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戴震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之评价

20世纪前半叶的学者和哲学家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哲学倾向出发，对于戴震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不同的评价。

冯友兰从现代儒家的立场出发，以宋明儒学的思想为准绳，对清代哲学的整体成就评价不高，认为清代哲学只是宋明理学的余绪，他们在个别问题上虽有一些新见解，然而在整体思想框架上未能跳出宋明儒学的宏规。他在1946—194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对清代哲学只字未提。即使在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清代哲学所占的比重亦很小，戴震只占其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冯先生着重介绍了戴震哲学中的道、理、性、才四个概念，然后分析了戴震哲学的“求理方法”，戴震对人性善恶来源问题的看法，戴震与荀子和宋代理学之关系。基于以上几个方面对戴震哲学的认识，冯先生对戴震哲学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做出了如下评价：“由上所述，吾人可见东原之学，实有与宋儒不同之处；但东原未能以此点为中心，尽力发挥，因以不能成一自圆其说之系统。此东原之学，所以不能与朱子、阳明等匹敌也。”[19]这与胡适、梁启超二人对戴震哲学成就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的评价大相径庭。

20世纪上半叶，除上面几位系统的研究者之外，像刘师培、王国维等人对戴震学说的历史贡献及其不足亦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处在革命时期的刘师培对戴震的“达情遂欲说”做了肯定性的评价。他说：“孰意宋儒倡说，以权力之强弱定名分之尊卑，于是情欲之外，别有所谓义理、三纲之说，中于民心，而君上之尊，遂无复起而抗之者矣。戴氏此言，本于《乐记》，力破宋儒之谬说。孔门恕字之精义，赖此仅存，不可谓非汉学之功也。”[20]

王国维在中西比较的宏观背景下，曾对戴震哲学中“理”字的哲学意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对于“理”字有如下认识：“于形而上学之价值（实在）外，兼有伦理学上之价值（善）。其间惟朱子与国朝婺源戴氏之说，颇有可味者。”[21]

在此认识基础之上，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戴震与朱子对“理”字理解的同与异。他说：“朱子所谓‘安顿得好’，与戴氏所谓‘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者，则其视理也，殆以‘义’字、‘正’字、‘恕’字解之。于是‘理’之一语，又有伦理学上之价值。其所异者，惟朱子以理为人所本有，而安顿之不恰好者，则谓之欲；戴氏以欲为人所本有，而安顿之使无爽失者理也。”[22]

然而，由于他对清代哲学的整体成就评价不高，故在与宋学的比较中，对戴震哲学的整体成就评价亦较低。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一文中，王国维说：“近世哲学之流，其胶浅枯涸，有甚于国朝三百年间者哉！……其中之最有价值者，如戴东原之《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文达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23]

不过，王国维对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还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清代汉学：“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24]。又说：“要之，以宋儒之说还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三代，而使吾人得明认三代与唐、宋以后之说之所以异，其功固不可没也。”[25]

然而，王国维接下来的扩展性论述，以戴、阮二人哲学为代表以证明中国人不擅长理论思维，这样的结论可能不太切合实际。他说：“度戴、阮二氏之说，实代表国朝汉学派一般之思想，亦代表吾国人一般之思想者也。此足以见理论哲学之不适于吾国人之性质，而我国人之性质，其彻头彻尾实际的有如是也。”[26]后来，王国维又通过对《水经注》的比较研究，认定戴震在人品上有瑕疵，进而对戴震的哲学进行了严厉的道德批判。他说：“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未尝与孔、孟合。”[27]另外，王国维对戴震的人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理由如下：其一，平生不肯言学问所自出；其二，袭取赵本水经注的成果而不言。由此二条，王国维进一步认为，戴震的错误“实与其性格相关”[28]。王国维对戴震学术及其性格的批评，含有很浓的价值判断意味，而非纯粹的学术批评。而有关戴震与赵氏《水经注》之关系，胡适晚年有十分详细地辨析。其结论是戴震并非抄赵氏《水经注》，与王国维结论相反。由于此问题与本书的主题相去甚远，故暂不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