习与宣传工作”，各级盟组织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纷纷举行报告会、动员会，编印宣传小册子，宣传土改政策，交流学习心得和参加、参观土改的体会。对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或亲友是地主、富农的盟员，一些支部还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站稳立场，过好土改关；同时，也对丧失立场、破坏土改的个别盟员进行了组织处分。据不完全统计，民盟至少有978人参加了土改工作。民盟中央机关干部由领导带队分四批共49人参加了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土改工作，并组织参观了华北、西北地区的土改工作，参加和参观土改归来的同志多次在盟内介绍情况，使广大盟员普遍受到教育。

在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了的广大农村全面铺开。到1953年春，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就连最敏感的社会学家也没有想到，这场冲击中国封建制度数千年根基的伟大变革，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成为中国土改运动的坚决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军队入侵朝鲜半岛，第七舰队开往台湾海峡，随后又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怎么办？是出兵迎战，还是隔岸观火？未满周岁的共和国面临一次严峻的抉择。在中共中央彻夜商讨对策的同时，周恩来和李维汉先后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三次紧急协商。大家一致认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0月19日，当首批25万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时，即使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们也未必知道，这支队伍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共中央接受民主人士的建议而确定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初曾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黄炎培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周恩来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黄炎培说：“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听后说：“有道理！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志愿的，这是民间的事，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说着，毛泽东提笔将“支援”两字改写成“志愿”。周恩来赞同说：“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宣布：“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这份历史性文献，措辞严谨、大义凛然，充分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决心赢得战争、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而它的初稿也是由民主党派人士起草的。

在《宣言》精神感召下，民主党派成员和全国工商界人士热情投入到宣传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和军烈属的群众性运动之中：

——1951年5月，民革中央成立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并在一些省市陆续建立了27个分会，至年底，民革党员捐献现金13亿余元（旧币）。

——1951年7月，农工党成立了捐献委员会，为捐献“中国农工民主党号”飞机1架开展了全党捐献活动。到1951年10月，全党共捐款2亿多元（旧币）和金银首饰、手表等一批实物，其中黄琪翔夫妇捐出西式楼房两座。

——致公党除了组织内地、香港党员捐款外，还在马来亚、南美洲等地华侨中募捐，仅1951年华南总支部党员就捐款2亿7千多万元（旧币）。

——九三学社也积极行动起来，仅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社员就捐款5亿元（旧币）。

——1951年夏天的头两个月，全国工商界就捐献飞机400余架，为夺取抗美援朝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民建中央号召下，民建党员与各地工商业界积极行动起来。北京工商界捐献飞机31架，天津捐献飞机38架、现金29亿元（旧币），上海捐献404架，武汉捐献4架，成都捐献4架，济南、青岛捐献34架，福州捐献8架；其中民建会员捐献179架。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先后组织了三批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群体积极参与了这些慰问前线活动，并积极动员各自成员、子女和亲属踊跃参军参战，参与国内的国防军队建设。九三学社许德珩亲自把儿子送上了前线。民建胡厥文、胡子昂、吴蕴初等60多位会员送子女或亲属上前线，吴蕴初说：“我爱我的女儿，但更爱我的祖国！”

“三反”“五反”与“工商业改造”的顺利推进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三反”运动，随后又展开了“五反”斗争。“三反”“五反”运动对于同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民建会员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工商界思想比较混乱，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搞“五反”是政府要钱，处理他们是“不教而诛”，不少人存在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自己的产业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上海一度出现了咖啡馆、歌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现象。在运动初期，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做法，使得一些工商业者对生产经营丧失了信心。

黄炎培及时写信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3月15日，毛泽东邀约黄炎培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着重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民建会对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根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这场谈话对于帮助民建巩固和发展组织、联系团结工商界起了重要的作用。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

同年9月，民建北京市委会举行会员大会，黄炎培事先认真地写好讲稿，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仔细的修改并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对这些修改，毛泽东还在信中作了诚恳的说明：“……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思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读了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黄炎培思想豁然开朗。当晚他就给毛泽东写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方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此后，黄炎培积极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还领导民建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巩固了年轻的共和国，而主要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经过三年发展也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通力合作、团结奋斗。

李济深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已古稀之年，第一次看到中国打败美国，第一次看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变成现实，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廉政建设如此彻底。”李济深的一席话说出了民主党派人士的心里话，表达了当时各族人民的普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