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戴震伦理学中自由思想、重要概念的现代解读

蔡元培最早揭示出戴震伦理学中具有现代自由的精神。他在《中国伦理学史》附录中说：“至于欲，则自来言绝欲者，固近于厌世之义，而非有生命者所能实行。即言寡欲者，亦不能质言其多寡之标准。至东原而始以人之欲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为己之情之界，与西洋功利派之伦理学所谓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者同。”[11]蔡元培在分析了中国学说为何不能有大步的进展原因之后，对清初以来由黄宗羲、戴东原等人所开创的新伦理学之先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此所以自汉以来，历二千年，而学说之进步仅仅也。然如梨洲、东原、理初诸家，则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12]

蔡元培之后，梁启超进一步分析了戴震伦理学对自由与命定关系的认识，并对其自由思想之特征进行了分析（见第一章第一节）。容肇祖先生一方面肯定戴震伦理学中包含了自由精神，另一方面又对戴震伦理学的思想体系做了较详细的理论分析，并指出了戴震伦理学中“以情絜情”思想的漏洞，可以说是对戴震伦理思想研究的深化。容氏说：“以情絜情的学说，是一种消极的道德。戴氏所谓‘遂己之好恶，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逞欲’，如果能用这以情絜情的方法去律己，当然可以免除这种弊病。”“但是如果把以情絜情的方法，应用于积极的方面，以为施于人的标准，这是有流弊的。因为人的好恶不是一致的，断不能以己之好恶，作为他人的好恶的标准。”那么戴震伦理学毛病出在何处呢？容氏认为问题出在他的大前提上，即“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13]。我们可以说“人是同有欲的”，但不能说“人是同所欲的”。“‘遂己之好恶，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逞欲’，即所谓侵犯他人的自由，这固然是不好；而施于人以己所能受者，亦不免有时流于困苦他人的毛病。则所谓‘以情絜情而无爽失于行事’，当不易做到。”[14]

20世纪40年代末期，侯外庐对戴震哲学中包含的自由思想及其特征亦有所肯定。他认为戴震对自然与必然关系的论述，颇类似于“自由乃必然之把握”这一命题。大体上是说：“如果放任自由，而不把握必然并占有自然，则人类是自然的奴役，而非自然的主人，反丧失自由，这道理是接近科学的。但东原是观照论者，不是实践变革论者，故亦仅能部分地接近真理而已。”[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