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震哲学思想的旨趣及其方法论特色之分析

（一）理论旨趣

20世纪初期，章太炎先生率先对戴震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并给予了积极评价。他对清初诸儒有如下认识：“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2]章氏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对戴震哲学中为民请命的终极旨趣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说：“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3]又云：“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又谓衽席之间，米盐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后人视之猥鄙。其中坚之言尽是也。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节而民无瘅。”[4]

另外，章氏还初步梳理了戴震以降的“皖学”师承关系，对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与以惠栋为代表的“常州学派”之间的差异给予了精辟的分析。他说：“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5]而且，他还肯定了戴震考据学的成就及其思想价值；对魏源批评戴震及其学派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章太炎之后，梁启超、胡适第一次对戴震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之后，现代新儒家之一冯友兰也对戴震的哲学思想做了少量的研究。不过，在冯氏的思想框架里，清代哲学只不过是宋明理学的继续罢了，对戴震哲学的主旨缺乏真切的体认。他认为，戴震“自以辟道学家之学为己任，如孟子以辟杨墨为己任然”[6]，这一观点其实将戴震“孟子化”了，只能是冯氏个人思想倾向的曲折反映。

（二）方法论特色及其贡献与不足

20世纪初，蔡元培对戴震哲学的方法论特色及其贡献有较精到的认识。他认为：“东原之特识，在窥破宋学流弊，而又能以论理学之方式证明之。”其学说的优点有三条。第一，“心理之分析”，以“欲、情、知三者为性之原质”，与西洋心理学家将心分为意志、情感、知识三部分相同。第二，对情欲之界限有所规定，“以人之欲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为己之情之界”。第三，对善的标准之设立，“使人人得遂其欲，得达其情”。简言之，东原之学说“其立说之有条贯，有首尾，则尤其得力于名数之学者也”。当然，蔡氏亦看出了戴震伦理学之不足。他说：“东原囿于当时汉学之习，又以与社会崇拜之宋儒为敌，势不得有所依傍，故其全书，既托于孟子，而又取群经之言一一比附，务使与孟子无稍异同，其间亦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失。而其时又不得物质科学之助力，故于血气与心知之关系，人物之所以异度，人性之所以分于阴阳五行，皆不能言之成量，此则其缺点也。”[7]

除蔡元培之外，容肇祖先生对戴震“以学求理”的理性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这种方法“是应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事物”。以此为例，进一步论证清代“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容氏将戴震的求理方法概括为两种：“强恕以去私”“学以去蔽”，前者是通过伦理情感的启发，后者是通过知识的学习，皆是用理性的方法获得人事之理与客观事物之理。容氏基本同意胡适对戴震哲学地位的评价，并进一步认为：“戴震说的理及其求理的方法，是戴学的精髓，所以使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站立了一个顶重要的位置的原因。”他认为，戴震说的理，“就是在事物中所得的条理”。“他以为则，匪自我为之，必求诸物，即科学上客观的寻求于事物上之‘法则’。又以为理是天下之民无日不秉持为经常，即人类行为的定则。言行之得当与否，就是得理与失理的分别。”“他以为‘理’是抽象的，不是实质的。”这种“实体实事自然上的必然法则”，“是人心的明白能够分别出来的，即人人所承认的必然的法则”，而且这种生于“心知之明”的“理”“是存乎情欲之中，必然而无憾”的。他虽然主张达情遂欲，但不是提倡放纵情欲，而是“要在情欲中求其无疵，求其不惑乎所行”。这便是戴震所说的“理”。根据以上对戴震“理”字内涵的归纳，容先生对戴震所说的“理”进一步分析道：“是事物上的条理，客观上所得的事物的法则，故此他很重分析的研究。”而且戴震所运用的方法——“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得”，乃“是用着科学上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他所谓的理”[8]。另外，容氏还对戴震学说之于后世的影响做了简要概述，从而揭示了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与自己民族精神传统的内在关系。

冯友兰对戴震哲学的主旨似无深入体认，然对戴震的方法论则有所关注。他认为，戴震的“求理方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从人事方面，这种求理之方法，即“絜人之情”是也。也即“孔子所谓忠恕之道，《大学》所谓絜矩之道”。二是在别的事物方面求理，“则‘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9]。

另外，有些学者通过对戴震诗学的研究，概括出了其学术研究的方法，亦具有一定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如吴时英在论戴震的诗学时，对戴震的治诗方法做了研究。他认为，戴震反对汉儒的“缘辞生训”方法，而创立了“通证”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取诗中同样的字归纳拢来求一个共通的解释；或者取同样组织的辞句归纳来得一个共同的辞例”。举例言之，诗《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毛传》说：“采采，事采之也”，朱熹说：“采采，非一采也”，二者都将“采”字当作动词。戴震不同意他们的解释，在诗中举出与之类似句式，如“采采芣苢”，又如“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等句，以证明“采采”为形容词，为一望而众多貌。[10]像这种解释诗的方法，在其诗补注中还有很多例子。由此可知，戴震以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归纳法和内证法来进行古典文献研究，其研究方法亦体现了一种近代哲学精神气质。