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生政权：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

“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似乎是中国古代历史恒久不变的道理，但是1949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人。1949年9月，司徒美堂到达北平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面。考虑到年过八旬的司徒美堂不能乘车上山，毛泽东临时出了个主意：在一把藤椅两边绑上两根木棍，做成一副“轿子”抬老人上山。两人见面后，司徒美堂不无感慨地说：“原先心里有种想法，主要还是对共产党了解不深，以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要上台，我们这些人是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想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毛泽东对言：“我们今后要长期一起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

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大精神和智慧结晶就是7000余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建国大纲，它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准则，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3个决议案，并且进行了大会选举。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6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有3人。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63人组成，主席、副主席共7名，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3名；在56名政府委员会委员中，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27名，占了46.5%。这个格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行使国家权力，实践人民民主的基本组织与行动架构，充分体现了多党合作的特质。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照此发表，不要漏掉

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新华社记者李普就站在毛泽东身后不远的地方。

毛泽东宣读完公告后，李普上前要稿子。毛泽东知道李普是记者，指着一张字条叮嘱说：“这个纸条你注意，千万不要丢掉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毛泽东宣读的公告稿是铅印好的文件，上面别了一张毛泽东签字并写有批语“照此发表”的字条。

原来，《公告》原稿中只开列了主席和6位副主席的姓名，接着写的是“陈毅等56人为委员”，其他55人都省略掉了。10月1日上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张治中建议在《公告》里公布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毛泽东当即明确表态：“好，把56名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大家听了热烈鼓掌。

这份名单是这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无党派）、李济深（民革）、张澜（民盟）、高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民革）、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无党派）、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无党派）、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民进）、郭沫若（无党派）、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民盟）、沈钧儒（民盟）、沈雁冰（无党派）、陈叔通（无党派）、司徒美堂（致公党）、李锡九（民革）、黄炎培（民建）、蔡廷锴（民促）、习仲勋、彭泽民（农工党）、张治中（民革）、傅作义（无党派）、李烛尘（民建）、李章达（救国会）、章伯钧（农工党）、程潜（民革）、张奚若（无党派）、陈铭枢（民联）、谭平山（民联）、张难先（无党派）、柳亚子（民革）、张东荪（民盟）、龙云（民革）

这份名单，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了半壁江山，政府委员会委员中民主人士26名，占46.5%，许多非中共人士担任了重要职务。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各派实力人物，尽在其中。

中共内部也有少数同志产生了质疑和不满，他们对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有的说：“革命还不如不革命，不革命还不如反革命”；有的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还有人说：“不应该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组织上去发展他们”；一些战功累累的将领直言不满：“我们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语锋直指三位民主人士副主席中的李济深和张澜。鉴于内部少数同志的疑虑和不满，中共高层努力开展思想工作。

当时来自解放区的一些同志看到张澜戴瓜皮帽、穿长衫，一副遗老的样子，表示反对。这时朱德公开讲话了：“讲到革命，诸位没有一个比他早的。”张澜品德高尚，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曾在旧社会当过四川省长，为公益事业捐赠了大量资金，但他的夫人照旧当农民、住茅屋；他的布衣长衫从家乡穿到繁华的上海，穿到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北京市在1949年11月18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党代表会议，彭真在会上作了“关于搞好同党外人士合作和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问题”的讲话，严肃批评了这些错误思想。关于为什么要加强同党外人士合作，彭真强调：一是党在如何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许多方面，还缺乏人才、经验，而党外不乏在这些方面有经验的人士；二是这样的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回顾我国革命的历史，哪一次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革命就失败。只靠共产党三个字来勉强领导，最终是要从领导位置上掉下来的。这次开诚布公的讲话，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团结党外人士、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请君出山、为民做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刚刚从农村转入城市，从搞武装斗争转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急需大批领导人才和专业人才，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汇集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科学素质和管理水平的人才。开国大典过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始运作，对各界民主人士的安排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少数人对民主人士“当官”心存顾虑，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民主人士也不是那么热衷于“当官”，请这些人“当官”并非易事。

黄炎培，这位大半生恪守“不为官吏”信条的清末举人，早年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均坚辞不就。蒋介石在1927年和1946年先后两次以高官厚禄利诱，甚至采取恫吓手段，也没能把黄炎培拉进官场。新中国成立时，黄炎培已是走过71岁人生的古稀老人。组建新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来到黄炎培的寓所，诚心诚意地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听了周恩来的请求，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态度诚恳的周恩来，他犹豫不决：“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听了黄炎培的话，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黄任公不老”，又细心解释：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研究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出来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违背“为人民”的宗旨？……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中国共产党的道路，给了黄炎培很多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了他极大的鼓舞，黄炎培基本上被说服了。次日，他找来好友孙起孟等人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中共求贤若渴，劝其接受政务院的职位。当晚，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黄炎培感激不尽，他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终于答应担任公职。

对于此事，黄炎培的四子黄大能不解地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正色回答：“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为了向更多有着同样疑问的朋友袒露心迹、说明缘由，黄炎培在《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周恩来还请在旧社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学家梁希出任林垦部部长。当梁希得知这一消息后，曾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子：“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当即回复：“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深为感动，慨然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在拟定名单过程中，周恩来缜密考虑，反复斟酌，不断平衡协调，使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在政务院及下属各部委中，各界民主人士担任的职务、人选及比例为：

4名副总理中的2名：郭沫若、黄炎培，占50%；15名政务委员中的9名：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占60%；4名委员会主任中的2名：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占50%；30名部、会、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的13名：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占43%。此外，在各部、会、院、署、行63位副职中，有各界民主人士29位，占46%。

在政务院各部门中，各界民主人士所占比例最低为43%，最高达60%。除政务院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辖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等国家强力部门中，也对各界民主人士作了适当安排。这出乎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